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

中共六大會議會址

大革命失敗后，中國革命進入共產黨獨立領導的新時期。在如何認識這時的社會性質，以及革命的性質、對象、動力、前途等關系革命成敗的重大問題上，黨內存在著認識上的分歧和爭論。這就迫切需要召開一次黨的全國代表大會認真加以解決。1927年11月黨內出現的“左”傾盲動錯誤，更加表明正確估計形勢，認識中國革命基本問題的極端重要性。因此，盡快召開黨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已刻不容緩。

黨的六大的召開，經過了近一年時間的醞釀和准備。八七會議即提出過召開六大的問題。1927年11月，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召開六大的決議。1928年1月18日，中央臨時政治局召開會議，又一次討論召開六大的問題。會議決定大會召開的時間是3月底。由於此時國內白色恐怖十分嚴重，很難找到一個能夠保証安全的地方開會，因此，在開會地點上未能取得一致意見。不久，當中共中央得知赤色職工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和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將分別於當年春天和夏天在莫斯科召開，少共國際也將在莫斯科召開第五次代表大會時，考慮到屆時中國共產黨都將派代表團出席這幾個大會，而且中共中央也迫切希望能夠得到共產國際的及時指導，遂決定黨的六大在莫斯科召開。

1928年3月，共產國際來電同意中共六大在蘇聯境內召開。4月2日，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委會開會，研究召開六大的問題，決定李維漢、任弼時留守，負責中央的日常工作﹔鄧小平為留守中央秘書長。4月下旬至5月上旬，瞿秋白、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和100多位參加六大的代表分批秘密前往莫斯科。

六大召開前，中共中央進行了必要的准備。4月28日，中央臨時政治局召開會議，討論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九次擴大全會通過的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出席會議的有瞿秋白、周恩來、李維漢、鄧中夏、項英、任弼時。會議討論了中國革命的性質、形勢、城市工作和農村工作的關系等問題。與會者基本同意共產國際決議對中國革命性質的看法，認識到中國革命仍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承認中國革命形勢不是高潮，革命發展不平衡，同意把工作重點放在爭取群眾、積蓄力量上。但此時中央一些領導人還沒有完全認清“左”傾盲動的錯誤。

中共中央領導人到莫斯科后，開始進行緊張的大會籌備工作。共產國際和聯共(布)十分重視中共六大的准備工作，給予許多幫助。蘇聯和共產國際主要領導人斯大林、布哈林親自予以指導。6月9日，斯大林會見瞿秋白、蘇兆征、李立三、向忠發、周恩來等，正確地解釋了對中國革命性質和革命形勢的看法。他指出：中國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不是”不斷革命“，也不是社會主義革命﹔現在的形勢不是高潮，而是兩個革命高潮之間的低潮。6月14日、15日，布哈林以共產國際代表的身份，召集有瞿秋白、周恩來、鄧中夏、蔡和森、李立三、項英、張國燾、向忠發、王若飛、關向應、夏曦、黃平等21人參加的”政治談話會“，就中國革命的性質、任務和當前革命形勢，以及黨在今后的路線、方針、政策等問題，交換了意見。他們的談話，對澄清中共黨內在革命性質和革命形勢問題上的模糊認識，對中共六大的召開，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出席大會的代表共142人，其中有選舉權的代表84人。會上，瞿秋白代表第五屆中央委員會作政治報告，周恩來作組織報告和軍事報告，李立三作農民問題報告，向忠發作職工運動報告，布哈林代表共產國際作《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的任務》的政治報告和關於政治報告的結論。大會通過了關於政治、軍事、組織、蘇維埃政權、農民、土地、職工、宣傳、民族、婦女、青年團等問題的決議，以及經過修改的《中國共產黨黨章》。

大會分析大革命失敗后中國的政治經濟狀況，明確指出中國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革命現在階段的性質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批評了混淆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界限的所謂“不斷革命”論的觀點。大會通過的決議案指出：“驅逐帝國主義者，完成中國的真正統一”﹔“澈底的平民式的推翻地主階級私有土地的制度，實行土地革命”﹔“力爭建立工農兵代表會議(蘇維埃)的政權”，是當前中國革命的“中心任務”。

