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的形成

當蔣介石反革命勢力隨著北伐的勝利進軍日益膨脹，國民革命聯合戰線內的斗爭愈演愈烈之際，以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卻很難適應復雜多變的形勢，以致在右傾的道路上越走越遠，形成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

在革命大踏步前進的情況下，革命政權問題突出地提到黨的面前。城鄉工農運動的深入，推動了許多縣政權的變化。在湖南省，有些縣成立縣務會議或公法團聯席會議，參加這些會議的有縣農民協會、縣工會以及其他革命群眾團體的代表。他們雖沒有自己推舉縣長，但原有的縣長不能不聽從各群眾團體的意見，實際上形成群眾團體聯合掌握政權的局面。江西省有些縣，由於廣大群眾的擁戴，共產黨員擔任了縣長。在省政權方面，共產黨員董必武參加湖北省政府的領導工作，林祖涵、李富春參加江西省政治委員會。共產黨員和工農代表參加革命政權，這是北伐戰爭勝利發展過程中的新事物。

雖然共產黨人參加革命政權已經成為革命進一步發展的需要，但中央對這個問題的認識落后於形勢，一度存在著錯誤認識。1926年9月，中共中央委托出席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七次擴大全會的譚平山向共產國際請示，共產黨員是否可以參加政府。然而在共產國際未予答復之前，中共中央就向黨內發出指示，嚴厲批評和制止各地共產黨員參加政府的做法，強調在國民革命階段，共產黨必須立腳在野黨的地位，應該徹頭徹尾表示獨立的在野黨態度。

中共中央採取在野黨地位的政策，一方面，與當時黨內一直存在著把群眾運動看得高於一切，把參加政府看成是獵取官位的錯誤觀念有直接關系。受這種觀念的影響，中央提出要嚴厲取締黨中“機會主義作官熱”的傾向，限令擔任九江、永修等縣縣長的共產黨員立即辭職，並強調“此后我們的人力務全用在民眾方面，萬勿參加政府工作”。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由於全黨特別是黨的主要領導人陳獨秀對如何由民主革命過渡到社會主義這個問題，還沒有明確的認識。1926年7月，中央執委會四屆二次擴大會議在通過的《中央政治報告》中，把“民族的資本主義之建設”作為“民族革命運動”應該爭取的“前途”。9月，陳獨秀在《我們現在為什麼爭斗？》一文中認為，這個前途的實現，就是勝利“歸諸國民政府、國民軍”，“隻有到那時，真正中國的資本主義才能夠自由發展”。文章表白，國民革命時期不會有共產黨爭取政權的事情，認為“共產黨取得政權，乃是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事”。

1926年底，中共中央初步認識到參加政權的意義，決定共產黨員“應爭取參加各省政府”。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七次擴大全會明確提出共產黨員加入政府機關的要求后，中共中央對參加政權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有了進一步認識，陸續派出譚平山、蘇兆征等參加國民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工作。但由於形勢迅速惡化，他們實際上並沒有發揮重要作用。

陳獨秀以及中共中央的多數領導人對建立共產黨直接領導的武裝，同樣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北伐開始前，黃埔軍校畢業生中有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約2000人﹔湖南、湖北和江西的廣大工人農民從敗散的敵軍手裡奪得大量槍支彈藥，迫切要求用來武裝自己﹔國民革命軍的不少軍官也邀請共產黨派人去幫助工作。但是，陳獨秀卻反對利用這些有利條件盡力發展黨直接掌握的革命武裝。北伐戰爭開始以后，中共中央決定少派共產黨員去黃埔軍校學習，凡從事工運、農運的同志“絕對不可令之拋棄工作前去”軍校。中央還要求在國民軍中從事政治工作的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只是注意政治宣傳的事，而不可干涉到軍事行政上事”。因此，黨在北伐中不僅沒有更多地建立直接掌握的正規武裝，而且也沒有鞏固和發展已有相當數量的工農武裝。

隨著北伐的進展，國民革命聯合戰線中的危險傾向日益顯露。在復雜多變的形勢面前，中國共產黨面臨的困難是：一方面推翻北洋軍閥的任務還有待最后完成，一方面革命陣營內部的矛盾突出起來。如何處理這種復雜的外部矛盾和內部矛盾，如何對付同盟者的背叛和突然襲擊，已經成為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對於缺乏經驗的共產黨人來說，這的確是一個很大的難題。

為了分析國民革命聯合戰線中出現的各種危險傾向，制定黨的斗爭策略，中共中央於1926年12月中旬在漢口召開特別會議。維經斯基、鮑羅廷等出席會議。陳獨秀在政治報告中指出，從江西戰場勝利以后，我們和國民黨的關系發生許多新變化，出現許多危險傾向，使聯合戰線隨時隨地都有破裂的危險。報告分析造成這種危險的原因時，雖然也承認國民黨的右傾，承認蔣介石雖有左的言論，實際行動卻很右，但拿不出任何有效的解決問題的辦法，反而著重批評所謂黨內的左傾，即看不起國民黨、包辦國民黨、包辦民眾運動、否認左派存在、誤解黨的獨立、應付中小商人的政策不好等等。報告認為，目前“最主要的嚴重的傾向是一方面民眾運動勃起之日漸向’左‘，一方面軍事政權對於民眾運動之勃起而恐怖而日漸向右”，這種“左”、右傾距離日遠，“是破裂一般聯合戰線及國共兩黨關系之主要原因”。這種說法，一方面把工農運動中出現的過激傾向夸大成主要危險，甚至把一些正確的做法也說成是“左”傾，另一方面又掩蓋了新右派准備叛變革命這個根本危險，這種認識完全把事情的主次顛倒了。報告提出挽救危機的七項措施的中心思想，“防止黨外的右傾，同時反對黨內的’左‘傾”，明顯地反映了這種錯誤認識。

