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說遵義會議
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次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遵義會議會址正門

長征開始后，廣大干部、戰士眼看第五次反“圍剿”開始以來，紅軍迭次失利，湘江之戰后幾乎瀕於絕境，這與前四次反“圍剿”勝利發展的情況形成鮮明對照，由此他們逐漸覺悟到，這是排斥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領導，貫徹執行錯誤的軍事指導方針的結果。

在上述背景下，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遵義召開擴大會議。出席會議的政治局委員有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朱德、陳雲、博古，候補委員有王稼祥、劉少奇、鄧發、何克全（凱豐），還有紅軍總部和各軍團負責人劉伯承、李富春、林彪、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書長鄧小平。

會議首先由博古作關於反對第五次“圍剿”的總結報告，他過分強調帝國主義、國民黨反動力量的強大等客觀困難，而不承認主要是由於他和李德壓制正確意見，在軍事指揮上犯了嚴重錯誤而造成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接著周恩來就軍事問題作副報告，他指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是軍事領導的戰略戰術的錯誤，並主動承擔責任，作了誠懇的自我批評，同時也批評了博古和李德。張聞天按照會前與毛澤東、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見，作反對“左”傾軍事錯誤的報告，比較系統地批評了博古、李德的軍事指揮。毛澤東接著作了長篇發言，對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進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評，並闡述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戰術問題和此后在軍事上應該採取的方針。王稼祥在發言中也批評博古、李德的錯誤，支持毛澤東的正確意見。與會大多數同志都同意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提出的提綱和意見。會議最后指定張聞天起草決議。張聞天根據與會多數人特別是毛澤東發言的內容，起草了《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決議充分肯定毛澤東等指揮紅軍多次取得反“圍剿”勝利所採取的戰略戰術的基本原則，明確指出博古、李德在軍事上的單純防御路線，是他們不能粉碎敵人五次“圍剿”的主要原因。

遵義會議根據變化了的情況，改變黎平會議先以黔北為中心，再去川南創造根據地的決議，決定紅軍渡過長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地區建立根據地。會后，又根據敵情的變化，決定中央紅軍在川滇黔三省廣大地區創造新的根據地。

此外，遵義會議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選舉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決定常委中再進行適當的分工﹔取消在長征前成立的博古、李德和周恩來組成的“三人團”。3月中旬，在貴州鴨溪、苟壩一帶，成立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新的“三人團”，在戰爭的環境中，這是中央最重要的領導機構。

在緊急的戰爭形勢下舉行的遵義會議，沒有全面地討論政治路線方面的問題。但是遵義會議明確地回答了紅軍的戰略戰術方面的是非問題，指出博古、李德軍事指揮上的錯誤，同時改變中央領導特別是軍事領導，解決了黨內所面臨的最迫切的組織問題和軍事問題，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而這些結果，又是在中國共產黨同共產國際中斷聯系的情況下獨立自主地取得的。這次會議，在極端危急的歷史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從此，中國共產黨能夠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領導下，克服重重困難，一步步地領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所以說，遵義會議是黨的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它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開始走向成熟。

選自《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1000個為什麼》

韓廣富 曹希嶺 主編

中共黨史出版社 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