大會指出，當前中國的政治形勢是處在兩個革命高潮之間，即低潮時期，革命的發展具有不平衡性。這個時期，一般說來是沒有廣泛的群眾的革命高潮，反革命勢力超過工農。由於帝國主義勢力不會輕易放棄在中國的特權，中國國內的社會矛盾在向前發展，統治階級內部的沖突也在日益發展，新的廣大的革命高潮是不可避免的。黨的總路線是爭取群眾，准備起義，而不是立即舉行全國性的起義。為了完成黨在各方面的工作任務，大會強調必須加強黨的組織建設和思想建設，積極恢復和發展各級組織，發揚黨內民主，實行集體領導，肅清各種錯誤傾向，努力加強自身的戰斗力及黨的無產階級化。大會指出，黨在職工運動中的主要任務，是爭取工人階級的大多數。為此，必須堅決反對強迫工人罷工和盲目實行武裝暴動，必須用最大努力恢復革命工會，用一切力量團結統一無產階級群眾，盡可能地領導群眾日常的經濟斗爭和政治斗爭，發展工農群眾組織。大會總結黨領導的軍事運動和紅軍建設的經驗，提出了加強軍事斗爭的任務。大會指出，必須努力擴大農村革命根據地，發展紅軍，實行土地革命，建立蘇維埃政權。農村豪紳地主階級是革命的主要敵人，無產階級在鄉村中的基本力量是貧農，中農是鞏固的同盟者。大會糾正1927年11月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關於在土地革命中應”沒收一切土地“的錯誤主張，指出應無代價地立即沒收豪紳地主階級的土地財產，沒收的土地歸農民代表會議(蘇維埃)處理，分配給無地及少地的農民使用﹔並且要保護工商業，反對均分小資產階級財產的傾向。對於富農，則要根據其對革命的不同態度予以區別對待。在富農繼續同軍閥地主豪紳斗爭時，要爭取它。黨在目前階段中的任務，是使這種富農中立，以減少敵人的力量。

大會總結過去革命斗爭的經驗教訓，提出反對“左”、右兩種錯誤傾向。大會決議案在指出大革命失敗的客觀原因的同時，進一步批評黨的領導機關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認為這種錯誤是造成大革命失敗的主要原因，其要害是放棄革命領導權。決議案在基本肯定大革命失敗后黨所進行的斗爭的同時，批評了“左”傾盲動錯誤，並著重指出，盲動主義和命令主義是當前使黨脫離群眾的最主要的危險傾向。

大會根據主席團和各省代表團的提名，選出中央委員23人、候補中央委員13人，組成第六屆中央委員會﹔選出由3名委員、2名候補委員組成的中央審查委員會。大會閉幕后，在六屆一中全會上選舉蘇兆征、項英、周恩來、向忠發、瞿秋白、蔡和森、張國燾為中央政治局委員，關向應、李立三、羅登賢、彭湃、楊殷、盧福坦、徐錫根為政治局候補委員﹔選舉蘇兆征、向忠發、項英、周恩來、蔡和森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委員，李立三、楊殷、徐錫根為常委會候補委員。7月20日召開的第六屆中央政治局第一次會議，選舉向忠發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主席，周恩來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秘書長。

在中共六大召開期間，共產國際鑒於以往派駐中國的代表屢犯錯誤和中國白色恐怖嚴重的情況，決定改變派代表到中國指導革命的辦法，採取在莫斯科設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協助共產國際指導中國革命的新措施。六大結束后，瞿秋白、張國燾、鄧中夏、王若飛等人即作為中共常駐共產國際和赤色職工國際、農民國際的代表，留駐莫斯科，以瞿秋白為代表團負責人。

黨的六大是一次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會議。它認真地總結大革命失敗以來的經驗教訓，對有關中國革命的一系列存在嚴重爭論的根本問題，作出了基本正確的回答。它集中解決了當時困擾黨的兩大問題：在中國社會性質和革命性質問題上，針對黨內普遍存在的認為民族資產階級既然已經反革命，中國革命的性質便不再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錯誤認識，指出中國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引起中國革命的基本矛盾一個也沒有解決，民主革命的任務沒有完成。大會明確了決定革命性質的不是革命動力，隻能是革命任務。因此，現階段的中國革命依然是資產階級性質的民主主義革命。在革命形勢和黨的任務問題上，明確了革命處於低潮，黨的總路線是爭取群眾。黨的中心工作不是千方百計地組織暴動，而是做艱苦的群眾工作，積蓄力量。這兩個重要問題的解決，基本上統一了全黨的思想，對克服黨內仍然存在的濃厚的”左“傾情緒，擺脫被動局面，實現工作的轉變，對中國革命的復興和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

