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為北伐做准備

對於國民革命軍的北伐，在華的蘇聯顧問和中國共產黨人是積極支持的。早在1925年3月東征軍佔領汕頭之后，廣州革命政府軍事總顧問加倫就開始籌劃北伐問題。9月，加倫在《今后南方工作展望或日1926年國民黨軍事規劃》中，正式提出北伐的計劃，設想於1926年下半年初即可開始北伐，並擬定了軍事部署。1926年1月，鮑羅廷在國民黨二大期間的演說中也強調向北發展的必要性。2月中旬，鮑羅廷在向布勃諾夫使團匯報工作時，更明確地指出北伐已“刻不容緩”，並賦予北伐與孫中山的“純軍事討伐”不同的革命內涵，認為北伐必須與群眾革命運動，特別是與農民的土地革命相聯系，因此要有明確的要求和綱領。布勃諾夫在研究中國情況后同樣認為，“現在就要開始促使廣州對吳佩孚採取更積極的行動”，並且強調“想不’牽涉‘農民群眾而進行北伐，這就意味著絕對要犯錯誤”。

1926年2月21日至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特別會議。會議認為：在英、日帝國主義的支持下，吳佩孚、張作霖已建立“反赤”聯合戰線向國民軍進攻，必然對廣東革命根據地構成威脅。所以，“現在的時局，實在是中國革命的生死存亡的關頭。固然應該在北方努力集中一切革命勢力來抵御帝國主義的反攻，然而根本的解決，始終在於廣州國民政府北伐的勝利”。“黨在現時政治上主要的職任”是從各方面准備北伐，“而北伐的政綱必須是以解決農民問題作主干”。

北京特別會議認為，農民是工人階級最需要最靠得住的同盟軍，然而隻有國民黨或馮玉祥國民軍有政權的地方，農民運動才能發展，黨應使此政權推廣於各省，以此擴大農民運動的基礎，“所以廣東國民政府的北伐，便成了第一等重要的問題”。會議還指出，准備北伐，“不僅是廣東作軍事的准備，更要在廣東以外北伐路線必經之湖南、湖北、河南、直隸等省預備民眾奮起的接應，特別是農民的組織”。這就是說，要將農民運動同革命戰爭、奪取政權結合起來。

北京特別會議對武裝斗爭問題也有進一步認識，明確指出：“中國的潮流已漸由宣傳群眾組織群眾而近於開始准備武裝群眾的時期”﹔“軍事工作，目前在C.P.裡已佔最重要的地位，中國C.P.應特別注意此項工作”。為此，會議決定成立軍事委員會，下設北京、河南、廣州三個軍委分會。

陳獨秀雖然因病未能出席這次會議，但他對北伐是積極倡導和熱心支持的。他從上海致電會議，表示“必須解決北伐問題”。他在1926年6月30日召開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會議上指出：現在中共中央內部一致主張進行北伐，以使廣州擺脫內外威脅。在分別致函汪精衛和蔣介石，督請政府出兵北伐時，他對蔣介石散布中共反對北伐的論調給予了堅決駁斥，指出中共“不是根本反對北伐”，只是“主張廣東目前要積聚北伐的實力，不可輕於冒險嘗試”。

黨的各級組織對舉行北伐十分擁護，並按照中共中央北京特別會議精神，積極發展工農運動，為迎接國民革命軍的北伐做准備。到1926年5月初，全國工會會員增加到120多萬人﹔農民協會組織遍及10余省，會員發展到近百萬人。5月上中旬，在廣州同時召開第三次全國勞動大會和廣東省第二次農民代表大會。出席農民代表大會的除廣東66個縣選出的200多名代表外，還有湖南、湖北、廣西、福建、江西、河南、浙江、江蘇、山東、山西、貴州等省的代表，它實際上起了全國農民代表大會的作用。兩個大會一致認為，鞏固和擴大工農組織，建立緊密的工農聯盟，並同革命軍和各界革命群眾結成大聯合，督促和援助國民政府北伐，是當前的主要任務。兩個大會聯合向國民政府請願，要求從速出師北伐，打倒軍閥，統一中國，並表示工農誓作國民政府的后盾。

