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主義的干涉與革命陣營內部矛盾的表面化

北伐戰爭開始以后，革命勢力迅猛發展和北洋軍閥勢力分崩離析的局面，是帝國主義列強始料未及的。這時，帝國主義列強已度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的危機，處於相對穩定時期，因而它們能以較多的力量來干涉中國革命。但由於列強之間為爭奪在華利益又存在著尖銳的矛盾，所以，它們採取的政策和干涉手段在開始時不盡一致。

英帝國主義者是武力鎮壓中國革命的急先鋒。1926年9月，北伐軍勝利推進到長江流域時，英國軍艦憑借不平等條約獲得的內河航行特權，游弋於長江水面，屢肇事端。9月5日，英艦借故公然炮擊四川萬縣(今重慶萬州)城，釀成千余家民房店鋪被毀、死傷1000余人的萬縣慘案。1927年1月，北伐軍向長江下游推進時，英國又提議由英、美、日、法四國出兵，實行聯合武裝“保衛上海”。這時，各國紛紛增兵中國。在上海及長江一帶，共有外國軍艦60余艘，集結在上海的外國軍隊共2萬余人，造成武力威脅中國革命的嚴重局勢。

不過，帝國主義者也懂得，正在急劇高漲的中國革命潮流不是用直接出兵就可以輕易平息的。他們越來越重視採用分化革命統一戰線的新策略。美、日帝國主義者看到，控制國民黨軍政大權的蔣介石是一個可以拉攏的對象。1926年11月，美國的一家報紙著文指出，蔣介石指揮的軍隊取得成功后，外國在華利益不會受到損失。1926年底，日本外相幣原派外務省條約局局長佐分利貞男前往漢口、南昌活動，並會見蔣介石。佐分利向幣原報告：在南昌和武漢之間存在著尖銳的矛盾，今后裂痕將日益明顯。1927年1月，日本駐九江領事江戶在廬山會見蔣介石時，蔣明確表示，他非但不打算廢除不平等條約，而且將盡可能尊重它們。江戶向幣原電告后，幣原判斷蔣介石是國民黨內“穩健派”的首領，認為對中國革命實行分化的政策比直接出兵干涉更為有利。在各國駐北京使館召開的秘密會議中，英國方面接受美、日的意見，也開始考慮改變對華政策，贊成對蔣介石採取拉攏手段，以促使革命陣營早日分裂。

隨著政治、軍事形勢日益有利於南方，許多地方軍閥紛紛同北伐軍聯絡，准備投靠國民政府，換上國民革命軍旗號。一批批官僚、政客、買辦也同國民黨上層拉關系，准備改換門庭，混入革命陣營。原來依附北方反動勢力、同日本帝國主義和蔣介石雙方都有密切關系的政學系官僚黃郛、張群等人聯袂南下，在蔣介石身邊施加影響，因而此時有“軍事北伐，政治南伐”的說法。

正是在這種復雜微妙的背景下，南方革命陣營內部的矛盾沖突進一步發展，爆發了所謂“遷都之爭”。本來，隨著北伐軍勢力擴展到長江流域，偏處廣州一隅的國民政府，顯然已不能適應指導全國革命運動發展的需要。就是蔣介石也一再提出將國民政府和國民黨中央黨部遷往武漢。1926年11月19日，他致電廣州提出：“中央如不速遷武昌，非政治、黨務不能發展，即新得革命根據地亦必難鞏固。”11月26日，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臨時會議正式決定將國民政府和中央黨部從廣州遷往武漢，並決定在廣州的國民黨中央委員及國民政府委員分兩批前往武漢，廣州國民政府隨即停止辦公。12月10日，第一批委員經南昌到達武漢。12月13日，在武昌成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暨國民政府委員臨時聯席會議，由已經到達武漢的委員(包括宋慶齡、孫科、宋子文、陳友仁、徐謙、吳玉章、鄧演達、董必武等)組成，以徐謙為主席，鮑羅廷為總顧問，暫時代行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的最高職權。但是，原來主張遷都武漢的蔣介石，這時卻改變主意，要求把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遷到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大本營所在地南昌，以便置於他的直接控制之下。1927年1月3日，他公然阻撓途經南昌去武漢的國民黨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的第二批人員，並於1月5日發表通電，宣布“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暫駐南昌”。這樣就形成南昌和武漢公開對峙的局面。

