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親歷的莫斯科中山大學“十天大會”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發動反革命政變，繼而汪精衛也叛變了革命，白色恐怖籠罩全國。黨中央為保存和培養干部，把一部分黨團的優秀干部派住莫斯科學習。我和我二哥張崇德都是在上海大學學習期間參加革命工作的，這次也被派往蘇聯學習。這年8月的一個晚上，我們在上海住處接到上級黨組織的通知，立即趕到吳淞口外的蘇聯貨船上集合。為防敵人襲擊和拘捕，我們化裝成運貨工人乘小駁輪上了貨船，坐在貨艙底層中，直到子夜時分，輪船駛離祖國很遠了，大家才走上船舷活動活動手腳，呼吸一下新鮮空氣。到海參崴后住了20多天。10月28日，又乘上沒有臥鋪、沒有暖氣的列車，於11月9日到達莫斯科，進了中山大學。

從1925年中山大學成立，到1928年初改為中國共主義勞動大學（仍簡稱“中大”或簡稱“勞大”），共有四期學生：1925年第一期共有學生三四百人﹔1926年第二期也有300來人﹔1927年第三期共有100余人﹔1928年第四期，從“東大”轉到“中大”100余人，前后共有1000來名學生，我是第三期的學生。由於學生的來源不同，文化程度不同，分為以下四種班：

一是正規班﹔大部分是知識分子，其中又分為俄文班、英文班、德文班、法文班。

二是特別班。也稱“老頭班”。他們是中國大革命失敗后到校的一些較高級的黨政領導干部，如葉劍英、林伯渠、吳玉章、徐特立、夏曦、方維夏、楊之華、帥孟奇、李國喧、李哲時等。

三是工人預備班。主要是從歐洲去的華工，從國內去的工人。共編兩個班，約有八九十人。他們主要是學文化。課程有中文、歷史、地理、算術、政治常識、自然科學常識、軍事課等，還有少量俄文課。

四是速成班。這個班的時間較短，參加這個班學習的同志是准備早些回國參加革命工作的。

此外，還有個翻譯班。凡是俄語較為熟練或其他外語較好的都編入翻譯班。他們自學有關課程或當助教，參加各教研室工作。

我所在的“中大”第四班，大學分同學是和我一起從上海乘船到海參崴以后到莫斯科的。有馮定、張祖儉、惲雨裳、徐以新、何子述、曾宗聖、孟慶樹、丁雲波、朱自牧、朱自純、楊蓮卿、楊安卿、彭蓮清、秋妹子、王雲程等。中國共產黨第六次代表大會在莫斯科附近召開時，孟慶樹、朱自純二位女同志被抽調去參加工作。

在莫斯科中國共產主義勞動大學的人，都參加過有名的“十天大會”。這次會議斗爭激烈，驚心動魄，結果導致“中大”停辦，幾百名學生遭受冤屈，不少人被逮捕，犧牲在蘇聯，一部分同志被送回國。為米夫所支持的極少數人，則飛黃騰達。

對於這次會議的時間其說不一。吳玉章同志說這次會議的時間是1929年6月。李一凡同志說是1929年9月，他從阿魯什塔休養所回來后開的。我回憶與李一凡同志說的基本相同。我記得這次會議是1929年9月我與二哥張崇德從克裡米亞休養所回校后才召開的。會后，我二哥張崇德被捕。這次會議不可能在1929年暑假之前召開。

王明沒有參加“十天大會”。從王明檔案上看，1929年4月到10月，他在上海作紅旗報通訊員，中共滬東區委兼宣傳干事。從1929年4月至12月，王明在《布爾塞維克》、《紅旗》報上連續發表文章。這說明他當時正在國內，沒有參加“十天大會”。他雖然沒有參加“十天大會”，但他在“中大”的影響還是很大的。

“十天大會”開始，在提主席團7人名單時就引起了爭論。名單裡有余篤三、李劍如、中共中央代表團成員張國燾、區委書記芬可夫斯基，還有共產國際監委主席索思茨。

大會的爭論焦點是：支部局執行的路線是否正確。支部局的領導人認為支部局執行了—條“百分之百的布爾塞維克”的路線﹔廣大黨團員群眾則說，支部局執行了“實踐中的右傾機會主義”的路線。

大會由支部局領導人主持。報告一開始就指責廣大學生群眾，毫無自我批評。當區委書記芬可夫斯基說支部局是如何正確，是真正的布爾塞維克時，會場亂哄哄的，呼喊著要這位區委書記下台，甚至有人要上去把他拖下來。這時，張國燾在台上連連喊著“靜下！靜下！”會場才靜下來。