對於北伐，共產國際和聯共(布)中央最初是不贊成的，認為國民政府應以集中力量鞏固廣東革命根據地為主要任務。中山艦事件后，聯共(布)中央強調爭取喘息時間，再次作出“廣州不應提出佔領廣州以外新地區的目標，而應在現階段把注意力集中在內部工作上”的決定。共產國際也明確表示，反對廣州國民政府在目前進行北伐。受莫斯科的態度和中山艦事件的影響，共產國際遠東局負責人維經斯基認為，在蔣介石已經統治國民黨中央的情況下，舉行北伐是有害的。

在中共中央內部，由於中山艦事件和整理黨務案等事件接連發生，陳獨秀和中央部分領導人對蔣介石的野心和軍事獨裁傾向感到憂慮，加之考慮到北方革命形勢的低落，所以在維經斯基等人的勸說下，陳獨秀改變了支持立即北伐的態度。他於7月7日在《向導》上發表《論國民政府之北伐》一文，認為北伐的時機“尚未成熟”，“現在的實際問題，不是怎樣北伐，乃是怎樣防御”。他還擔心，北伐“若其中夾雜有投機的軍人政客個人權位欲的活動，即有相當的成功，也只是軍事投機之勝利，而不是革命的勝利”。陳獨秀對蔣介石的憂慮不是沒有道理，但他的文章發表在廣州國民政府誓師北伐的前夕，使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陷於很大的被動。這篇文章受到黨內外許多人士的批評。

北伐出師后，為了制定對資產階級和國民黨以及蔣介石的方針，在共產國際遠東局直接指導下，中國共產黨於7月12日至18日在上海舉行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二次擴大會議。會議在分析民族資產階級的狀況時指出：“自’五卅‘以來，中國的資產階級已漸漸成了民族運動中之重要成分，且有領導此運動之傾向”﹔“不過資產階級的特性，一旦得到些小勝利，稍稍能夠安慰其階級的要求，便立刻發揮其妥協根性，離開民眾，背叛革命而與敵人合作”。會議認為，“國民革命若沒有資產階級有力的參加，必陷於異常困難或至於危險”，不能“敵視他們過早，逼他們為帝國主義利用”。在這種矛盾的心態下，會議雖然指出了資產階級的妥協性，但對資產階級在革命中的作用估計偏高﹔雖然提出要防止右的和“左”的兩種錯誤傾向，但又害怕斗爭會嚇跑資產階級，“使革命運動流產”。會議把蔣介石列為新右派，但又強調他與老右派有質的區別，並幻想爭取他向左轉。會議提出對國民黨的策略是：“擴大左派與左派密切的聯合，和他們共同的應付中派，而公開的反攻右派”。可是，會議仍將老右派作為主要斗爭對象，看不到新右派蔣介石已逐漸發展成為同共產黨爭奪領導權的更危險的對手。

會議通過的《軍事運動議決案》是中共中央第一次正式作出的關於軍事問題的決議。決議雖然強調黨要“進行相當政治宣傳”，助長“進步的軍事勢力”，但沒有提出黨應當力爭直接掌握軍隊的任務。這說明黨對於軍事工作的極端重要性還缺乏充分認識，仍然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對於群眾運動的領導方面。

會議對農民運動再次給予很大的重視，指出：“農民的政治覺悟及其在政治生活上的地位，必是一天一天地發展，將成為民族解放運動中之主要勢力。”黨要“取得這項農民的勢力，取得農民運動的指導權”。但在具體政策上，會議對農民運動作了一些不適當的限制。

這次擴大會議對發動工農運動配合北伐戰爭起了積極作用。但會議沒能提出防止國民黨新右派力量增長的有效對策。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上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