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說遵義會議上毛澤東
與張聞天的合作有力促進了會議的圓滿成功？

油畫《遵義會議》

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一個偉大轉折點，其重要意義之一在於從此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全軍的領導地位。然而這一轉折的實現，並不是靠毛澤東一個人孤立進行的，而是得到了黨和紅軍許多高級領導人的支持和合作，其中一個關鍵人物就是張聞天。

遵義會議召開的一個直接背景是，第五次“圍剿”的失敗和紅軍長征初期階段的失利，徹底暴露了“左”傾錯誤和領導的無能，從而引起了全軍上下的普遍不滿，同時人們也就自然地想起毛澤東過去領導紅軍粉碎敵人“圍剿”的成功經驗。但是20世紀30年代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從統治中央一開始，就是由共產國際支持的“左”傾宗派集團負責推行的，第五次反“圍剿”的最高的軍事指揮又是由凌駕於中共中央之上的李德擔任，毛澤東則遭受排擠，在黨和軍隊中處於無權的地位。因此如果當時統治中央的“左”傾領導集團內部沒有人覺悟過來，要想很快糾正這條錯誤路線則是非常困難的。在此緊急時刻，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張聞天首先明確站到了毛澤東一邊，對毛澤東領導地位的確立起到了重要作用。在遵義會議上，張聞天作了批判“左”傾錯誤的重要報告（通稱“反報告”）。這個報告無疑主要是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寫成的。然而當時毛澤東畢竟不是常委，如果在中央領導中沒有一個常委出來代表正確的觀點來作這樣的報告，就很難想象會議能順利地取得成功。所以1960年7月毛澤東和周恩來都曾經提到過，在遵義會議上“博古作報告”，張聞天作“反報告”。當年出席遵義會議的楊尚昆回憶，會議批評博古報告的程序首先是張聞天的“反報告”，接著是毛澤東的發言。后來人們都知道毛的發言，而張的“反報告”鮮為人知。根據保存下來的陳雲的傳達提綱記載：“擴大會中恩來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綱和意見。”這裡首先提到的提綱就是洛甫（即張聞天）的報告提綱。僅此一點就可以看出張聞天在遵義會議上對毛澤東是起了很好的配合作用。對此，毛澤東曾作過這樣的評價：“一九三五年一月遵義……是在第三次‘左’傾路線中犯過錯誤的一部分人，出來和其他同志一道反對第三次‘左’傾路線。”“如果沒有洛甫、王稼祥兩個同志從第三次‘左’傾路線分化出來，就不可能開好遵義會議”。

毛澤東努力爭取張聞天的合作，從一個側面表現了他在同錯誤路線斗爭中的雄才大略。據師哲回憶，在延安時，毛澤東對他說過，張聞天在中央蘇區是頗有影響的人物，這不只是因為他的地位和身份，而且還有他本身的因素。長征路上隻要能爭取到張聞天，問題就解決了一大半。而對張聞天來說，從錯誤路線轉變到同毛澤東合作，則是突出表現了他的務實和無私。毋庸諱言，他在王明“左”傾錯誤時期確實犯了“左”的錯誤。但當他在實踐過程中逐漸發現錯誤時，能夠勇於表達自己的不同看法，並為此與博古發生分歧。1933年冬第五次反“圍剿”開始不久，他同毛澤東對滸灣戰斗發表過相同的意見﹔1934年春在軍委討論廣昌戰斗時又同博古發生直接沖突。為此李德竟以宗派口吻相威脅，而張聞天則仍堅持自己的觀點。從某種意義上說，遵義會議之前他同毛澤東合作，是冒著相當風險的，而促成遵義會議的成功則是他一生中對革命事業做出的最大貢獻。所以我們說遵義會議上毛澤東與張聞天的合作，有力促進了會議的圓滿成功。

選自《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1000個為什麼》

韓廣富 曹希嶺 主編

中共黨史出版社 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