會議通過的《關於國民黨左派問題議決案》，規定應從各個方面幫助國民黨左派，使之形成一個強大的政治力量，以同右派勢力的反動傾向作斗爭。議決案認為，國民黨左派雖然軟弱動搖，但仍應該團結他們，支持他們。這實際上是把同右派斗爭的希望全部寄托在國民黨左派身上。陳獨秀等人把一些作出某些左傾表示的軍官、政客也看作可以依靠的國民黨左派，特別是對汪精衛寄予過高的希望，不僅主張把國民黨的黨權、政權交給他們，甚至要把一向在共產黨領導下的群眾運動也讓給他們來領導。這就不能不在日后時局陡然逆轉的關鍵時刻造成嚴重的后果。

這次會議所提出的挽救危機的政策的立足點，不是放在盡力鞏固並加強共產黨自己力量的基礎上，未能在精神上和實際工作中做好應付突然事變的各種准備，而是把希望完全寄托在汪精衛和其他國民黨軍事將領身上，幻想以退讓求團結。這種政策在客觀上產生兩方面的后果：一方面在群眾中散布了有害的幻想，似乎已經磨刀霍霍的蔣介石還可能回心轉意，由右向左﹔似乎軟弱動搖、投機性很大的汪精衛，能夠組成一個強大的左派集團，擔負起完成國民革命的重任。另一方面給正在熱火朝天地發展著的工農革命運動潑了冷水，打擊了群眾的積極性，壓制了群眾運動。這種政策實質上是犧牲工農群眾的根本利益，去遷就國民黨右派，為蔣介石和汪精衛奪取國民黨的領導權提供了方便。

漢口特別會議沒有解決黨在迫在眉睫的危局中如何生存並堅持斗爭這個極端重要的問題，反而指引了錯誤的方向，使黨內的右傾錯誤逐步發展為右傾機會主義。這次會議的決定得到中央政治局和共產國際代表聯席會議的同意。這是導致大革命失敗的一個重要的主觀因素。

中共中央糾“左”的方針傳到湖南鄉下后，有些地方開始搞起所謂“洗會運動”，把一些革命的貧苦農民當作“痞子”從農會中“洗”出去。衡山、湘鄉等縣很多鄉的農民協會的委員和委員長甚至被關進監獄。這就助長了土豪劣紳的反動氣焰，打擊了農民群眾的革命積極性，造成黨內思想混亂。這種錯誤方針很快就在黨內受到抵制。

1927年3月，蔣介石開始加緊勾結中外反動勢力，積極策劃反革命政變。在武漢的吳玉章、瞿秋白和鄧演達等，曾緊急商討對付蔣介石在滬寧一帶異動的方案，提出從武漢調第四軍趕到南京，

配合尚未開往江北的第六、第二軍，加強南京一帶的防務，借以監視蔣介石。4月3日，第四軍已做好開往南京的准備，但陳獨秀卻致電武漢表示反對。

4月初，從國外歸來的汪精衛同蔣介石等在上海進行密談。他們在對待共產黨的態度和主張上並無本質區別，只是在反共的時機與方式上有一些分歧。陳獨秀卻主動找到汪精衛，與汪進行了會談。4月5日，陳獨秀征得汪精衛的同意，將會談結果寫成《汪精衛、陳獨秀聯合宣言》公開發表。這個宣言隻字不提蔣介石的反革命言行，反而說“國民黨領袖將驅逐共產黨，將壓迫工會與工人糾察隊”等等，都是“謠言”。宣言稱：“國民黨最高黨部最近全體會議之議決，已昭示全世界，決無有驅逐友黨摧殘工會之事。上海軍事當局，表示服從中央，即或有些意見與誤會，亦未必終不可解釋。”宣言希望國共兩黨黨員“立即拋棄相互間的懷疑，不聽信任何謠言，相互尊敬，事事開誠協商進行”，“如弟兄般親密”。宣言發表以后，陳獨秀離開上海前往武漢。4月中旬，中共中央大多數領導人也先后到達武漢。中共中央機構正式移駐武漢。

《汪精衛、陳獨秀聯合宣言》發表后，一部分共產黨員十分憤慨。周恩來嚴肅指出：“宣言毫無積極意味，此種和緩空氣，如果武漢方面仍繼續下去，各方面損失很大。”但許多人卻誤以為局勢已經和緩下來。原來在武漢整裝待發的第四、第十一軍不再東下，第六、第二軍的絕大部分服從蔣介石的命令，離開南京開往江北，第六軍未來得及調出的少數部隊被包圍繳械，使蔣介石得以控制南京。

這時在武漢的中央領導人看到上海面臨著巨大危險，立即決定由李立三、陳延年、維經斯基和在上海的趙世炎、周恩來組成特務委員會，其任務是決定上海區委工作計劃，制定擺脫危險的防備措施。可是當李立三等人抵達南京時，上海已發生了大屠殺。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上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