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陳獨秀與安徽黨團的建立

安徽黨、團組織的建立，都是由陳獨秀直接領導和促成的。

早在1921年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后，中共中央對發展全國各地黨組織就作了明確的分工。北方由李大釗負責，南方歸陳獨秀主管。那時人們說“南陳北李”，不僅指他們的政治聲望，從組織上也大體上是這樣分工的。我記得當時有一首詩﹔“北大紅樓兩巨人，紛傳北李與南陳。孤鬆獨秀如椽筆，日月高懸耀古今。”在南方，陳獨秀和張國燾具體分工負責上海和江蘇、浙江兩省的組織發展工作。又因為陳獨秀是安徽人，他和安徽的進步知識界交往甚密，所以安徽的組織發展工作也由陳獨秀負責。

當時，陳獨秀是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中共四大后稱總書記），工作很忙，不能親自到安徽來。於是他派柯慶施帶著他的親筆信到安慶，具體負責安徽的建團、建黨工作。

柯慶施是在1923年7月到安慶的。他帶來的幾封信是給省教育廳廳長江彤侯、國民黨左派朱蘊山、法專校長光明甫等人的。他們同陳獨秀交誼很深，陳托他們關照柯慶施。柯慶施憑這些關系住在省教育會內，以教育會為掩護所，暗中從事革命活動。柯慶施還帶來陳獨秀給我的一封信。我是陳獨秀的表弟，當時任安徽學聯的委員。陳知道我參加過“六二”學潮、驅逐省長李兆珍、聲援“二七”罷工等斗爭。他在信中叫我不要閉戶讀書不問世事，要為改造中國奔走呼號。讓我和柯慶施商討在安慶建團事宜，建團后再擇忠實可靠者建黨。我記得信中有這樣一句話：“大學生肯定少於中學生，萬不能隻圖量而不圖質。”當時中共中央規定的聯絡暗語稱共產黨為“大學”，青年團為“中學”﹔“大學生”指黨員，“中學生”指團員。

這裡需要說明，早在1921年，蔡曉舟、劉著良曾在懷寧縣學宮組織召開過安慶社會主義青年團籌備嘗議，方樂舟、舒傳賢、童漢璋、王步文、宋偉年、許繼慎、王先強、胡養蒙、余大化等人參加了那次會議。情況報到中共中央，但沒有得到中央的承認。后來聽說是因為這裡面有些無政府主義者，所以中央沒有批准。

柯慶施是中共中央正式派到安慶建團的。當時他是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的主要負責人之一，在上海經常和陳獨秀一起工作。中央在安慶建團、建黨，是由於安慶學生運動一開始就走上了政治斗爭的道路，有了建立黨團組織的基礎，進一步推進安徽革命斗爭的時機已經成熟。

柯慶施到安慶以后，就和我商討建團工作。我把安慶的情況向他作了介紹，並到各中學找可靠的人分別和柯慶施見面。我首先聯絡的是六邑中學的王步文（省學聯委員）、甲種工業學校的濮德毅（省學聯委員）、舒傳賢（省學聯第二任會長）以及許繼慎和楊溥泉等（許和楊后來都轉入一師）。柯慶施分別和他們談了話。那時柯慶施雖然不是黨的理論家，但在我們看來，他就是馬克思主義老前輩了，大家都很敬重他。

經過分析和討論，決定正式籌建團組織。1923年8月間，在省教育會三層樓上靠左邊的最后一個房間裡，柯慶施召集濮德治（我當時的名字）、濮德毅、許繼慎、舒傳賢、王步文、楊溥泉等，開了一次建團商討會。會上，柯慶施講解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章程，強調要為共產主義奮斗終身，要遵守鐵的紀律，要有為革命事業犧牲個人一切的精神。那時對於團員的要求等於對黨員的要求。柯慶施說現在人數太少，他要求大家努力聯系可靠青年，工作中既要膽大也要心細。到條件成熟時，再召開成立會議。此后，大家奔走了一個多月，我們的人數有所增加。柯慶施認為時機成熟了，就決定在菱湖公園的湖心亭召開建團成立會議。

1923年9月的一天，我們分頭乘小船到菱湖公園湖心亭上，舉行建團成立會議。會議由柯慶施主持，參加會議的除上次籌備會議的全體人員外，一師增加彭干臣、高永春、姚光鼐、楊兆成、黃新富（即黃德鄰），其他如甲種工業學校、六邑中學、高中（即大渡口中學）等校，也都增加了一些人。當時到會者共25人，這個數字我記得清清楚楚。

這次菱湖會議，將安慶團組織正式定名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安慶支部，直屬上海團中央領導。會上，大家推舉柯慶施為書記，王步文負責組織工作，我負責宣傳工作。考慮活動方便，按照團員人數又劃分了4個分支。一師設一個支部，由我兼任文書﹔甲種工業學校設一個支部，濮德毅任支書﹔六邑中學設一個支部，王步文兼任支書﹔其他各校合組一個支部，舒傳賢任支書。舒傳賢是甲工的學生，因為他是活動積極分子，能跑路，所以讓他擔任聯合支部的書記。

