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鄂贛地區的工農運動和毛澤東對農民問題的重視

毛澤東組織湖南農民運動

隨著北伐戰爭的勝利推進，國民革命軍所到之處，軍閥的反動統治被推翻，民眾有了集會、結社、罷工、游行示威等政治自由，革命群眾運動以前所未有的聲勢蓬勃發展起來。

1926年9月17日，中華全國總工會在漢口設立辦事處，積極指揮湖北及鄰近各省的工人運動。12月，全國工會會員由北伐前的100萬人增加到近200萬人，其中湖南、湖北、江西的發展尤其迅速。1926年12月1日，湖南全省工團聯合會按中華全國總工會章程改組為湖南全省總工會。到1927年2月，全省有工會組織533個，會員達32.6萬余人。1926年10月10日，湖北全省總工會在漢口成立，到1927年春，全省共計成立工會約500個，會員達四五十萬人。不僅大、中城市建立了統一的工會，而且大部分縣也陸續成立了縣工會。湖南、湖北、江西等省還組織了相當數量的工人糾察隊。長沙、武漢、九江等城市相繼出現大規模罷工，罷工工人提出增加工資、減少工時、改善勞動條件、反對封建性的工頭制和包身工制等要求。這些斗爭，大多數取得了勝利。

在北伐軍佔領的地區，農民運動得到更大規模的發展。北伐軍進入湖南后，湖南農村掀起了一場迅猛異常的革命大風暴，攻擊的矛頭直指土豪劣紳、貪官污吏，旁及各種宗法的思想和制度。許多地區的地主政權、地主武裝被打得落花流水。在那些打倒了地主政權的地方，農民協會便成為鄉村唯一的權力機關。1926年11月，毛澤東擔任中共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書記后，決定以湖南、湖北、江西、河南為重點開展農民運動。到11月底，湖南有54個縣已建立農民協會組織，會員達107萬人﹔到1927年1月，會員又增加到200萬人。湖北、江西等省的農民運動也有很大發展。在湖北，全省農民協會會員由1926年7月的3萬多人增加到11月的20萬人左右。江西的農協會員從1926年10月的6000多人發展到11月的5萬多人。在湖南、湖北、江西農民運動大發展的推動下，其他各省的農民運動也逐漸興起。

毛澤東對農民問題十分重視。1926年9月，他發表《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一文，論述了農民運動與國民革命的關系，指出農民問題是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宗法封建的地主階級特權，要靠“農民從鄉村中奮起打倒”。他指出，與工人階級首先進行經濟斗爭不同，“鄉村的農民，則一起來便碰著那土豪劣紳大地主幾千年來持以壓榨農民的政權(這個地主政權即軍閥政權的真正基礎)，非推翻這個壓榨的政權，便不能有農民的地位，這是現時中國農民運動的一個最大的特色”。12月20日，毛澤東出席湖南全省第一次農、工代表大會的歡迎會，在作《工農商學聯合的問題》演說時指出：“國民革命是各階級聯合革命，但有一個中心問題。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就是農民問題，一切都要靠農民問題的解決。”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毛澤東到湖南的湘潭、湘鄉、衡山、醴陵和長沙等縣考察農民運動。他召集農民和農運工作者開各種類型的調查會，獲得大量第一手材料，寫成《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於3月在《戰士》周報上公開發表。在這個報告中，他熱烈贊頌農民群眾打翻鄉村封建勢力的偉大功績，尖銳地批駁黨內外責難農民運動的各種謬論，闡明農民斗爭同革命成敗的密切關系。他指出：“國民革命需要一個大的農村變動，辛亥革命沒有這個變動，所以失敗了。現在有了這個變動，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一切革命的黨派、革命的同志，都應當站在農民的前頭領導他們前進。他強調：必須依靠廣大貧農作“革命先鋒”，團結中農和其他可以爭取的力量，把農民組織起來，從政治上打擊地主，徹底摧毀地主階級的政權和武裝，建立農民協會和農民武裝，由農民協會掌握農村一切權力，然后進行減租減息、分配土地等斗爭。中共中央主管宣傳工作的瞿秋白很重視這個報告，於3月間在《向導》發表該文的前兩章。4月，當漢口長江書店以《湖南農民革命(一)》作書名將此報告公開出版時，瞿秋白為之寫了序。

1927年3月30日，湖南、湖北、江西、河南四省農民代表舉行聯席會議，選出毛澤東、譚平山、彭湃、方志敏和鄧演達等13人組成中華全國農民協會臨時執行委員會。這個委員會對發展各地農會組織、擴大農民武裝、建立農村革命政權和解決土地問題等，做了具體部署。4月4目，國民黨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在武昌開學。講習所為全國培養了約800名農運骨干。

在工農運動的高潮中，漢口、九江發生了震驚中外的收回英租界的斗爭。1927年1月1日至3日，武漢各界群眾為國民政府遷都武漢和北伐勝利舉行各種慶祝活動。1月3日下午，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學員在漢口江漢關與英租界毗連的空場內講演時，英國水兵突然沖出租界，用刺刀刺傷民眾數十人，其中3人重傷，造成一三慘案。英軍的暴行激起武漢人民的極大憤怒。1月5日，武漢市民二三十萬人舉行反英示威大會，會后游行群眾沖入並佔領了漢口英租界。1月6日，英國水兵又在九江逞凶，打傷工人數名。九江人民激於民族義憤，沖進租界，拆毀租界四周所布的木樁、沙袋、帶刺的鐵絲網等物。駐九江的北伐軍獨立第二師也向英國領事提出強烈抗議。武漢國民政府支持群眾收回租界的正義要求，決定由外交部長陳友仁主持對英交涉。聲勢浩大的群眾反帝運動同武漢國民政府的外交談判相結合，迫使英國政府不得不作出讓步，在2月19日和20日分別與武漢國民政府簽署協定，將在漢口、九江的租界交還中國。這是中國人民反帝斗爭史和外交史上的一次重大勝利，使中國人民受到極大鼓舞。

這一時期，工農運動在迅猛發展的同時，也出現一些過激的傾向。劉少奇在1937年總結大革命失敗的教訓時指出，“在一九二七年前我們還犯了’左‘傾的錯誤，尤其是在工人運動中”。在國民革命軍控制下的長沙、廣州等地，特別是武漢，工人“提出使企業倒閉的要求，工資加到駭人的程度，自動縮短工作時間至每日四小時以下(名義上或還有十小時以上)，隨便逮捕人，組織法庭監獄，搜查輪船火車，隨便斷絕交通，沒收分配工廠店鋪”。一些地區農民斗爭中的偏激現象也較突出，“擅自捕人游鄉，隨意罰款打人，以至就地處決，驅逐出境，強迫剪發……禁止榨糖釀酒，禁止坐轎，禁止穿長衫等等”。這些雖是運動的支流，但擴大了打擊面，不利於爭取本來可以爭取的社會力量，給擴大和鞏固革命聯合戰線增加了困難和阻力。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上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