此時，蔣介石集團仇視和壓迫工農群眾的面目也日益公開化。在廣東，北伐出師不久，他們就宣布禁止罷工，並指使工賊破壞工人運動﹔支持、縱容各地駐軍和地方長官，勾結地主民團和土匪武裝，聯合向農民協會進攻，迫害農會干部和農民群眾。他們對兩湖和江西的工農運動也極力限制，加緊排除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在國民黨江西省黨部和南昌、九江市黨部以及群眾團體內的領導，奪取這些地方的黨政領導權。

不過，蔣介石這時還沒有下決心同共產黨決裂。他雖然已控制江西，但實力仍然有限，還需要利用北伐的名義，趁勢繼續向長江下游進軍，佔領江蘇、浙江和上海、南京一帶。這對蔣介石來說，是生死攸關的一著。因為這一帶是帝國主義勢力在中國最集中的地區，是江浙財閥的大本營，是全國稅收最多的富饒地區。佔領這一帶，就可以直接取得帝國主義勢力和江浙財閥的大量援助，取得源源不斷的巨額稅收，還能收羅數量很大的北洋軍閥殘余部隊和其他反動勢力。這樣，他就可以大大地加強自己的勢力，同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工農革命力量決裂。

1927年春，蔣介石集團壓迫共產黨和工農革命力量的趨勢更加明顯。2月，蔣介石在南昌的一次演講中公然說：共產黨員在對國民黨員施加一種“壓迫”，“這樣我便不能夠照從前一樣的優待共產黨員了”。對共產黨員“我有干涉和制裁的責任及其權力”，“我一定要糾正他，並且一定要制裁他的”。

從1926年末到1927年二三月，圍繞國民政府遷都問題的斗爭愈演愈烈。蔣介石堅持遷都南昌，反誣武漢的國民黨臨時聯席會議為“非法”，要求停止聯席會議，並致電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要求撤回蘇聯代表鮑羅廷，企圖以軍權控制一切，實行個人獨裁。這使武漢地區的反蔣情緒更加增長。在這種情況下，中共中央於1927年2月中旬發出通告，明確指出：“現時蔣介石已成為右派反動勢力的中心”，“我們現時隻有先戰勝K.M.T.內的右傾勢力的進攻，才能保証與黨外右傾勢力爭斗的勝利。”因此，“我們在各地應即刻開始作反蔣的宣傳”，“反抗並進而打倒蔣之壓迫”。通告還指出，這場斗爭應該與國民黨左派聯合進行，但是共產黨應“勇敢的立在主體地位，使左派來幫助我們”，而不能像過去那樣“要左派為主體，我們去助他”。這個通告反映出中共中央在對蔣介石的認識上有一個很大的進步。由於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的壓力，使得蔣介石遷都南昌的陰謀未能得逞。3月20日，武漢國民政府正式成立。

在武漢地區反對獨裁、恢復黨(國民黨)權運動的聲浪中，3月10日至17日，國民黨在漢口舉行以提高黨權為中心議題的二屆三中全會。在共產黨人吳玉章、毛澤東、董必武、林祖涵、惲代英和國民黨左派宋慶齡、何香凝、鄧演達等共同努力下，全會通過鞏固黨權、推翻軍事獨裁，鎮壓一切反革命，實行鄉村自治，召集省民會議、實現國家政權之民主化，堅決贊助工農群眾運動，設立農政部、勞工部，堅持孫中山三大政策和旨在加強黨的集體領導的一系列決議。全會決定，將原由蔣介石擔任主席的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和軍事委員會改為主席團制，實行集體領導，不設主席。實際上取消了蔣介石所擔任的這兩個委員會主席的職務。但仍保留了蔣介石的國民黨中央常委、軍事委員會委員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務。全會選舉還在國外的汪精衛擔任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的主要領導人﹔決定邀請共產黨人參加國民政府的領導工作。共產黨人蘇兆征、譚平山隨后出任國民政府的勞工部部長和農政部部長。全會還通過湖北省黨部提出的《湖北省懲治土豪劣紳暫行條例》和鄧演達、毛澤東等提出的《對農民宣言》，決定在區自治機關內設立土地委員會，研究解決土地問題的政策和方法。

對於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的決議，蔣介石表面上通電表示擁護，實際上使用更加凶殘陰險的手段加緊對抗。3月1日，他指使當地駐軍殘酷殺害贛州總工會委員長、共產黨員陳贊賢。3月16日，他以赴前線督師為名，離開南昌奔赴上海。途經九江、安慶等地時，他指使青幫流氓暴徒搗毀當地擁護孫中山三大政策的國民黨黨部和工會、農會組織，殺害革命群眾，制造白色恐怖。蔣介石仇恨工農、反對共產黨的本質已完全暴露。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上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