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說宋慶齡為第二次
國共合作作出了特殊的貢獻？

1935年，日本帝國主義得寸進尺繼續南侵，一方面，嚴重損害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大資產階級的利益，以及英美帝國主義的在華利益﹔另一方面，人民反對不抵抗政策的怒潮已很難壓制，而“剿共”又總不得手。於是蔣介石一面開始進行抗日准備，一面繼續軍事“剿共”，同時施展出新的一手：找共產黨談判，企圖用政治手段解決共產黨問題。他派出幾路人馬，“打通共產黨的關系”，其中一路是宋子文。宋子文來找宋慶齡，請他姐姐設法與中共聯系，將國民黨願意談判的訊息傳遞過去。宋慶齡早已宣布與國民黨中央斷絕關系，但是出於民族大義，她欣然同意做這一工作。就這樣，國共分裂后，於民族存亡關頭，宋慶齡在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搭起了一座橋梁。

1936年，中共中央估計到在新的形勢下，蔣介石政府有可能改變對日態度，因此放棄了“反蔣”口號，開始採取“逼蔣抗日”的方針。9月中旬，中共中央正式派潘漢年為代表到南京與國民黨談判。潘漢年與國民黨談判前，特地到上海拜見宋慶齡，並轉交了毛澤東寫給她的親筆信。信中表示了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對她的敬仰之情，認為“1927年后，真能繼續孫中山革命救國之精神的隻有先生與我們的同志們”，希望她“利用國民黨中委之資格”，敦促國民黨中樞迅速改變錯誤政策，實行抗戰。

1936年12月西安事變爆發，蔣介石被扣。宋慶齡雖長期與蔣勢不兩立，並一直受到蔣介石指派的特務威脅和迫害，但她在12月13日即事變發生第二天得到消息后，立即決定飛陝，勸張學良釋蔣，條件是蔣答應抗日。在中共及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事變很快和平解決，宋才未及西行。但在當時國際國內各種政治勢力中，宋是最先從正確的立場出發，提出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主張的。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十年內戰結束。為鞏固和平，促使國共合作、全國抗戰的局面早日實現，1937年2月10日，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前夕，中共中央致電國民黨中央，提出了停止內戰、實行民主自由等五項要求，同時作出停止武力推翻國民黨等四項保証。宋慶齡接受1936年毛澤東信中的請求，一改大革命失敗以后對國民黨中央的抵制態度，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以中央委員的資格，參加了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在三中全會上，她領銜與何香凝、馮玉祥等13人聯名提出了“恢復孫中山先生手訂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案”。盡管由於國民黨內親日派和頑固分子的阻撓，提案未被通過。然而，停止內戰、共同抗日的歷史趨勢已經不可阻擋，所以大會原則上接受了中共的要求。會后，共產黨代表周恩來、葉劍英與蔣介石、顧祝同等多次進行了關於國共合作抗日的談判。7月15日，中共中央交付給國民黨一個為宣布兩黨合作成立的宣言，雙方約定隨之發表蔣介石承認中共合法地位的談話。8月初，周恩來、博古、林伯渠在廬山與蔣介石談判后，經過上海，特地向宋慶齡通報了談判的情況。宋在家中熱情接待了他們，並表示堅決擁護共產黨關於成立國共合作的宣言。因此，在第二次國共合作的過程中宋慶齡發揮了特殊的作用。

選自《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1000個為什麼》

韓廣富 曹希嶺 主編

中共黨史出版社 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