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奪取革命領導權的陰謀活動

當北伐被正式提上國民政府的議事日程之后，時任國民黨中央常委、國民革命軍第一軍軍長、黃埔軍校校長、廣州衛戍司令和國民革命軍軍事總監的蔣介石，即把北伐的大規模軍事行動看作擴大自己的勢力、建立個人獨裁統治的極好機會，同時也把正在蓬勃興起的以共產黨為代表的革命力量看作實現其野心的最大障礙。在北伐戰爭開始的前夜，他策劃了一系列限制共產黨、限制蘇聯顧問、奪取領導權的陰謀活動。

這時，汪精衛一身兼任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國民政府主席和軍事委員會主席三大要職，直接控制著黨、政、軍大權。他同蘇聯顧問保持密切聯系，靠近共產黨。在國民黨的重要人物胡漢民、許崇智等離開廣州后，蔣介石同汪精衛爭奪國民黨最高領導權的矛盾突出起來。1926年2月26日，蔣介石突然扣留親近汪精衛的國民革命軍第一軍第二師師長王懋功，第二天將他押送出境，改派親信劉峙擔任衛戍廣州的第二師師長，消除了后顧之憂。

對於蔣介石的異動，鮑羅廷毫無警惕。2月，聯共(布)中央委員、蘇聯紅軍總政治部主任布勃諾夫率聯共(布)使團來中國。鮑羅廷在北京向布勃諾夫使團匯報工作時說，廣州國民政府掌握在國民黨左派汪精衛和蔣介石等人手中﹔國民革命軍六個軍長中有四個是可靠的，其中就有第一軍軍長蔣介石。鮑羅廷說過此話不到一個月，蔣介石制造了打擊共產黨的事件。

3月18日，黃埔軍校駐省(省城廣州)辦事處主任歐陽鐘稱“奉蔣校長的命令”，通知海軍局代局長、共產黨員李之龍速派有戰斗力的軍艦到黃埔聽候調遣。當李之龍派中山艦開到黃埔后，蔣介石否認有過調艦命令。這時謠言蜂起，說蘇聯顧問和共產黨員要劫持蔣介石，等等。3月20日，蔣介石在廣州實行緊急戒嚴，逮捕李之龍，監視和軟禁大批共產黨人，解除省港罷工委員會的工人糾察隊武裝，包圍蘇聯領事館，監視蘇聯顧問。這就是中山艦事件(又稱三二○事件)。

中山艦事件激起黃埔軍校一部分進步學生的憤慨。他們在校內張貼標語，反對蔣介石逮捕共產黨人，並准備上街示威游行。在廣東的國民革命軍六個軍中，有五個軍的軍長同蔣介石存在不同程度的矛盾。在蔣介石直接掌握的第一軍中，共產黨有很大影響。在廣州及其附近，還有共產黨直接領導的葉挺獨立團，有2000多人的工人糾察隊和10余萬有組織的工人。顯然，蔣介石這時還沒有足夠的力量同共產黨分裂，他所採取的種種措施，仍帶有試探性質。他用突然襲擊的方法造成緊張局面，然后又玩弄兩面派手法緩和矛盾，甚至假惺惺地向以汪精衛為首的中央軍事委員會提出“自請從嚴處分”的呈文，聲稱由於事起倉促，“專擅之罪，誠不敢辭”。他還表示此舉同廣州其他各軍無涉。在蔣介石的拉攏下，各軍軍長如譚延闿、朱培德、李濟深等由中立觀望轉而支持蔣介石。3月22 日，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通過蔣介石提出的在黃埔軍校和第一軍中排除共產黨員、解除蘇聯顧問季山嘉等人職務、撤回第二師各級黨代表、查辦“不軌”軍官等提案。汪精衛感到孤立，一籌莫展，憤而稱病去職。

中山艦事件發生后，毛澤東、周恩來等提議對蔣介石採取強硬態度，中共廣東區委負責人也主張給蔣以回擊。但是在廣州的布勃諾夫使團不贊成反擊，認為左派力量不足以同蔣介石對抗，馮玉祥的國民軍已在北方遭受重大挫折，反擊會在南方同蔣介石的關系搞得緊張起來，影響蘇聯對華政策的實施﹔甚至認為事件的發生是顧問團的工作，“主要是軍事工作方面所犯的錯誤”所致。鮑羅廷在事件發生后返回廣州，也主張對蔣介石採取和解政策。

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和陳獨秀最初對中山艦事件的有關情況不完全了解，沒有立即表態。布勃諾夫使團到上海介紹了事件的過程后，陳獨秀受其妥協退讓態度的影響，看不清事件的本質和蔣介石的陰謀，錯誤地認為它是左派內部的許多誤會造成的，不能用簡單的懲罰蔣的辦法來解決，不能讓蔣介石和汪精衛之間的關系破裂，更不能讓第二、第三軍和蔣介石的第一軍之間發生沖突。在妥協政策指導下，中共中央接受蔣介石的無理要求，撤回第一軍中的共產黨員。共產黨員被迫撤出第一軍后，毛澤東、周恩來等建議把這批力量派到其他軍去，中共中央沒有接受他們的主張。

蔣介石通過中山艦事件，不僅打擊了共產黨，而且打擊了汪精衛和國民黨左派，大大加強了他在政治上、軍事上的地位。這一事件成為國共關系發展中的一個轉折點。

接著，蔣介石採取的一個重要步驟是策劃從國民黨的領導機構中排擠共產黨人，全面控制國民黨的黨權。5月15日，國民黨召開二屆二中全會，蔣介石借口改善兩黨關系，揚言為避免共產黨在國民黨內的力量發展引起“黨內糾紛”，應有一個“消除誤會的具體辦法”。於是，他提出所謂《整理黨務案》。其主要內容是：共產黨員在國民黨高級黨部任執行委員的人數不得超過各該黨部全體執行委員的三分之一﹔共產黨員不能擔任國民黨中央各部部長﹔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名單須全部交出，等等。會前，蔣介石曾同鮑羅廷數次商談，要他接受這個要求。鮑羅廷根據聯共(布)中央政治局要中共黨員繼續留在國民黨內的方針，對蔣介石採取退讓的態度，在未同中共中央協商的情況下，同意了蔣介石的要求。

出席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的中共黨團成員，對是否接受《整理黨務案》的意見並不一致。指導中共黨團的張國燾根據鮑羅廷的意見，要大家接受，使《整理黨務案》得以順利通過。於是，擔任國民黨中央部長和代理部長的共產黨員譚平山、林祖涵、毛澤東等隻得辭職。蔣介石當上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部長兼軍人部部長，隨后又當上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這樣，蔣介石的權力迅速膨脹，一手控制了國民黨、國民政府和國民革命軍的大權。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上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