但是，黨的六大也存在著一些缺點。

一是對中國社會的階級關系缺乏正確認識，否認存在中間營壘，把民族資產階級當作最危險的敵人。斯大林在對中共六大的指導中，沒有認識到導致中國共產黨對革命基本問題產生錯誤認識的，正是他的中國革命”三階段“論中對中國

社會階級的不正確分析。六大以斯大林的這一理論作指導，在對中國革命基本問題的認識上出現了矛盾的情況，即一方面正確地認定中國革命的性質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而另一方面則錯誤地認為民族資產階級是最危險的敵人。這樣，在實踐中不可避免地會導致把應當爭取和可能爭取的廣大中間階級、階層推到敵人一邊，在政策上則容易出現混淆革命性質的“左”傾錯誤。

二是把黨的工作重心仍然放在城市。六大雖然肯定建立根據地和紅軍是決定革命新高潮的“更大發展的基礎”和“主要動力之一”，但並沒有把中國經濟、政治發展不平衡的問題同農民戰爭真正聯系起來，正確認識農村斗爭對中國革命的特殊意義，而是仍堅持城市中心論，把城市工人運動的興起看作新的革命高潮到來的決定條件。因此，大會要求把黨的工作重心放在城市。

三是對中國革命的長期性估計不足。六大雖然承認當前沒有革命高潮，不具備立即舉行全國武裝起義的條件。但對敵我力量對比懸殊和革命低潮的長期性估計不足，認為革命高潮很快就會到來，到那時可以發動武裝起義，奪取革命在一省或數省的勝利，以至整個推翻國民黨新軍閥的統治。大會接受共產國際關於世界已進入資本主義總危機的“第三時期”理論，影響到黨對中國革命形勢的估量，是后來六大路線未能堅持下去，黨內連續發生“左”傾錯誤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是在組織上片面強調黨員成分無產階級化和“指導機關之工人化”。六大雖然提出了把黨建設成為工人階級的群眾化的戰斗的黨的任務，但仍把黨員成分無產階級化作為一個亟待解決的嚴重問題。本來，由中國特殊的社會階級構成所決定，尤其是中國革命的重心由城市轉入農村后，農民及其他非無產階級出身的黨員在黨內佔絕大多數是一個正常的現象。在這種情況下，黨要堅持工人階級先鋒隊的性質，就要在不斷增強黨的階級基礎的同時，不斷擴大群眾基礎，並採取有效的措施和途徑，解決保持黨的先進性的問題。然而，六大卻沒有正確認識和解決這個問題。大會發展了黨的八七會議和中央臨時政治局十一月擴大會議在這個問題上的不正確認識，繼續片面地強調注意中心區域和城市黨的發展和鞏固工作，吸收廣大積極的產業工人入黨，建立堅強的工廠支部並健全支部的組織和生活，改變工農成分的比例，以建立黨的無產階級基礎。在這種思想指導下，六大代表和大會選出的中央領導機構，片面追求“工人化”，要求工人要佔多數。在有選舉權的84名代表中，工人佔41人。六大選出的由23名委員和13名候補委員組成的中央委員會中，工人佔21人。第六屆中央政治局選舉工人出身的向忠發為黨的最高領導人，實際上他沒有能夠起到應有的作用。

盡管六大存在著上述缺點，但六大的路線基本上是正確的。六大以后的兩年，全黨貫徹執行六大路線，中國革命出現走向復興和發展的局面。

在黨的六大召開前后即1928年4月至9月期間，留守中央在國內主要抓了以下幾項工作：開展反日運動，同時反對英國、美國乘機加緊對中國滲透和控制，反對國民黨政府出賣山東、東北的權益給日本﹔建立城市工作的群眾基礎，加強城市工人運動﹔整頓和發展農村工作，注意組織農民暴動﹔派得力人員到國民黨軍隊中去，加緊士兵運動﹔整頓和發展黨組織，加強黨的秘密工作﹔及時傳達和貫徹黨的六大開會期間對國內工作的指示電，等等。這些工作，對於揭露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和媚外政策，爭取群眾，對在實際工作中糾正“左”傾盲動錯誤，發展黨的組織，發展城市職工運動和農村斗爭等，都起了積極的作用。當然，留守中央對譚平山、鄧演達等領導的中華革命黨採取公開方式進行斗爭，是一種“左”的表現。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上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