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勝利與革命階級的分化

1926年正月，國民黨二次代表大會剛開，廣西就擁護國民政府，兩廣統一了。隨后貴州黔軍兩軍參加國民革命軍，湖南唐生智率軍來歸，這是革命軍事力量的發展。

自“五卅”上海慘案發生以來，罷工風潮愈趨激烈，廣州、省港罷工委員會成了國民政府的支柱，各地工人運動蓬勃發展。1926年五一召開的第三次全國勞動大會，有組織的工人已經有124萬1千余人，這是革命的骨干。這是工人運動的大發展。

廣東農民協會成立，聲勢已大振。湖南農民運動雖還在秘密時期，卻使農民大大的革命化。這是農民運動的發展。

一年以來革命聲勢的擴大，勝於十年二十年，而且革命反帝反封建軍閥的口氣一針見血，大為全國人民所歡迎，大有簞食壺漿以迎王師之勢。

北方軍閥與帝國主義勾結，並想用什麼約法、憲法之名來把持中國政權（他們以恢復所謂“國法”以與民眾及中山所要的國民會議對抗。吳佩孚稱護憲，使曹錕辭職，還有國會自動召集之說﹔這種賄選國會，軍閥與英帝走狗居然想復活！張作霖另有企圖，主張護法以與曹憲抗衡。他主張約法，依法召集新國會）。今天時局變了，反革命與帝國主義就要用反共之名來把持政權。這時北方局勢是吳佩孚、張作霖、段祺瑞奉日帝國主義等之命，聯合向北京馮玉祥的國民軍進攻，不但在“三一八”發生屠殺學生慘案，而且以聯軍力量戰勝了國民軍。吳佩孚不能以武力在北方奪取完全政權，遂轉而向南方發展。他向南發展之第一步，是以實力援助湖南所有的反唐軍隊，驅逐唐生智出湖南。第二步便是聯合湘、鄂、川、滇、黔、豫、贛、閩八省反動軍隊圍攻兩廣，也說要四面圍剿以根絕“赤禍”呢！

民眾有打倒軍閥和帝國主義的要求，軍閥又有圍攻革命根據地之危險，國民政府遂於7月初出師北伐，以蔣介石先生為總司令。他在出師宣言中說：“吳賊所資為號召者，厥為‘討赤’夫﹔‘討赤’乃帝國主義者用以對抗全世界被壓迫民族，破壞全世界革命聯合陣線之口號也！”蔣之贊成北伐，是想利用革命達到他的企圖，即向外取得地盤，並以軍事力量限制革命的發展。

民眾革命的力量是無堅不破的。尤其是國民革命軍第四軍張發奎部隊，有共產黨員葉挺等作先鋒，軍中大半為共產黨員，與人民打成一片，成為人民的軍隊，往往兵未至而民眾已蜂起，因而第四軍與唐生智的第八軍，於10月初即克服武漢。如此迅速，完全是由於軍隊革命的犧牲精神，工農廣大群眾的援助的結果。革命浪潮極端迅速地使群眾革命化了，成千成萬工農卷入革命斗爭，團結成突擊的隊伍。肅清中國封建殘余的斗爭，反對帝國主義奴役的斗爭，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爭奪領導權的斗爭，日益帶有極端殘酷的性質。在1927年夏天，便達到最高程度。

當北伐初期，民族資產階級還與革命工農和城市小資產階級同道前進，這是全民聯合戰線的革命。因為資產階級企圖利用革命來達到自己的目的，這是國民黨內右派反對左派激烈斗爭的原因。當時我黨也有廣東路線與機會主義陳獨秀的上海路線的斗爭，廣東路線是要我黨黨員與國民黨左派親密合作，以黨的紀律打擊右派向反革命走的道路，上海路線則向右派妥協投降。

中國大革命最激烈、最復雜的斗爭時期，是革命發展到長江流域的時候。雖然很久以來中央就發展了機會主義與宗法家長制的領導，工人運動中都沒有提拔工人同志來領導，都是知識分子在干，但是客觀上勞動群眾的斗爭卻依然急劇的發展。赤色工會發展到將近三百萬會員，吸收極多的店員、手工工人參加，農民協會隻以湘、鄂、贛、粵計算，發展將近一千萬會員，國民黨左派運動有極大的發展，軍隊中也有力量，雖然這些發展大半屬於自發的，可是前一階段中，共黨加入國黨的政策，以及客觀上革命勢力的發展，使“取得國民黨，取得國民革命，取得一般小資產階級”的策賂事實上部分實現，而形成部分的革命勢力。共產黨以工農團體中的領導權之取得，而成為革命的先鋒與主干。當時的任務，就在一面認清“五卅”以來“中國無產階級暫時還沒有革命的領導權”（1926年12月共產國際雜志社論），一方面堅決地進一步而取得政權與軍權的領導權。這是革命發展到長江流域的形勢，中共中央便放在這種形勢之前。

