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瀾：把“我”大大恢復起來

1957年3月，范文瀾到北京大學歷史系發表題為《歷史研究中的幾個問題》的講演，特別諄諄告誡學生要使史學研究走向健康發展的大道，首先必須大力破除教條主義。“隻有反對教條主義，才能學會馬克思列寧主義。不破不立，隻有破，才有立。”他稱教條主義是“偽馬克思主義”，並強調：“比如說，我們教歷史課，明明自己有心得，有見解，卻不敢講出來，寧願拿一本心以為非的書，按照它那種說法去講。……這樣的‘謙虛謹慎’是不需要的，是有害的。我們應該把‘我’大大恢復起來，對經典著作也好，對所謂‘權威’說話也好，用‘我’來批判它們，以客觀存在為准繩，合理的接受，不合理的放棄。”在當時，這樣明確地提出把“我”大大恢復起來，以客觀實踐為檢驗一切的標准，確實為治療教條主義提供了一劑良藥，具有石破天驚的力量！

1958年，范文瀾在一封給劉大年的信中，鄭重提出不能讓業務受損失。在學術工作中，他總是提倡攻難關，研究艱難而又有價值的問題。他認為，在學術工作中避難就易，是缺少志氣的表現。有志者當攻克前人未曾攻克的難關，解決前人不曾解決的難題。這當然需要超越前人的艱苦工作和極大毅力，但取得一項成果，便是一份貢獻。如果只是選擇那些容易做的題目，迎合時尚，人雲亦雲，也許容易得到刊布的機會，卻沒有多少學術價值可說。1962年他舊病復發，卻帶病用一年時間，遍讀了唐人詩文集，在此基礎上撰成修訂本《中國通史簡編》第三編第七章唐代文化中“百花盛放的唐文苑（詩、詞）”及“近體文與古文”兩節。劉桂五先生對此回憶說：“他主張要大量掌握資料，要重視資料工作。他在寫作時，不斷閱讀資料，不斷修改，就是不斷前進。”他說：“不通讀，我怎麼會知道要用什麼，不用什麼！”他是從大量資料中，進行研究，選擇可用的材料，而不是抓到材料就用。他嚴謹的治學態度，值得后人好好學習。

（作者為北京師范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