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統治區黨的地下斗爭的開展

黨的六大以后，中共中央對國民黨嚴密控制的城市中黨的秘密工作加強了指導，強調黨的工作必須切實地深入群眾，從下層做起﹔力求使秘密工作和公開工作結合起來﹔黨的干部要做到“職業化”和“社會化”等。這些指導意見和措施的實行，有利於處在困難境況下的各地黨組織和群眾斗爭逐步得到復興。這集中表現在工人運動方面。

中共中央在以城市為中心的思想指導下，以主要精力從事工人運動。為加強中央對工人運動的領導，設立了以項英為書記的工人運動委員會，健全了中華全國總工會的領導機構。中央政治局將指導上海工人運動作為自己的中心工作，決定派政治局候補委員羅登賢參加江蘇省委，並組織以周恩來為首的巡視上海工作委員會和以項英為首的全國總工會巡視上海工運委員會。中央在對各地工人運動的指導中，注意糾正“左”的傾向，貫徹黨的六大關於爭取工人階級大多數的精神。在策略指導上，強調要重視工人日常的經濟斗爭，在斗爭中應注意運用正確的策略。在組織形式上，強調要加入黃色工會，爭取群眾。為了爭取群眾，提倡利用合法的組織形式和能夠利用的合法條件。由於中央重視，黨的六大路線和工運策略很快在工人運動中得到貫徹，取得了較好的效果。經受沉重打擊的國民黨統治區的工人運動，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復和發展。

工人運動恢復和發展的突出表現，是掀起了全國范圍的反日浪潮。1928年發生的濟南慘案，激起全國人民特別是工人階級的無比憤怒。慘案發生后的一個時期內，許多城市的工人群眾不顧國民黨當局的阻撓和禁止，紛紛開展抵制日貨以至罷工等多種形式的反日斗爭。在上海，各工會召開代表大會，提出嚴正的反日要求，並開展頗有成效的抵制日貨活動。在長沙，海員和碼頭工人積極參加湖南全省的對日絕交運動和持續半年之久的收回被日本佔領的大金碼頭的斗爭，取得了勝利。在漢口，日本租界和日資企業的工人8000余人，為抗議駐漢口日本海軍陸戰隊炮車撞死中國人力車夫而舉行的罷工堅持半年之久，迫使日本領事答應道歉、賠償等條件。在山東，積憤已久的青島日商紗廠2萬余工人，在1929年6月舉行為時四個月之久的反日大罷工。席卷全國的反日斗爭，是自五卅運動以后又一次規模宏大的反帝斗爭，打擊了日本帝國主義的氣焰。

工人運動恢復和發展的另一個表現，是各地工人爭生存的斗爭增多，而且這種斗爭取得勝利或部分勝利的比例有所增加。六大以后，各地黨組織和革命工會在領導工人日常經濟斗爭方面，做了大量艱苦的工作，取得一定成效。據中華全國總工會的統計，1928年下半年，上海發生的94起罷工中，由資本家方面引起的佔32%，由工人反抗引起的佔60%。斗爭結果，工人完全勝利的佔25%，相當勝利的佔19%，失敗的佔13%。從工人罷工的實際結果看，貫徹黨的六大的工運策略，也取得了成效。例如，1928年10月，上海郵務職工為改善薪津舉行的大罷工取得勝利。這次斗爭震動上海，波及全國。1929年4月，唐山開灤五礦10多萬名工人為增加工資、改善待遇舉行大罷工，迫使礦方答應工人提出的條件。10月，武昌福源紗廠等工廠的工人先后舉行數十次反抗資本家和當局壓迫的斗爭，推動了武漢地區工人運動的復興。特別是1930年6月上海法電工人持續57天的大罷工，利用合法手段，採取正確的斗爭策略，最后取得了勝利。

工人運動恢復和發展的再一個表現，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人組織有所恢復，黨在工人中的影響進一步擴大。黨的六大以后，各地黨組織深入工人群眾中做組織和發動工作。中華全國總工會也派常委分赴各中心城市和鐵路、煤礦、海運等產業工人集中的地方，幫助建立工會。據全國總工會的統計，到1929年底，全國赤色工會會員及其影響下的工人群眾，共有近4萬人。

黨的六大后的兩年間，國民黨統治區的工人斗爭雖然取得一些成效，但在實際工作中仍然存在“左”的傾向，一定程度上妨礙了工人運動的恢復和發展。從總體上看，工人運動的規模不是很大，斗爭取得完全勝利的不是很多，工人斗爭還帶著明顯的防御性質。黨領導的有組織的革命力量仍然很弱小，遠沒有實現黨的六大爭取工人階級大多數的目標。

這時，農民的抗租、抗糧、抗稅等斗爭，城市貧民反對苛捐雜稅的斗爭，學生運動、婦女運動、左翼文化運動、國民黨軍隊中的士兵運動等也都有發展，在一定程度上打擊了國民黨的反動統治，擴大了革命的影響。

面對嚴重的白色恐怖，中共中央決定加強對已有的專門從事情報、保衛工作的特科的領導。1928年11月14 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由向忠發、顧順章、周恩來組成的中央特務委員會 (簡稱中央特委)，作為這方面工作的決策機構。特委下設特科，執行具體任務。在周恩來的主持下，特委在保衛中共中央的安全、營救被敵人逮捕的同志、嚴懲叛徒、搜集情報、配合紅軍和根據地的斗爭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上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