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屆三中全會前后黨內的分歧與爭論

1930年8月下旬，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瞿秋白和同年4月前往共產國際的周恩來受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委托，為糾正李立三推行的“左”傾錯誤，相繼由莫斯科回國。他們回國后，立即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決議，並著手籌備召開六屆三中全會。

9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開了擴大的六屆三中全會。會上批判了李立三的錯誤，並作出了《中共三中全會關於政治狀況和黨的總任務議決案》。六屆三中全會對於糾正以立三為代表的“左”傾錯誤是起了積極作用的。它糾正了立三等人對於中國革命形勢的過高估計﹔停止了組織南京、武漢等中心城市的武裝暴動和全國總起義，以及集中全國紅軍進攻武漢、長沙、南昌、九江等中心城市的冒險計劃﹔取消了合並黨、團、工會的各級行動委員會，恢復了它們的各自獨立組織和正常工作。這樣就結束了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在中央的統治。在會上李立三作了自我批評，承認了錯誤。三中全會后，他離開了中央的領導崗位，但仍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不久便被共產國際召去莫斯科．

1930年秋，我剛剛出獄，經過審查恢復了組織生活，就聽到關於六屆三中全會對立三錯誤批判的傳達。聽后我很高興，在黨的支部會上表示擁護黨中央的決定，並就自己在鬆浦特委工作期間所受盲動主義的影響作了自我批評。不久，我被調到江蘇省委領導下的外縣工作委員會任秘書。外縣工作委員會原由省委書記李維漢（羅邁）兼任書記，后來先后由陳雲、夏曝、蔣雲擔任，劉瑞龍任秘書長。

六屆三中全會之后，省委決定派人到外縣去停止執行立三路線的暴動計劃。我被派去常州、宜興、鎮江、蘇州一帶傳達。我跑了幾個地方后，更感到李立三盲動主義對全國形勢的估計和組織暴動、總起義是沒有客觀基礎的，是錯誤的。我遇到幾位縣委書記，都表示贊同六屆三中全會的決議。他們說，敵人控制很嚴，暴動本來就搞不起來，也應該吸取救訓。

但是，六屆三中全會在政治上、思想上對立三路線還未能進行徹底的批判，這和當時共產國際的看法是一致的。六屆三中全會《對於中央政治局報告的決議》（以下簡稱《決議》）認為：“政治局在六月十一號的政治決議案（即《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的決議——作者注）之中，犯了些冒險主義的與左傾的關門主義的錯誤（僅是策賂上的錯誤）。”六屆三中全會《關於政治狀況和黨的總任務議決案》（以下簡稱《議決案》）還肯定：“中央政治局的路線是正確的”，只是有“個別的冒險主義傾向的錯誤。”在思想上，《議決案》錯誤地認為“黨內主要的危險是右傾機會主義”，提出在反對“左”傾的同時， “尤其要集中火力打擊主要的右傾危險”。在組織上，錯誤地打擊了一些有不同意見的同志，使黨內矛盾進一步加劇。

由於六屆三中全會沒有對立三路線的思想實質加以徹底清算和糾正，因此，黨內的“左”傾思想仍然濃厚地存在著。

1930年底，我調任江蘇省委秘書長。我除了管秘書處的工作外，也和中央特科經常聯系。中央特科派來聯系省委的是劉鼎同。在這個期間，我對六屆三中全會前后黨內斗爭有了進一步的了解。

由於推行立三路線，黨和革命力量受到了損失。在白區，許多做實際工作的同志，如何孟雄、林育南等同志，經過黨的組織起來反對立三路線，但受到了李立三為首的中央的錯誤打擊．

何孟雄當時是江蘇省委候補委員、上海滬東區委書記。他從當時的實際情況出發，先后在江蘇省黨代會、五月中召開的全國蘇區代表會、九月初召開的上海區委書記聯席會議上，起來反對立三的錯誤。他批評了李立三和中央政洽局不承認世界革命和中國革命發展的不平衡性和對形勢的極左估計﹔盲目推行城市武裝暴動的冒險計劃﹔否定工會和其它群眾團體進行合法斗爭﹔取消工會和青年團的獨立組織等。他的這些意見，在當時處於少數地位，但他態度很堅決，不怕打擊。9月初在上海區委書記聯席會議上，何孟雄批評立三路線的發言，被李立三同志當場禁止，被剝奪了繼續發表意見的權利，並被扣上了一頂右傾機會主義和“取消派暗探”的帽子。會后，何被撤銷了滬東區委書記的職務。隨后又被撤銷江蘇省委候補委員的職務。這樣他便被取消了參加黨的會議和活動的權利。但是何孟雄堅持真理，沒有屈服。9月8日，他又向中央政治局遞交了長篇的《政治意見書》，再次系統地申述了自己的意見。

六屆三中全會期間，何孟雄又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勢力的代表，認為他的活動是有意利用中央的某些錯誤，來進行反中央的活動。“客觀上不能不也成為取消派埋伏在黨望面的奸細。” （見《中共三中全會告同志書》）。

此后，何孟雄又於10月、11月、12月先后四次向中央政治局寫信或遞交意見書，繼續申述自己的觀點，批判立三路線和六屆三中全會的錯誤，並對給予他的組織處分進行申辯，要求公布他的意見書和發言記錄。

需要特別加以說明的是，在立三路線時期，王明（陳紹禹）、博古（秦邦憲）等在黨的會議上或寫的文章中，也提出過反對立三一些‘左”的錯誤的意見。但這些意見是以“左”的觀點來反對立三的“左”傾。在關於中國革命的性質、國內形勢和黨內主要危險等問題上，他們和立三的看法基本上差不多。在1930年7月的中央工作人員政治討論會上，陳紹禹、秦邦憲、王稼祥、何子述四人發言中，批評了中央政治局6月11日關於《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的決議，李立三當場進行了壓制，接著給了他們四人以黨內處分。

六屆三中全會后，王明在向中央政治局提的意見書中，承認三中全會有重大意義﹔認為反立三主義的斗爭應予停止，採取了對立三路線的和解態度。王明等人還要求中央撤銷對他們四人的處分。

（摘自：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資料》，中共黨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