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形勢轉入低潮

國民黨政權建立后，用法律、行政、特務、軍事等手段殘酷地鎮壓任何革命活動，集中一切反革命勢力向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進攻。中國共產黨被宣布為“非法”，加入共產黨成為最大的“犯罪”。為了徹底消滅共產黨，1928年2月召開的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通過《制止共黨陰謀案》，其中稱：“凡經審察確為屬於共黨之理論方法機關運動者，均應積極鏟除，或預為防范。”2月29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第一三。次會議通過《暫行反革命治罪法》，規定對“意圖顛覆中國國民黨及國民政府，或破壞三民主義而起暴動者”，分別處以死刑、無期徒刑或有期徒刑。上述內容被寫進同年3月公布的《中華民國刑法》。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共產黨的許多優秀干部，群眾運動的領袖，成千上萬的共產黨員、共青團員，革命的工人、農民、知識分子以及黨外革命人士倒在血泊中，黨的活動被迫轉入地下。據黨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時的不完全統計，從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殺害的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達31萬多人，其中共產黨員2.6萬多人。汪壽華、蕭楚女、熊雄、陳延年、趙世炎、夏明翰、郭亮、羅亦農、向警予、陳喬年、周文雍等黨的著名活動家，為了人民的解放事業先后英勇犧牲。在極其險惡的局勢下，黨的隊伍中的一些人在政治上、思想上陷入混亂狀態，黨內存在著相當嚴重的消極情緒。一些不堅定分子動搖悲觀，登報聲明脫離共產黨和共青團。有的人甚至公開向敵人懺悔，攻擊共產主義和共產黨，出賣黨的組織和同志，成了可恥的叛徒。據1927年11月的統計，黨員數量由大革命高潮時期的近6萬人急劇減少到1萬多人。

但是，英勇的中國共產黨人並沒有被國民黨的屠殺政策所嚇倒。他們沖破反革命的高壓，在黑暗中高舉著革命的光輝旗幟。許多共產黨人以自己的鮮血和生命，捍衛了共產主義的信念。全國農民協會秘書長夏明翰在就義前的絕命詩中寫道：“砍頭不要緊，隻要主義真。殺了夏明翰，還有后來人。”廣州起義領導人之一的周文雍在獄中寫道：“頭可斷，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滅。壯士頭顱為黨落，好漢身軀為群裂。”中共湘鄂贛特委書記郭亮在犧牲前夕寫給妻子的遺言是：“望善撫吾兒，以繼余志。”江西弋橫起義第六路指揮邱金輝臨難時被綁在木十字架上，敵人極其殘酷地在他的左右肩胛用刀挖洞插上蠟燭，頭頂插香點燃，並用火燒其心窩，但他毫不畏懼，高呼“殺死我一個，殺不絕共產黨人，革命一定要勝利”，最后壯烈犧牲。

在嚴重的白色恐怖下，真正的革命者仍然堅持斗爭。一些追求進步的人士，在革命的危難時刻加入到黨的隊伍中來。如年逾半百的老教育家徐特立、著名文學家郭沫若和在國民革命軍中擔任領導職務的賀龍、葉劍英、彭德懷等，都在這時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在國民黨的反動統治下，各地革命的工會和農民協會等組織被查禁。共產黨領導下的工會會員由大革命高潮時期的280余萬人減至幾萬人。從1927年7月到1928年6月，黨雖然發動和領導了有34萬余工人參加的47次罷工斗爭，但隻有少數幾次取得勝利，絕大多數歸於失敗。擁有近1000萬會員的各地農民協會大多被解散。廣東、廣西、湖南、湖北、江西、江蘇、河南、陝西、四川等省的許多縣區，雖先后爆發多次農民武裝起義，但此起彼落，多數以失敗而告終。

總之，大革命失敗后，國內政治形勢發生了巨大的逆轉，反革命勢力已經大大超過共產黨領導的有組織的革命力量，全國范圍的革命高潮已經過去，革命形勢轉入低潮。但是，在國民黨的反動統治下，引起中國革命的基本矛盾不僅一個沒有解決，而且越來越激化。所以，中國革命的客觀基礎依然是深厚的，革命低潮是暫時的，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重新到來。中國仍然需要進行一場徹底的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上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