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七會議后的政治形勢和黨中央所做的主要工作

八七會議舊址

八七會議以后，緊接著在8月9日召開了臨時中央政治局第一次會議。出席會議的有蘇兆征、瞿秋白、我、羅亦農、王荷波、張太雷、毛澤東、蔡和森、彭公達、任弼時、顧順章及國際代表羅米那茲等人。會議由瞿秋白任主席。議程共有11項，其中主要討論決定了以下幾個問題：

一是關於常委問題。會議通過國際代表提出的名單，以秋白、兆征和我三人組成常委會。由秋白兼管農委、宣傳部並任黨報總編輯﹔我兼管組織部、秘書廳﹔兆征兼管工委﹔恩來負責軍事部，因他已率領南昌起義軍去廣東，由秘書王一飛代理部務﹔楊之華負責婦女部﹔顧順章負責交通局﹔出版局暫由鄭超麟負責。

二是關於北方、南方工作問題和湖南問題。會議決定將蔡和森、王荷波二同志派往北方，組織北方局，蔡和森、王荷波、劉伯庄、彭述之和共青團的一名代表參加，王荷波為書記，蔡和森為秘書，管理順直（今河北省）、山西、滿洲、內蒙和山東等省黨的工作。會議特別指出，北方局負有報告八七會議決議案並以會議精神整理所屬各省黨組織的任務。關於南方工作問題，會議決定派張太雷同志去廣東任省委書記。接著，8月11日，《中央給廣東廣西省委及閩南臨時委員會的信》中說：“臨時政治局請派恩來、太雷、彭湃、陳權、代英、黃平、國燾為中央之南方局，以國燾為書記，並在南方局之下組織一軍事委員會﹔以恩來為主任，管理廣東、廣西、閩南及南洋一帶特支。恩來等未到以前，由太雷、楊殷、黃平組織臨時的南方局。臨時南方局之職權在於准備並指導上述區域內之暴動及一切政治軍事事宜，此外並須報告此次中央緊急會議之決議案，且根據之整頓該三省黨部組織之責。至於前敵委員會與臨時南方局相遇之后，前敵委員會即可取消。”關於湖南問題，會議決定改組湖南省委，吸收與群眾接近的人加入，加強湖南黨的領導﹔由毛澤東、彭公達與湖南省委商選新省委名單報告中央，新省委由九人組成，其中至少要有工農分子三人，工農運動的負責同志三人，彭公達為新省委書記。會議批評湖南省委不應在湖南組織一師與南昌起義部隊共同取粵，而應使湖南形成一廣大基礎，將革命力量擴大到全省。在批評中，毛澤東同志指出，大家不應隻看到一個廣東，湖南也是很重要的。湖南民眾組織比廣東還要廣大，所缺的是武裝，現在適值暴動時期，更需要武裝。毛澤東在這以前不久曾起草並經中央常委通過的一個計劃，即主張在湘南農民起義中形成一個師的武裝，佔據五六個縣，形成一個政治基礎，發展全省的土地革命。他認為即使武裝起義失敗也不用去廣東而應該上山去。毛澤東自1927年馬日事變以后，就明確指出農民武裝在處境十分不利的情況下，即應上山，“上山可造成軍事勢力的基礎”。

三是關於政權問題。會議決定在鄉村中一切政權歸農民協會——農會政權﹔在城市中一切權力歸革命委員會。革命委員會在暴動前是指揮暴動的機關，由我黨指派同志及少數真正國民黨左派分子組織之﹔暴動成功后，即是臨時革命政府的性質。

八七會議后，黨中央領導機關仍在武漢，9月底至10月上旬陸續遷往上海。當時將中央機關遷往上海，主要是因為上海的革命力量比武漢強，同時也比較容易隱蔽。

當時，國內政治局勢是非常緊張的，白色恐怖十分嚴重。我們黨和其他革命力量遭到了極大的摧殘，許多共產黨員、革命知識分子和工農群眾慘遭殺害，黨的組織遭到嚴重破壞，黨的活動被迫轉入地下。革命已經由高潮暫時轉入了低潮。在這種形勢下，我記得黨中央由武漢遷往上海前后主要做了以下幾件工作：

第一，通過各種秘密渠道迅速向全黨傳達了八七會議精神，大大鼓舞了廣大黨員的革命斗志，使全黨精神為之振奮。

第二，按照八七會議確定的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統治的總方針，和把發動農民舉行秋收起義作為當前黨的最主要任務的決定，各地黨組織先后發動了湖南、湖北、江西、廣東、江蘇、河南、河北、陝西等省部分地區的武裝暴動。

