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危機的加劇和五月緊急指示

黨的五大召開前后，武漢地區的形勢急劇惡化，反革命活動迅速表面化。以汪精衛為首的武漢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也迅速走向反動。

在這種局面下，受到蔣介石策動的武漢政府的反動軍官，公開發動武裝叛亂。1927年4月底，唐生智的部下、國民革命軍第三十五軍軍長何鍵在漢口召集反動軍官密商反共“清黨”計劃。5月9日，駐四川東部的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軍長兼川鄂邊防司令楊森率部佔領宜昌，強令解散宜昌總工會、農民協會，屠殺工農群眾，同時發出反共、討伐武漢通電。移駐宜昌不久的國民革命軍第十四獨立師師長夏斗寅與楊森緊密配合，於5月13日通電聯蔣反共，攻擊武漢政府，並於17日率部進逼武昌附近的紙坊鎮。當地的土豪劣紳乘楊森、夏斗寅叛亂之機反攻倒算，在短短一個月裡，農民群眾死難者達四五千人。這時，武漢國民政府的主力部隊正在河南同奉軍激戰，無法回援。武漢國民黨的一些上層人物驚恐萬狀，紛紛准備逃跑。時任武昌衛戍司令的葉挺根據中共中央和國民政府的命令，率部奮起反擊，迅速擊敗夏斗寅叛軍。5月25日，武漢國民政府組成西征軍，討伐直逼漢陽的楊森部。6月24日，西征軍收復宜昌，楊森率部分水陸兩路向巴東逃竄。武漢局勢暫時緩和下來。

5月21日，由原直系軍閥部隊改編的國民革命軍第三十五軍第三十三團團長許克祥在長沙發動反革命叛亂，調動軍隊向國民黨湖南省黨部、省總工會、省農民協會等機關發起突然進攻，收繳工人糾察隊的槍械，捕殺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100多人，使長沙籠罩在白色恐怖之中。這就是馬日事變。事變發生后，汪精衛等力主“調解”所謂“軍工沖突”，一面聲稱要查辦許克祥，一面又下令查辦工農運動的“過火”行為。以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原來主張像對付夏斗寅那樣，以武力解決許克祥部，但聽到汪精衛等的意見后又轉而認為，從政治上考慮目前不宜用武力討伐，“百事應由(武漢)政府解決，不得自由行動”，甚至公開指責這次事變“自然和湖南農民運動的幼稚行動不無關系”，決定派譚平山去湖南糾正“過火”行為。這時，湖南各縣有500多萬農民協會會員，但因為得不到共產黨強有力的領導，分散於各地，不能給反革命勢力以有效的反擊。此外，湖南許多地方的共產黨組織是在大革命高潮的合法環境中建立或發展起來的，“沒有斗爭的經驗，不能應付這個斗爭的環境”，對反革命勢力的突然襲擊又缺乏精神准備，“因此事變臨頭，手忙足亂”。事變發生后，中共湖南臨時省委一度決定調長沙附近10余縣的萬余農軍向長沙進軍，但在中共中央和平解決的方針下，有些人害怕攻城會破壞國共合作，又中途改變計劃，下令撤退。瀏陽等地的5000農軍因未及時接獲命令，單獨進攻長沙，被許克祥打敗。各縣農軍先后被各個擊破。許克祥等反革命分子由此更加瘋狂，短短的20多天裡，在長沙附近各縣屠殺了1萬多人。湖南的黨組織遭到嚴重打擊。

統治江西的國民革命軍第五方面軍總指揮、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也在5月底6月初轉向反動，用所謂“禮送出境”的辦法，把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逐出江西。隨后，宣布南昌戒嚴，禁止工農運動。

在汪精衛集團日趨反動，楊森、夏斗寅、許克祥、朱培德等相繼叛變的情況下，共產國際和以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仍然把汪精衛看成是國民黨左派，認為當前最重要的問題是搞好中共同國民黨左派的關系，因此對汪精衛集團處處採取遷就態度，跟著他們指責工農運動“過火”，不敢對反動派的進攻作堅決斗爭。這種錯誤態度，隻能使整個形勢更加惡化。

在1927年5月18日至30日召開的共產國際執委會第八次全會上，面對中國革命的危急局面，斯大林等人仍認為“武漢是中國革命運動的中心”，汪精衛仍是左派，稱“中國左派國民黨對現在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所起的作用，近乎蘇維埃在1905年對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所起的那種作用”。會議最后通過《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提出開展農村土地革命、武裝工農群眾、發展國民黨而堅決反對退出國民黨、積極參加武漢中央及地方政府機關等項任務與政策，並且不指名地批評了陳獨秀對上述問題的動搖態度。

在共產國際執委會第八次全會結束的當天，聯共(布)中央政治局作出關於中國問題的決定，並就此給在中國的鮑羅廷、羅易和蘇聯駐漢口總領事柳克斯三人發出電報，其主要內容是：(1)不進行土地革命，就不能取得勝利，國民黨領導機關就會變成不可靠將領手中的玩物。堅決主張通過農會，從下面實際沒收土地。同時必須同過火行為作斗爭，但不能動用軍隊。(2)對手工業者、商人和小地主作出讓步是必要的。隻應沒收大、中地主的土地。如果形勢需要，暫時可以不沒收中地主的土地。不要觸及軍官和士兵的土地。(3)改變國民黨領導層人員的構成，從下面多吸收一些新的工農領導人加入國民黨中央。同時依靠工農組織中的數百萬人擴大國民黨地方組織。(4)動員兩萬共產黨員，再加上湖南、湖北的五萬革命工農，組建自己可靠的軍隊。(5)成立以著名國民黨人和非共產黨人為首的軍事法庭，懲辦和蔣介石保持聯系或唆使士兵迫害人民、迫害工農的軍官。這就是五月緊急指示。這個指示提出的開展土地革命、建立中共自己的革命武裝等挽救時局的重要主張，指出了克服革命危機的關鍵所在，理論上是有積極意義的。但是，斯大林等卻寄希望於汪精衛集團能同中國共產黨合作執行這個指示。

6月1日，中國共產黨收到這個緊急指示。6月7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陳獨秀談了他對緊急指示的看法。關於土地革命，他指出：農民運動的“過火行為妨礙了土地問題的解決”，應當先糾正“過火”行為，否則不能談及土地問題。關於吸收工農領導人來加強國民黨中央，他說：“國民黨的領導是在黨的代表大會上選舉產生的。現在我們怎麼能改變它呢？”關於組成工農新軍，他認為：在我們同軍閥將領斷絕往來的情況下，“沒有可能建立自己的武裝力量”。至於組建革命法庭，他認為也是不可能的。陳獨秀最后表示：“我們衷心贊同指示，但問題是我們黨未必能夠貫徹執行”。譚平山、張國燾等也表示不能接受緊急指示。鮑羅廷抱怨莫斯科不了解中國的形勢。羅易雖然認為應該執行這個指示，但卻提不出切實可行的辦法。這樣，五月緊急指示沒有得到貫徹執行。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上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