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七會議

為了審查和糾正黨在大革命后期的嚴重錯誤，決定新的路線和政策，中共中央於1927年8月7日在湖北漢口召開緊急會議(即八七會議)。出席會議的有部分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中央監察委員，還有中央軍委、共青團中央、中央秘書處、湖南、湖北的代表和負責人。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羅米那茲①等參加了會議。會議由瞿秋白、李維漢主持。在極其險惡的環境下，會議隻開了一天。

會上，共產國際代表羅米那茲作黨的過去錯誤及新的路線的報告和結論，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會作將來工作方針的報告。許多同志發言批評中央在處理國民黨問題、農民土地問題、武裝斗爭問題等方面的右傾錯誤。有的同志還批評了蘇聯顧問、共產國際代表的一些錯誤。

會議通過《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告全黨黨員書》等文件，要求堅決糾正黨在過去的錯誤，號召廣大黨員和革命群眾繼續戰斗。會議在著重批評大革命后期以陳獨秀為首的中央所犯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及其他錯誤時指出：(一)中央在同國民黨的關系問題上，完全放棄共產黨獨立的政治立場，實行妥協退讓政策﹔(二)在革命武裝問題上，中央始終沒有想著武裝工農的必要，沒有想著造成真正革命的工農軍隊，甚至主動下令解散工人糾察隊﹔(三)中央沒有積極支持和領導農民革命運動，而受國民黨領袖恐嚇猶豫的影響，不能提出革命的行動政綱來解決土地問題﹔(四)中央不受群眾的監督，黨內缺乏民主生活。告全黨黨員書宣告：“我們黨公開承認並糾正錯誤，不含混不隱瞞，這並不是示弱，而正是証明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力量。”

會議總結大革命失敗的教訓，討論黨的工作任務，確立了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的方針。

關於土地革命，會議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按照中共中央1927年7月20日通告中提出的“中國革命進到一個新階段--土地革命的階段，，的精神，明確提出土地革命是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中心問題，是中國革命新階段的主要的社會經濟內容。會議指出：現實主要的是用”平民式“的革命手段來解決土地問題，沒收大地主及中地主的土地，沒收一切所謂公產的祠族廟宇等土地，分給佃農或無地的農民。對於小地主則應減租。會議作出的這一決定。回答了此時中國革命所面臨的要害問題。在中國，封建土地制度是帝國主義和封建買辦勢力反動統治的重要基礎，解決農民土地問題始終是革命的根本問題。中國共產黨成立后，雖然注意到要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並在局部地區開展了減租斗爭，但始終沒有解決好這個問題。大革命失敗后，中國共產黨要獨立地領導革命斗爭，就必須廢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實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隻有這樣，才能得到佔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的支持和參加，才能使開展武裝斗爭和建立革命政權有廣泛的、可靠的群眾基礎。因此，實行土地革命，既反映了中國革命的根本要求，又適應了現實斗爭的需要。

關於武裝起義，會議明確提出：黨的現實最主要的任務是有系統地、有計劃地、盡可能地在廣大區域內准備農民的總暴動。會議認為農民運動的主要力量是貧農，決定調派最積極的、堅強的、有斗爭經驗的同志，到各主要省區發動和領導農民暴動，組織工農革命軍隊，建立工農革命政權，解決農民土地問題。會議強調工人運動和農民武裝暴動必須互相結合，要注意武裝工人及其暴動巷戰等軍事訓練，即刻准備能響應鄉村農民的暴動，工人階級應時刻准備能領導並參加武裝暴動。會議作出的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屠殺政策的決定，是黨在付出慘痛的犧牲之后得出的正確結論。這是中國共產黨人對中國革命認識上的一個重大進步。

會議通過了《黨的組織問題議決案》。議決案規定，在黨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前，由中央臨時政治局執行中央委員會的一切職權。鑒於秘密工作將成為黨在國民黨統治區的主要工作形式，議決案提出：現時組織問題上的主要任務，就是造成堅固的能奮斗的秘密機關，各級黨組織要加強黨的秘密工作﹔同時注意利用一切公開的可能，以擴大黨的影響。

八七會議在總結黨在大革命后期犯錯誤的教訓時，認為黨的領導機關裡絕大多數是知識分子和小資產階級的代表，是一個重要原因，因而要求提拔工人同志到黨的委員會負重大責任。受這種認識的影響，會后不久發出的中央通告第二號指出：黨在政治上的機會主義，必然影響到黨的組織。其主要表現是黨的各級指導機關的成分，工農分子向來隻佔絕對少數。為改變這種狀況，通告提出：黨的指導機關的成分要工農化，提拔在斗爭中表現積極的工農分子到各級黨的指導機關負責﹔黨員成分要工農化，堅決地趕緊地大批吸收工農分子入黨。這種不適當地強調領導機關和黨員單純工農成分的指導思想，脫離中國社會和黨的實際狀況，對日后黨的建設產生了消極影響。特別是”左“的錯誤在中央佔統治地位的時期內，一再強調”唯成分論“，嚴重地妨礙了黨的組織的健康發展。

