反對西山會議派和國家主義派的斗爭

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國民黨右派的活動也日益加緊。還在孫中山病危期間，馮自由等人即在北京成立“國民黨同志俱樂部”，公開反對廣州革命政府，反對共產黨。孫中山逝世后，他們的活動更加猖狂。1925年11月，謝持、鄒魯等10多人盜用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名義，召開所謂“國民黨一屆四中全會”，非法決定另立國民黨中央於上海，取消共產黨員的國民黨黨籍，開除譚平山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一職，解除鮑羅廷的顧問職務，取消國民黨政治委員會，開除汪精衛的國民黨黨籍六個月並停止他擔任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職務。這次會議是在北京西山碧雲寺舉行的，所以通稱這些人為西山會議派。會后，他們在上海自行組織“國民黨中央”，同廣州的國民黨中央相對抗。對西山會議派的分裂活動，絕大多數國民黨中央部門和地方組織表示堅決反對。西山會議派由此而聲名狼藉。

中國共產黨站在反對西山會議派斗爭的前列，連續發表通告，“聲明此次北京會議無效”，號召全國各地的共產黨人痛斥西山會議派。時任國民黨代理宣傳部長的毛澤東在由他主編的《政治周報》上發表文章，旗幟鮮明地指出：同西山會議派的斗爭“實乃繼續革命與放棄革命之爭”﹔西山會議派“事實上是做了帝國主義的工具”。

1925年12月，國民黨在廣州召開中央執行委員和中央監察委員聯席會議，斥責西山會議派的分裂活動，並決定於次年1月召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隨后由各地選出的國民黨二大代表中，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佔很大優勢。陳延年、周恩來等人主張通過國民黨二大嚴懲西山會議派，還提出在選舉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時，少選中派，多選左派，爭取共產黨員達到三分之一。但維經斯基把戴季陶、孫科、葉楚傖等人視為“中派”，指示中共中央要拉住他們。在維經斯基的安排下，陳獨秀等在上海同孫科、葉楚傖、邵元沖談判，表示中國共產黨無意包辦國民黨，也不希望在即將選出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增加共產黨員的人數，希望孫科等人回廣州參加國民黨二大。

1926年1月1日至19日，國民黨在廣州舉行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的決議案和宣言是由共產國際制定后向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提出的。共產黨人吳玉章任大會秘書長。在出席大會的代表中，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佔很大優勢。由於共產黨人吳玉章、林祖涵、譚平山等和國民黨左派人士宋慶齡、何香凝、鄧演達等的共同努力，大會繼續堅持反對帝國主義和軍閥勢力的主張，堅持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對參加西山會議的老右派分子痛加斥責，並分別給予警告以至開除黨籍的處分。在大會選出的中央執行委員和中央監察委員中，左派人士和共產黨人佔一定比例。中共中央於2月12日發出第七十六號通告，對此次大會給予很高評價，指出國民黨二大“表示中國民族運動的成功”，“表示出國民黨左派之勝利”。

共產黨人在這次大會上也有失誤。大會召開前，黨內在討論共產黨員參加國民黨執行委員會的人數時曾發生爭執。起初，陳獨秀提出共產黨員應為七人，鮑羅廷表示反對，主張不超過國民黨一大時的三人，其理由“為的是不嚇跑中派和不無謂地刺激右派”①。陳獨秀不得不作出讓步，最后一致同意四人。選舉的實際結果是，在36名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中共產黨員有七人，未達到三分之一。大會雖然對戴季陶主義進行了批判，但戴季陶仍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蔣介石在這次大會上第一次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隨后在二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常務委員會委員，2月1日又擔任國民革命軍總監，一躍而為國民黨軍政要員，為其后來奪取國民黨的領導權打開了方便之門。

這個時期，中國共產黨人還對國家主義派展開了批判。國家主義派是一個反蘇反共的政治派別。1923年底，曾琦、李璜等在巴黎建立中國青年黨，標榜國家主義和全民政治，反對馬克思主義，破壞國共合作，受到旅歐共產主義者的批判。1924年秋，曾琦、李璜等回國后，與左舜生等會合，在上海創辦《醒獅》周報，在各省、市陸續發展了30多個國家主義派小組織。從1925年冬到1926年上半年，國家主義派的活動囂張一時。

國家主義派抹煞國家的階級實質，宣揚反動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思想，攻擊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學說和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政策。毛澤東、周恩來、惲代英、瞿秋白、蕭楚女等發表文章和講話，揭露國家主義派的反動面目，指出國家主義派雖然高喊“外抗強權，內除國賊”，卻不反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封建軍閥，而專門反對共產黨和蘇聯，反對最受壓迫的工農的解放，這充分表明國家主義派實際上是帝國主義者和軍閥的工具。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上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