安慶建團以后，陳獨秀寫信告訴我們：組織發展工作要重質不重量，團的工作要以工運作為自己的中心任務。所以我們支部的工作是工運第一，學運第二，婦女第三，農運第四。那時團員們理論水平低，雖有革命熱忱，對舊制度不滿，對新社會憧憬，但不知道怎樣革命。而且北洋軍閥統治壓迫嚴重，實際上工運、婦運、農運一時開展不起來，隻有學生運動開展了一些工作，起到了一點星火的作用。那時、團員們迫切要求學習革命理論。而能看到的馬克思主義的書籍太少了，除中央傳來納《共產黨人》、《中國青年》等刊物外，很難讀到自己想讀的書籍。團組織的一項任務是爭取信仰馬克思主義的忠誠可靠的青年參加團組織，到1923年冬，安慶的團員已經發展到四五十人了。

也就在這一時期，根據我們匯報的安慶情況，陳獨秀寫信給何慶施，指示可以建立黨組織了。安徽最早的黨組織是在柯慶施的籌劃下，經我和王步文的努力協助在安慶建立起來的。

安慶建黨的時間是1923年12月，地點在安慶北門萬安局一號濮家老屋的前進堂屋裡。關於建黨地點，有人說在省教育會三談左邊的后房裡。這一說法是不確切的，可能是和建團籌備會鬧混了。當時我們對於建黨地點考慮得比較仔細，我們認為縣學宮不合適，菱湖也不合適。省教育會雖然保護學生、支持進步運動，但省教育會是幾個公團的所在地，人來人往，非常繁雜，也不合適。大家議論了很久，也沒有確定地點。柯慶施提議在萬安局一號借我們濮家老屋開會。他是從安全的角度考慮的。萬安局一號，地處北門后街孝子坊，是座百年老屋，共三進。前進是濮德毅家，后面是我的家，中間由我們的姑母俞家租住。我們三家的家長都是不問世事信佛的老先生，一年四季來客極少，十分僻靜。還有另一優點，萬安局一號前門在孝子坊，后門通另一條街，一拐彎就是北門。如果前門有什麼動靜，大家可以從后門出去。一般人不知道這座房子的后門在什麼地方，作為會址十分安全。所以柯慶施說：在我看來，你們濮家老屋很合適。濮德毅和我都表示歡迎。這樣就決定建黨會議在萬安局—號濮家老屋召開。

根據陳獨秀的“大學生”應少於“中學生”，“不要隻圖量而不求質，寧少勿濫”指示精神，那天參加建黨成立會議的隻有10人，他們是柯慶施、王步文、濮德治、濮德毅、許繼慎、楊溥泉、舒傳賢、彭干臣、高水春（高一涵的堂弟）和姚光鼐。會上，柯慶施首先宣讀了陳獨秀的來信，然后致詞，說明黨和團的關系。那時，我們第一次聽到“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也是第一次聽到“社會主義青年團是群眾組織，團隻有在黨的領導下才能發揮革命作用”。柯慶施還強調說，做一個黨員．就要為實現共產主義奮斗終身，必要時能夠犧牲個人的一切甚至生命，以捍衛黨的事業。聽了柯慶施的講話，大家都非常興奮，立誓要為實現黨的偉大目標奮斗到底，不惜犧牲個人的一切。會上，大家一致推選柯慶施為黨的書記。關於組織工作和宣傳工作，王步文和我都提議另選他人擔任，當時我們認為自己理論水平太低，工作能力也不夠。但是，大家認為建團時間不久，王、濮二人已經比較熟悉團的組織工作和宣傳工作，而且當時大家覺得黨團組織就是一回事，所以大家主張還是以秋天建團時的那套組織領導機構，作為黨組織的領導機構，兼管團的工作，柯慶施也表示同意。於是會議決定柯慶施任書記，王步文負責組織工作，我負責宣傳工作。第一師范設立一個黨支部，彭干臣任支書，黨員有我、高水春、姚光鼐。甲種工業學校設一個黨支部，濮德毅任支書，黨員有許繼慎、楊溥泉、舒傳賢。另外一個黨支部由一中、甲種農業學校等幾個學校合編而成，由舒傳賢任支書。

安慶黨組織建立后，定名為中國共產黨安慶支部，直屬上海黨中央領導。它下面有三個支部，所以它本身具有總支部的性質。中央的黨內通令、通報、通告、學習材料等都是從上海發來。我還記得黨團組織和中央聯系的一些暗語，如“大學”指黨組織，“中學”指團組織，“總店”指中央，“分店”指地方組織，“民校”指國民黨。被捕叫“進醫院”，案情不大叫“傷風感冒”，案情較大叫“要動手術”，被殺叫“病故”，要上面派人來叫“請來結賬”。

安慶建黨時的黨員隻有10人，到1925年9月我去日本時，已增加到30人。我記得楊兆成是1924年入黨的，李竹聲（后成為叛徒）、薛卓江（后變為特務）、郭士杰、耿忱、方真、周駿（即周新民）、鄭鼎，都是1925年入黨的。

安慶黨組織的負責人開始是柯慶施，1924年下半年，柯慶施調回上海。是年秋天，中央派薛卓漢、徐夢秋到安慶來負責黨的工作。1925年初，薛卓漢去上海治病，黨組織暫由李竹聲負責。1926年，李竹聲去武漢，安慶黨組織的負持人是郭士杰。再往后，從大革命失敗一直到1931年，都是王步文主持安徽黨的工作。他對黨的事業真是鞠躬盡瘁，死而后已。楊兆成、郭士杰也是名垂青史的烈士。

安慶建立黨組織之后，黨立即積極領導和開展了工人運動、學生運動及其他各項工作，打開了革命的新局面。

（摘自：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資料》，中共黨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