這時北方反革命的勢力已不能阻止革命，帝國主義看見軍閥不能作消滅革命運動的有效工具，於是用和平方法在民族革命勢力找尋它的同盟者，因此反革命的大資產階級甚至軍閥開始轉變到國民政府方面，與國民黨內的反動派勾結。反動分子又起而破壞革命聯合戰線，欲使革命轉入反革命。蔣介石要黨政機關設南昌，就是想指導機關盡入其軍事獨裁之掌握。蔣企圖分裂國民黨，在南昌成立新中央，並於2月在廬山召集軍事會議，拉攏許多初加入國民黨的舊式軍人，和他們拜把換帖，結為兄弟。武漢革命的國民黨在三中全會上打擊了他這個企圖，執行了正確的廣東路線，於是黨和國民政府有了一番新氣象，革命勢力又為之一振。

當北伐出師時，蔣為總司令，並親率其第一軍出江西，以為黃埔學生及精銳武器都在這一軍，前此打了許多勝仗，這次一定也是所向無敵。殊不知前此之所以打勝戰，一面是共產黨員英勇奮斗作了模范，一面是與工農群眾結合，成了不可抗的軍隊。自三二○事變后，共產黨員被驅逐或陷害了，所謂蔣的心腹大都是驕奢淫逸，腐敗不堪，並與工農為敵，因而處處打敗戰。江西久攻不下。而第四軍張發奎部有葉挺等共產黨員作骨干，與第二、第三、第六、第七、第八等軍一樣，不僅有共產黨員，還保存革命作風，與群眾運動相結合，所向無敵。去年10月張發奎等即攻下武漢，現在二、六兩軍又攻下南京。蔣於遲遲攻下南昌后，見武漢政府勢力完全統治了長江流域，三中全會又取消了他的黨政軍總攬大權，遂決心背叛革命。中國革命狂風般地發展而引起了階級力量之分化。蔣到了上海，帝國主義懾於革命勢力的可怕，知道蔣對革命路線不滿，正好利用他在革命內部來分化革命力量，遂勾結蔣以圖打倒革命。果然蔣借口開赴前線，下命令調二十六師離開上海，卻於上海附近把忠於革命的軍官換成自己的親信，又重新開回上海來舉行對工人的大屠殺。蔣之背叛革命，在南京成立政府，是表明資產階級畏懼工人運動，退出了革命，產生了民族反革命的中心，國民黨右派與帝國主義互相妥協來反對革命，投入到世界帝國主義所領導與組織的反動營壘中去了。中國革命分裂為兩個政府、兩個軍隊、兩個中心：武漢革命的中心與南京反革命的中心。

汪精衛於4月初到上海，向右派哭訴道：“我也是反共的。不過方法不同，我此次到武漢去必有所表現，我們是殊途同歸。”汪奉了自告奮勇的秘密使命於4月10日到了武漢，我黨機會主義的陳獨秀也同時到了武漢，這就便利了他們危害革命。當時武漢革命的國民黨也作了很多錯事：第一是4月3、4兩日，張發奎出發到南京去鞏固革命的軍隊，既上船又調回，理由是不要太迫近上海，以免與帝國主義直接沖突，革命須向西北發展，以實行所謂“西北路線”。如果第四軍到了南京，或者南京不至為叛徒所據，成為反革命的中心，革命發展的前途當又是另一種形勢，革命或不至失敗。第二是應不為汪精衛左的內奸的面目所欺騙，及毅然反抗陳獨秀機會主義的投降路線，而實行更向前發展工農的革命運動，鞏固工農群眾組織，作為工農革命民主政權的堅實基礎，來進行更堅決的反帝反封建軍閥的生死斗爭。共產黨應與革命的國民黨親密合作，肅清國民黨右派，把國家的一切政權集中在革命的沒有右派分子的國民黨手裡，以保持共產黨與國民黨左派的革命聯盟。共產黨在和革命的國民黨員在一個隊伍中斗爭的時候，必須比任何時候更應該保持自己的獨立性，而不隨他們動搖，或者作他們的尾巴。但是當時恰恰違反了這個革命路線，更不知汪精衛的內奸政策而迷惑於他的革命詞句，把一切政權都交與他，他在討蔣和第二次誓師北伐的演詞中都表現他“左”的面目，麻痺了一般人（共產黨也在內）的警惕性。但事實是很顯然的，這就是武漢一面下令討蔣，一面便已下令“討共”。討蔣和查辦湘、鄂、贛各省“過激”言論行為的特別委員會組織的決議，差不多是同日同時的（4月19日下令討蔣，4月下旬即組織特委以“制裁違反本黨（國民黨）主義政策的言論行動”）。