在大會上發言的，有秦邦憲、盛忠亮、余篤三、李劍如、吳福海、張祟德、李一凡、柳溥慶、唐有章、吳玉章、王稼祥、郭妙根、張祖儉、張祟文等。當時斗爭很激烈，張崇德、李劍如的發言同支持支部局的人的發言針鋒相對。余篤三、李劍加等也在發言中批評了以王明為首的宗派主義小集團的錯誤。當時有的還批評學校的中國革命問題教材不切實際﹔有的批評學校黨組織把中國共產黨員降為蘇共后補黨員很不合理﹔有的批評王明等人老虎屁股模不得﹔有的批評了翻譯工作中的問題，等等。

據王觀瀾同志回憶，當時董必武立場是正確的、堅定的。他反對王明一伙操縱、控制支部局，搞宗派，搞教條，搞唯成份論，打擊人、整人。把凡是反對他們的都說成是反黨分子、托派階級異己分子，帽子滿天飛。

張崇德在發言中批評了王明一伙捏造“江浙同鄉會”的錯誤，指出周恩來同志已經宣布沒有所謂江浙同鄉會，而王明一伙至今還說江浙同鄉會如何如何，這是完全錯誤的。

李一凡發言說了三個問題：一、“中大”的任務應是為中國共產黨培養中、下層干部。上層干部隻能通過階級斗爭的實際鍛煉和考驗，從群眾斗爭中產生，僅有一知半解的書本知識的人是不能勝任的。二、派往紅色教授學院深造，必須從黨的利益出發，實事求是地從較有實際經驗的同志中選拔，不能僅憑俄語程度，尤其不能以愛憎取舍。三、批評阿卜朗姆鬆是個民族沙文主義者，因為他曾污蔑說中國人坐輪船不配坐頭等艙，坐火車不配坐頭等車廂。

吳玉章在會前就看到右派彭澤湘等活動得很厲害，同何叔衡兩人在大會上把彭對他們所說的反黨的話都講了。

大會上的發言，最受歡迎的是共產國際監委主席索裡茨。他作過調查，又聽了大家的意見，嚴厲地批評王明一伙說：“你們在這裡，在莫斯科，無論說得多好聽，都不能完全說明你們是好樣的。你們必須在中國，在流血斗爭中，用自己的實際行動，才能証明你們是真正好樣的。不是這裡，而是那裡！不是這裡，而是那裡！”語氣一句比一句慷慨激昂。索裡茨的講話，使絕大多數同志受到鼓舞，王明一伙則垂頭喪氣。

在“十天大會”的第十天，也就是索裡茨發言之后兩天，支部局把一個《解散團支部局的決議案》提交上午的大會表決。原來，整個團支部局除陳昌浩之外，所有成員都一直與廣大黨、團員群眾站在一起，堅決反對王明一伙。因此，支部局作出了解散團支部局的決定。但是表決的結果，由於許多原來追隨王明的人已受了索裡茨發言的影響，舉手贊成的僅有29人。米夫、王明一伙見情況不妙，便把區委書記芬可夫斯基搬到下午的大會上，用區委的名義命令大會結束。

大會雖然結束了，斗爭並沒有停止。大概在年底的時候，支部局忽然召開了一次全體黨員大會。支部局組織委員王雲程手拿兩頁信紙，向大會宣布一個十分孩人聽聞的消息：有個河南人，俄文名字叫馬馬也夫（過后很久才知道他叫趙言清）自殺了。他留下了一封遺書，揭發校內存在著一個龐大的秘密托派組織，在這次斗爭中操縱廣大黨團員群眾向黨支部局進攻，反對黨的領導。他本人就是該組織的頭兒，深感對不起黨，所以負疚“自殺“雲雲。並且還提供了一個有百十來人的托派名單。這時王雲程晃了晃手中的兩頁信紙說，這就是他的遺書和名單。此后，就陸陸續續有許多同志從學校失蹤了。說這些人是被派送回國或去共產國際談話去了。實際上是把他們逮捕了，這其中就有唐有章、李一凡、張崇德等同志。

1929年11月，學校黨組織宣布全校清黨。在清黨過程中，實行“人人過關”、“殘酷斗爭，無情打擊”的方針，方法簡單粗暴。幾位清黨委員並坐在一張桌子后面，被審查的人站在桌前，就像是在法庭受審一樣。由清黨委員向被審查者提出問題，旁聽者也提出問題，然后由清黨委員會做結論。他們既不核對事實，也不進行調查，便根據揭發出的所謂問題，作出結論，開除黨籍或予以別的處分。我在被審查當中，當時就有人說我是張崇德的弟弟，應開除黨籍。幸得清黨委員會主席基爾三諾娃說我在中國參加實際斗爭，不能開除，但有錯誤，給予嚴重警告處分。

