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征北伐之爭和第二次北伐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以后，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右派從民族資產階級右翼轉變為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代表。在帝國主義勢力的支持下，他們糾合國民黨老右派以及官僚、政客、買辦、豪紳，於1927年4月1 8日在南京另立國民政府，同保持國共合作的武漢國民政府相對抗，由於在北京尚有張作霖控制的軍閥政府存在，中國一時形成三個政權對峙的局面。

這時，武漢國民政府隻控制湖南、湖北和江西部分地區，兵力約10萬人。它不僅財政困難，且面臨著主要來自三個方面的軍事威脅，即東面的新軍閥蔣介石、北面的舊軍閥張作霖和南面的廣東新軍閥李濟深。蔣介石據有閩、浙兩省的全部地區和蘇、皖兩省的江南大部分地區，擁有兵力約15萬人，並有英、美、日等帝國主義國家的支持。在吳佩孚、孫傳芳兩大軍閥主力相繼被擊潰后，北洋軍閥中實力強大而尚未受到革命勢力打擊的奉系張作霖，同北伐軍之間已不再存在可作為緩沖的地帶。於是，張作霖分兵兩路：一路沿津浦路南下，進抵蘇北、皖北，威脅南京﹔另一路即奉系部隊的主力，沿京漢路南下，佔領河南省的大部分地區，並陳兵於許昌、郾城、汝城一帶，窺伺武漢，對武漢政府構成很大威脅。在這種形勢下，武漢國民政府內部發生了是東征討蔣還是北伐討奉的激烈爭論。

在武漢方面舉棋不定的情況下，4月16日，周恩來、趙世炎、羅亦農、陳延年、李立三從上海致電中共中央，建議武漢國民政府乘蔣介石在滬寧地區立足未穩之機，迅速出兵東征討蔣。電報指出：“為全局計，政治不宜再緩和妥協”，“再不前進，則彼進我退，我方亦將為所動搖，政權領導盡將歸之右派，是不僅使左派灰心，整個革命必根本失敗無疑”。

這時，到武漢不久的汪精衛打著反蔣旗號，迅速取得對武漢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的領導權。他同掌握武漢軍權的唐生智勾結在一起，力圖控制以武漢為中心的局勢。武漢國民黨的許多上層人物，一面高喊反蔣，一面卻企圖聯蔣討奉。蔣介石則一面策動破壞武漢局面的種種陰謀，一面聲稱隻反共不反武漢政府，要求寧漢雙方共同北伐，力圖緩和武漢的反蔣運動。因此，東征討蔣的呼聲在武漢雖然很高，但始終沒有真正見諸行動。

馮玉祥自1926年9月五原誓師后，曾一度傾向革命，支持農民運動。但他面對帝國主義者和地主買辦階級的強大壓力，受到工農革命運動的沖擊，又表現出很大的動搖性。1926年底以后，馮玉祥控制的陝、甘地區農民運動興起，多次發生抗糧、抗捐和打擊土豪劣紳的斗爭。這引起他的不滿，認為農民運動妨礙稅收，擾亂社會秩序，命令加以限制和取締。他雖然表示擁護武漢國民政府，要求武漢出師北伐，但又對武漢方面的反蔣運動保持沉默，並暗中派代表常駐南京同蔣介石聯系。馮玉祥擁有兵力約8萬人，同武漢方面擁有的兵力相差無幾，在寧漢對立中處於舉足輕重的地位。

在武漢的共產國際代表和一些共產黨人對馮玉祥政治態度的變化缺乏分析，依然對他寄予很大希望。鮑羅廷等以為，武漢國民政府隻要同馮玉祥聯合討奉，會師鄭州，就可以背靠西北，打通同蘇聯的國際交通線，在西北建立軍事基地，然后再回過頭來東征討蔣。他們擔心如果先東征滬寧，會過早地同集中在這個地區並享有巨大權益的帝國主義勢力發生直接沖突，於是提出“中國革命隻有在西北建立軍事基地、組建革命軍隊的情況下才能取得成功”①。這就是鮑羅廷的“西北學說”的主要觀點。鮑羅廷還威脅說：如果作出反對北伐的決定，他就馬上辭去在國民黨中擔任的職務。共產國際和斯大林也贊成北伐討奉。中共中央經過討論，沒有採納東征討蔣的建議，決定同武漢方面的國民黨一道繼續進行北伐，即第二次北伐。

1927年4月19日，武漢舉行第二次北伐誓師大會。4月26日，武漢國民政府任命馮玉祥為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總司令。4月下旬至5月上旬，北伐軍總指揮唐生智率領的八萬大軍沿京漢路及其兩側北上。馮玉祥也率部由潼關出發向河南進軍。

起初，第二次北伐戰事進展比較順利。但當奉軍急調主力投入豫南戰場后，雙方發生異常激烈的戰斗，一度形成僵持不下的苦戰狀態。5月中下旬，武漢北伐軍同奉軍主力血戰於豫南的西平、上蔡、臨颍一帶，以傷亡1.4萬人的巨大代價，擊敗奉軍。共產黨員最多的第四軍和第一軍犧牲很大。共產黨員、國民革命軍第十一軍第二十六師第七十七團黨代表兼團長蔣先雲在臨颍決戰中壯烈犧牲。

6月1日，武漢國民政府的北伐軍與馮玉祥所部在鄭州會師。第二次北伐結束。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上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