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艱難發展

南京政府建立后的一段時間裡，一方面，由於經常中斷的國內交通基本得到恢復，促進了國內市場的交流和擴大﹔另一方面，由於在一定程度上實行關稅自主、廢除厘金等措施，加上白銀價格下降，刺激了中國商品的出口，減少了外國商品的進口。在這些因素的影響下，中國的民族資本主義經濟一度有所發展。以民族工業為例，據中國銀行1930年度的營業報告統計，卷煙、棉織、制帽、制皂、化妝品、造紙、機器、針織、調味品、搪瓷、橡膠11個行業的總營業額，比1929年度平均增長20%。再據中國銀行1931年度的營業報告統計，上述各行業又有不同程度的發展。其中橡膠業1930年增長率為250%，1931年增長率為200%﹔棉織業1930年增長率為120%，1931年增長率為128%﹔卷煙業1930年度增長率為130%，1931年增長率為115%。1928年，新設工廠的注冊數和資本額也有所增加，分別為250家和1.17多億元。民族工業的發展，還帶動了商業、交通運輸業、服務業的一度發展。

但是，在國民黨政府的統治之下，民族資本主義經濟不可能得到充分的發展。首先，民族資本在資金、設備、技術等方面，無法與外國資本競爭。以紡織業為例，1930年民族資本工廠增加紗錠14萬余枚，在華日本工廠則增加40一50萬枚。1931年民族資本工廠增加紗錠6萬余枚，在華日本工廠則增加10萬余枚。其次，民族資本的資金不如買辦資本雄厚，不如買辦資本那樣能得到外國的支持和國民黨政府的保護。再次，在中國農村經濟日益衰敗，廣大農民購買力極低的情況下，國內商品市場的逐漸萎縮對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更是一種極大的束縛。第四，南京政府建立后，軍閥混戰連年不斷，軍費開支激增，另外還宣布承擔北洋軍閥政府欠下的全部外債，這樣，用於發展經濟的費用就微乎其微。而新軍閥之間的混戰，又主要在大城市之間和鐵路線上進行，給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造成了惡劣的環境。第五，南京政府為了彌補財政上的虧空，千方百計地向民族資本家勒索，如採取開征新稅，採用綁架等恐怖手段或以其他罪名逼迫“捐款”和交納“贖金”等，使他們常常陷於困境。第六，南京政府變動關稅稅率的主要著眼點在於增加其財政收入，並非為了保護民族工商業的發展，因此，民族工業發展所急需的原料和設備的關稅往往很高，這對發展民族資本主義經濟是不利的。由於上述原因，從南京政府建立到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的幾年中，民族資本主義經濟雖然有某些發展，但發展的速度愈來愈緩慢，有些行業甚至出現急劇衰退的現象。以新注冊工廠數為例，1929年已從1928年的250家下降為180家，1930年、1931年更分別下降為119家和113家，呈現出直線下降的趨勢。

在這種形勢下，軟弱的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情況是復雜的。其中一部分人在大革命失敗后倒向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一邊。由於國民黨曾是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一面旗幟，蔣介石等人在背叛革命后仍然打著孫中山三民主義的旗號﹔又由於帝國主義列強對它做過某些讓步，一時給人們造成國民黨政權在維護民族利益的印象﹔加上這個政權在形式上暫時地實現了全國統一的局面，並對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採取了個別有利的措施，這些情況，就使得民族資產階級中的許多人產生過在國民黨政權下獨立發展資本主義的希望。事實上，這種希望是根本不可能實現的。國民黨在建立政權時，需要民族資產階級在財政上的支持，因此極力地對民族資產階級進行拉攏和利用。然而，一旦政權稍有穩定時，便培植和發展一種新的官僚資本，壓迫民族資本。民族資產階級在政治上並沒有成為統治階級，其個別代表人物雖然參加了南京政府，但只是被拉攏和作為點綴，並不能起多大作用，而且很快被踢開了。因此，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個階級的不滿和失望情緒與日俱增，同國民黨政權的裂痕日漸擴大。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上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