5月中，北伐軍正在艱苦戰斗的時候，許克祥在長沙就舉行馬日政變，大殺共產黨員和工農群眾。同時夏斗寅、楊森叛軍自宜昌向武漢進攻，夏斗寅已到武昌30裡的紙坊，楊森到漢口附近的蔡甸，情勢危殆，反革命以為可以扑滅革命了。但葉挺率中央軍校的子弟兵一擊，就把他們打得落花流水。正要乘勝進攻長沙，而汪精衛嚴厲制止，說夏部已歸唐生智收編，長沙事變要和平解決。而陳獨秀也隨汪之后極力壓迫革命，汪說農民運動過火，陳也說農民運動過火﹔汪說工人不應該佔領工廠，陳也說工人不應該佔領工廠﹔汪說童子團胡鬧，陳也照樣說，甚至解散糾察隊，自動繳械。何鍵在漢陽兵工廠發表反共宣言，反革命分子鬧得烏煙瘴氣。而一方面則革命怒潮空前高漲，有組織的工人已有350萬，有組織的農民已有一千萬。特別是湖南的農民運動最有力量，農民協會成了農村的政權機關，打倒土豪劣紳，有些地方農民自動插標，分配土地。而最值得注意的是鄉間治安從來沒有這樣有秩序，這樣平靜過，不僅沒有乞丐、流氓，而且有夜不閉戶、道不拾遺的現象。人民安居樂業，無不勞動之人，這如何不吸引廣大人民來擁護配合呢？被驅逐的土豪劣紳都跑到武漢來訴苦、造謠、誣蔑，汪精衛就作為資本，大罵革命破壞統一，破壞政府法令。陳獨秀則發出許多制止工農運動的命令，大罵過火。唯恐不能傾長江之水淹息這革命熊熊之焰！帝國主義則盡力封鎖，使武漢經濟恐慌，並造什麼裸體跳舞，禁穿長衣等等謠言。革命和反革命的斗爭十分尖銳。幸而5月底北伐軍攻下鄭州，革命勢力已發展到黃河流域，革命將由第二階段發展到第三階段，殊不知反革命已經准備好了埋葬革命。鄭州攻下不幾天，6月5、6日，汪精衛和幾個黨政要人就到鄭州，與馮玉祥開會。這個會議的中心問題，就是如何反共，但他們秘而不宣。19日我在國民黨中央黨部接到馮玉祥密電，說已完成了到徐州與蔣會面的使命。我質問汪精衛，他還堅決地說：“誰派他去？他造謠。”

分共的謠言一天比一天厲害，到了7月15日分共的前一夜，汪召集國民黨要人在他的寓所開討論分共會議。孫夫人宋慶齡聞此消息，痛哭得不堪，且不願出席，托陳友仁代述她的意見，堅決要國民黨繼續總理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絕對反對執行與三大政策相反的政策，力言總理對於這政策的決心與臨終諄諄的告誡及遺囑，如果違反這個政策，稱不得是總理的信徒。陳友仁也代為爭論。斗爭得很激烈。在一般人的幻想以為汪精衛是孫中山先生的信徒，一定不主張分共。那知道，在這會上汪宅張分共最力。誰是中山先生的忠實信徒，誰是中山先生的叛徒，這時才揭曉了。但汪於15日正式決議分共后，還要掩蓋他的內奸面目，大呼反共同時還要反蔣。胡漢民作文譏諷他說：“反共猶須反蔣，則聯共尚須倒汪，天下滑稽之事，寧有過於此耶？”胡先生太老實，太落后了，怎能了解新時代流氓和戲子所玩的新花樣呢？汪偽裝反蔣的最后一幕，不久也就收拾起來，與南京反革命的政府合流。1925—1927年的中國大革命，就這樣告失敗了。

汪精衛的叛變表明上層小資產階級又退出了革命。這時共產黨還想同左派的革命的國民黨用革命的武裝力量以維持革命的勝利，於8月1日，以葉挺、賀龍兩軍在南昌起義，這是一個英勇的繼續革命的企圖。可惜在機會主義（者）譚平山不正確的政治指導之下，僅僅成了一個軍事行動。沒有用力組織群眾，武裝農民。柔和的政綱特別是柔和的土地政綱，不能動員群眾。隻在汕頭、湯坑軍事一失利，就完全失敗了。這又一次的給革命以教訓。所殘余的工農武裝戰士編為工農紅軍，就是我們紅軍的基礎。這以后，國民黨已完全成了反革命的旗幟，中國大革命時期從此完結，中國革命轉到工農聯合更深入的土地革命的蘇維埃階段。

（摘自：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資料》，中共黨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