第三，在各地舉行武裝起義的同時，黨積極開展了工人運動、學生運動和婦女運動。

第四，根據八七會議關於要“造成堅固的能奮斗的秘密機關，自上至下一切黨部都應如此” 的決定，中央在全黨散亂之際和遭受嚴重的白色恐怖的情況下，進行了極其艱苦而又重要的組織工作，開始恢復、整頓或重建黨的組織，建立了黨的秘密組織系統和工作機關，組織了全國的秘密交通網，出版了黨的秘密機關報。黨中央9月下旬遷往上海后，因中央與長江各省隔絕，為了加強黨的領導，又設立了長江局。長江局所轄范圍是湖北、湖南、河南、江西、四川、安徽、陝西七省。“長江局不是中央在上列七省的通訊機關而是代行中央職權，指揮上列七省的革命運動與黨務，上列七省的黨務須純全受長江局的指揮，但長江局須隨時將所處理之工作與決定報告中央，受中央的指導” 。10月2日，長江局召開第一次會議，出席會議的有我、羅亦農、王一飛、任旭4人。會議決定羅亦農為長江局書記兼所轄各省軍事特派員，易禮容為秘書長，蔡振德為秘書。

第五，對湘、鄂、贛、粵四省的秋收起義和南昌起義做了許多善后工作。當時，我在中央常委中分管組織部和秘書廳。南昌起義軍失敗后，許多人輾轉到上海是由組織部負責接待的。賀龍同志也轉移到了上海。當時我代表中央與他進行了長時間的談話。他認為南昌起義有兩個錯誤：一是用國民黨的旗幟﹔二是未沒收土地。在南昌起義軍南征失敗后輾轉到上海的，還有周恩來、李立三、葉挺、譚平山、張國燾、郭亮、夏曦以及黨外的朱劍凡（周南校長）等許多人。對於這些人，黨中央都進行了妥善的安排，有的分配工作，有的送去莫斯科學習，周恩來回到臨時中央政治局工作。

在這一時期中，還有一個重要的決定，就是拋棄了左派國民黨的旗幟，打出了蘇維埃的旗幟。1927年9月19日，臨時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了《關於“左派國民黨”及蘇維埃口號問題決議案》，指出：“8月決議案中關於左派國民黨運動與在其旗幟下執行暴動的一條必須取消。”現在看來，當時打出蘇維埃的旗幟（只是“蘇維埃”一詞是音譯過來的，不易為中國老百姓了解）是正確的。事實上，在11月擴大會議以前，海陸豐已經打起了蘇維埃的旗幟。毛澤東同志在秋收起義時也沒有用左派國民黨的名義，而是旗幟鮮明地以共產黨的名義號召群眾，他並致信黨中央提議放棄國民黨左派的旗幟。至於南昌起義部隊，在開始時雖曾利用國民黨左派的旗幟，但到汕頭失守以后也決定取消左派國民黨的旗幟。

從以上幾個方面來看，八七會議以后，我們黨在很短的時間內做了許多工作，取得了不少成績。但是，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以后，由於對國民黨屠殺政策的仇恨和對陳獨秀投降主義的憤怒而加強起來的革命急性病，使黨內的“左”傾情緒很快地發展起來。這種“左”傾情緒在八七會議上就已露頭。八七會議反對右傾錯誤時的“左”傾成分，主要見之於由羅米那茲起草的《中共“八七”會議告全黨黨員書》中。首先，混淆了民族資產階級與買辦資產階級的界限，不知道民族資產階級具有兩面性，主張對民族資產階級隻講斗爭，不講爭取和聯合，籠統地強調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斗爭，而且只是工人階級一己利益的斗爭。其次，關於對待城市小資產階級的問題，把“一般手工業者、商人、學生、店員及城市貧民”統統當作小資產階級，不講照顧他們的利益，而是用絕對的無條件的階級斗爭，即所謂“革命方法”來強使小資產階級跟著自己走，如此等等。由於《告黨員書》中存在著一些“左”的錯誤理論和偏激情緒，不夠實事求是，它又“為‘左’傾錯誤開辟了道路。”

八七會議以后，這種“左”傾情緒繼續滋長，致使在中央領導機關和一些地方黨的工作中，都包含有盲動主義的因素。到了1927年11月黨中央的擴大會議，就導致以秋白為首的黨中央犯了“左”傾盲動主義的錯誤。

（摘自：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資料》，中共黨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