吳福海在“十天大會”上發言反對支部局，以后與博古爭論，失手打了他一拳，因此，渭黨開始之后被開除黨籍，他在中共代表團的支持下，向共產國際申訴。由於他家庭出身貧苦，本人成分是工人，參加過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所以，校清黨委員會又把對他開除黨籍的處分改為警告處分。

孫冶方敢於同王明教條宗派進行斗爭，先是被誣為“江浙同鄉會”分子，后又被當作階級異己分子開除黨籍。

張崇德在“中大”期間，王明一伙曾多次拉攏他，都遭到嚴詞拒絕。因此，他以莫須有的“江浙同鄉會”的罪名被逮捕。未經任何法庭程序，由格別烏的特殊會議判處5年勞改。釋放后又抓回，終於被迫害死在蘇聯。

李一凡因反對王明，被送進大牢。捕前，王明曾以共產國際名義找他談話，把他拉到王明的住所，用俄語對他說：東方部想派你回國接辦黨中央機關報《布爾塞維克》。李說：“我不會做買賣”。王明很尷尬，被頂得滿臉通紅。因此1929年清黨后，李一凡便被流放到西伯利亞等地，遭受迫害達22年之久，直到1958年才回國。

“十天大會”以后，究竟逮捕了多少同志，無法准確統計。按李一凡估計，至少有五六十人。

我受到嚴重警告處分以后，於1930年3月被送到莫斯科第七印刷廠勞動，約有5個月左右。后被送回國，回到上海，被分配到杭州工作。

莫斯科中山大學的開辦對中國革命究竟產生過什麼影響，我認為應該從兩方面來看。莫斯科中山大學的開辦，為一些中國共產黨人學習馬列主義提供了良好的學習環境和條件。我們這些年輕的中國共產黨人，通過學習奠定了革命人生觀的基礎，因此是有成績的。這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在莫斯科中山大學開辦期間，在米夫的支持培植下，形成了王明教條宗派集團，在“十天大會”后的清黨中，對中國革命事業犯有不可饒恕的大罪。其后，又是在米夫的支持下，王明等人通過六屆四中全會，掌握了黨中央的領導權，長期推行了一條錯誤路線，使中國革命遭受了嚴重的損失。這是問題的又一個方面。

“十天大會”后進行的清黨，使我黨許多好同志，有的受到警告處分或被開除出黨，有的被捕，有的被送到西伯利亞做苦工，有的被迫害致死。張崇德在蘇聯被迫害致死，至今下落不明。李國暄出於同情俞秀鬆、周達明、董亦湘，為他們送了毛毯而被隔離5年之久，到1937年上半年后，就再也聽不到他的任何消息了。

余篤三、李劍如兩位同志都是堅決反對王明一伙的，在“十天大會”上是主席團成員，后都被送回中國，到蘇區工作。據成仿吾寫的《張國燾在鄂豫皖根據地的罪行》講到，余篤三反對王明“左”傾路線被撤掉了紅四軍政委的職務。徐以新同志最近告訴我，余篤三在四方面軍被張國燾殺害。王嘉翔同志著的《大將許光達》一書中，有三處提到李劍如，說王明路線的中央把湘鄂西當時不同意見的爭論籠統說成反革命分子的破壞活動。他們組織肅反委員會殺了許多人，“許光達當十七師師長時的師政委李劍如也被殺害”。王孚美在蘇聯學習期間，因反對王明被關進監獄，1937年與家中斷絕通信，1953年病死獄中。據其在蘇聯的女兒友蘭說：赫魯曉夫時期已為王孚美恢復名譽（這是他弟弟王愧秋同志告訴我的）。我認為，對上述這場冤案錯案進行一次有組織的清查，並作出應有的結論是完全必要的。

江蘇革命史料1983年第8期上有材料說，董亦湘被王明誣為托派，於1938年被捕。經他的蘇聯妻子和董亦湘的弟弟董滌臣請國際紅十字會幫助尋找，蘇聯中央軍事檢察院1959年通知：“他沒有罪行，應恢復其名譽”。這樣做是符合實際的，是很得人心的。

柳溥慶當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期間曾被當作“國民黨殘渣余孽”開除黨籍。回國后，他並不灰心，繼續努力，於1950年重新入黨，1974年病故。1989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組織部通知：承認柳溥慶同志1930年至1950年的黨籍，黨齡從1926年算起。黨組織對這些同志的平反、關懷，使活著的人們及其家屬深感安慰。

（摘自：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資料》，中共黨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