毛澤東在發言中除批評陳獨秀的右傾錯誤外，提出了兩個非常重要的問題。關於軍事斗爭問題，他批評黨過去”不做軍事運動專做民眾運動，，的偏向，提出“以后要非常注意軍事，須知政權是由槍杆子中取得的”。這個論斷是從大革命失敗的血的教訓中取得的，它指出了中國革命的特點，實際上提出了以軍事斗爭作為黨的工作重心的問題。關於農民土地問題，他提出應當規定大中地主的標准，並建議以50畝為限，50畝以上不管肥田瘦田通通沒收。小地主問題是土地問題的中心問題，不沒收小地主土地，“則有許多沒有大地主的地方，農協則要停止工作，所以要根本取消地主制，對小地主應有一定的辦法，現在應解決小地主問題，如此方可以安民”。自耕農中富農、中農的地權不同，農民要向富農進攻了，所以要確定方向。這個建議符合湘、鄂、贛、粵一帶的土地佔有情況，對於日后開展土地革命，制定正確的土地革命路線，奠定了認識上的基礎。但是，共產國際代表沒有採納毛澤東的正確意見，並提出土地問題的根本解決辦法是實行土地國有。

會議選出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蘇兆征、向忠發、瞿秋白、羅亦農、顧順章、王荷波、李維漢、彭湃、任弼時被選為委員﹔鄧中夏、周恩來、毛澤東、彭公達、張太雷、張國燾、李立三被選為候補委員。8月9日，中央臨時政治局第一次會議選舉瞿秋白、李維漢、蘇兆征為常務委員會委員。

在中國革命處於嚴重危機的情況下，八七會議的及時召開，並制定出繼續進行革命斗爭的正確方針，使全黨沒有為極其嚴重的白色恐怖而驚慌失措，重新鼓起同國民黨反動派斗爭的勇氣，從而為挽救黨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貢獻。中國革命從此開始由大革命失敗到土地革命戰爭興起的歷史性轉變。

但是，由於受共產國際及其代表的“左”傾思想及黨內“左”傾情緒的影響，八七會議在反對右傾錯誤時沒有注意防止和糾正“左”的錯誤。對在革命處於低潮形勢下黨應當組織必要的退卻缺乏認識，容許和助長了盲目發動工人罷工和組織城市暴動的傾向。會議不通知陳獨秀到會，只是指責犯錯誤的領導人，沒有著重從思想上、理論上對所犯錯誤的教訓進行認真的總結。會議還不適當地強調黨的領導機關和黨員的單純工人成分的意義。會議認為反對封建制度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完成(土地革命亦在其內)，尤其是反帝國主義斗爭的完成，必須實現於反對已成反革命的資產階級的斗爭之中。這種認識為以后“左”傾錯誤的發展提供了理論依據，給中國革命造成很大危害。

八七會議后，各地武裝起義相繼展開。在武裝起義后，建立什麼樣的政權，已是中共中央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在八七會議通過的《最近農民斗爭的議決案》和《最近職工運動議決案》中，曾提出“鄉村政權屬於農民協會”的口號和實現“工農獨裁”的目標。8月9日，中央臨時政治局在致中共湖南省委的指示信中，明確提出要建立工農民主專政的革命政權，具體為：在鄉村一切權力歸農民協會﹔在城市一切權力歸革命委員會﹔宣傳上提出革命委員會勝利后應當召集工會、農會代表及革命的小商人代表選舉會議，成立正式的“民權政府”。至於何時可以組織這種“民權政府”，指示信認為應當在當地革命委員會權力鞏固后再定。

這時，中共中央雖然確定了建立工農民主政權的方針，但仍提出組織工農暴動於革命的左派國民黨旗幟之下。中共中央認為：國民黨是民族解放運動的特別的旗幟，共產黨員加入了國民黨，而且一直成為國民黨內左派的中心。共產黨基層組織及黨員的行動與宣傳，使國民黨在城市小資產階級群眾，以至一部分工人群眾中，已很有革命的威信。共產黨現在不應當丟掉這個旗幟。同時，在國民黨的旗幟之下組織暴動，可以吸引小資產階級的革命分子。因此，現時不應提出組織蘇維埃的口號。

一個多月后，即9月19日，中央臨時政治局會議根據形勢的變化通過決議，放棄“左派國民黨”的旗幟，提出了宣傳和建立蘇維埃的口號。

八七會議后，經過一段時間的准備，中共中央機關在9月底至10月上旬由武漢遷往上海。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上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