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三“左”傾冒險錯誤的出現及糾正

從1929年到1930年，國內國際政治形勢發生了一些重要變化。

在國內，國民黨統治集團的內部矛盾進一步激化。1929年三四月間，爆發蔣介石對桂系李宗仁的蔣桂戰爭。此后，又爆發蔣介石、閻錫山、馮玉祥三派之間的劇烈斗爭﹔張發奎、俞作柏聯盟的反蔣斗爭﹔唐生智、石友三聯盟的反蔣斗爭。反蔣勢力的這些斗爭失敗后，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等從1930年1月開始磋商，於3月達成以閻錫山為首的反蔣聯盟，並著手做反蔣戰爭的准備。5月上旬，閻錫山、馮玉祥在中原和魯西南的三個戰場，李宗仁、張發奎在湘粵桂邊界，發起了對蔣介石集團的大規模戰爭。這次國民黨新軍閥之間的中原大戰和湘粵桂邊戰爭，雙方共投入兵力100萬人以上，總耗資達5億元，波及中原和華南廣大地區。

本來，北洋軍閥的覆滅和東北“易幟”，實現了表面上的全國統一。但是，作為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的特征之一的軍閥政治，其基本特點是以軍隊私有為基礎，形成軍閥割據。這種特點，必然不斷引發各派軍閥為爭奪地盤而進行的戰爭。在國民黨新軍閥統治建立的過程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中央軍”和各雜牌軍之間的矛盾依然存在，並日益尖銳化。各派軍閥特別是蔣、桂、馮、閻四大派系，為了擴大自身的利益，除爭奪地盤以外，它們之間的爭斗主要地表現為對國民黨中央政府控制權的爭奪。這就不可避免地會經常發生各派軍閥之間的戰爭。此外，中國的各派軍閥都是以一個或幾個帝國主義國家的支持為背景的。因此，英、美、日等帝國主義國家為爭奪在華利益的矛盾和斗爭，必然直接導致國民黨內部的派系紛爭和軍閥之間的混戰。隻要各帝國主義國家分裂中國的狀況存在，各派軍閥就無論如何不能妥協，所有妥協都是暫時的。

頻繁不息的軍閥混戰，加深了全國各階層人民的苦難，也削弱了軍閥自身的力量，在客觀上為革命力量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

經過大革命失敗后兩年多的艱苦奮斗，中國共產黨逐步從極其嚴重的困境中擺脫出來，革命事業開始走向復興。在農村，紅軍和根據地進一步鞏固與擴大。在城市，黨的組織和黨的工作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復與發展。從總體上說，革命斗爭的局面比起大革命失敗時有明顯的好轉，但敵強我弱的形勢並沒有根本性的改變，更沒有形成中國革命的高潮。帝國主義和國民黨統治集團的力量仍然相當強大，它們對革命勢力的防范還很嚴密。

在國際上，1929年資本主義世界爆發的空前的經濟危機，使一些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運動和群眾斗爭有了較大的發展。這些國家中一部分知識分子向往社會主義的傾向迅速增長。但世界資本主義的統治並未臨近崩潰，也沒有隨著經濟危機的爆發而形成世界范圍的革命高潮。

在這種形勢下，中共中央本應正確認識形勢，抓住有利時機，推進革命事業的發展。然而，這時中共中央的一些領導人，看到形勢發生一些有利於革命的變化，又受到共產國際的“左”傾指導思想的影響，頭腦開始發熱。他們無視國內國際革命力量仍然相對弱小的基本狀況，片面夸大形勢對革命有利的一面，逐漸形成“左”傾冒險錯誤。一些比較系統的錯誤主張，主要是由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宣傳部部長的李立三提出的。因此，這次“左”傾錯誤，史稱“立三路線”。1929年底，中共中央同共產國際遠東局在如何看待中國的富農、游擊戰爭、赤色工會等問題上，也發生了激烈爭論。在爭論無法解決的時候，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派周恩來赴蘇聯向共產國際匯報。1930年3月初，周恩來前往莫斯科。在這期間，由於中央主要領導人向忠發缺乏領導能力，中央的工作實際上由李立三主持。

早在黨的六大前后，中共中央在共產國際的指導下，就已經提出一個准備以奪取城市為中心的實現一省數省首先勝利的武裝總暴動方案。這一方案實際上是以共產國際的“第三時期”理論為依據的。1929年2月、6月、8月和10月，共產國際向中共中央發來多次含有“左”傾錯誤主張的指示信和決議案。特別是10月26日的指示信，認定“中國進到了深刻的全國危機的時期”，“現在已經可以並且應當准備群眾，去實行革命的推翻地主資產階級聯盟的政權，而建立蘇維埃形式的工農獨裁”，提出城市工人要准備總政治罷工，紅軍斗爭應統一起來。指示信認為盲動主義錯誤已經大致糾正過來，重申要首先反對中國黨內的主要危險即“右傾的機會主義情緒和傾向”。共產國際的這些錯誤主張，對中共中央及其領導人都有影響，特別是為李立三“左”傾冒險錯誤提供了理論依據，對其錯誤的形成發生了直接的影響。

1930年1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接受國際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指示信的決議》。2月26日，中共中央發出第七十號通告，對革命形勢作了過高的估計，認為“目前全國危機是在日益深入，而革命新浪潮是在日益開展”，全國的群眾斗爭“走向平衡發展的道路”。根據這種估計，通告規定黨的“目前總的政治路線”應是匯合各種斗爭，“走向’變軍閥戰爭為國內的階級戰爭‘以推翻國民黨統治，以建立蘇維埃政權”。通告指出：黨不是要繼續執行在革命低潮時期積蓄力量的策略，而是要執行集中力量積極進攻的策略，各地要組織工人政治罷工、地方暴動和兵變，並集中紅軍進攻大城市。4月、5月，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對此又作出具體的計劃和部署。在這個過程中，李立三在《紅旗》、《布爾塞維克》等黨的機關刊物上發表《新的革命高潮前面的諸問題》等多篇文章，提出關於中國革命的一系列“左”傾觀點。

中原大戰和湘粵桂邊戰爭爆發后，李立三等認為革命形勢已在全國成熟。於是，在1930年6月11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通過由李立三起草的《目前政治任務的決議》(即《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首先勝利》)。至此，李立三“左”傾冒險錯誤在中共中央取得了統治地位。

決議對革命形勢作了錯誤估計，認為“中國經濟政治的根本危機，在全國任何一處都是同樣繼續尖銳化，沒有絲毫根本的差別”﹔“總的形勢，都表明中國新的革命高潮已經逼近到我們的前面了”，並“有極大的可能轉變成為全國革命的勝利”。決議還認為“空前的世界大事變與世界大革命的時機，都在逼近到我們的前面了”，中國革命一爆發就會“掀起全世界的大革命”，中國革命將會在這一最后決戰中取得完全勝利。

在對革命形勢所作的這種錯誤估量的基礎上，決議認為當前黨已經不需要逐步積聚和准備革命的力量了，因為群眾已經不要小干、隻要大干，也就是隻要武裝暴動，而且是全國性的武裝暴動。決議機械地搬用俄國十月革命的經驗，認為隻要在產業區域或政治中心突然爆發一個偉大的工人斗爭，就可以立即通過武裝起義實現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建立全國性的革命政權，進而奪取全國所有省區的勝利。

決議雖然承認在農村中組織紅軍是必要的，但認為紅軍的任務“是與主要城市的武裝暴動配合，奪取政權，建立全國革命政權”。因此“過去的游擊戰術”，“必須根本的改變過來”。並要求紅軍集中組織，統一指揮，實行大規模進攻戰。

決議對中國革命性質和革命轉變問題的看法，也回到已被黨的六大批判過的“不間斷革命”的錯誤認識上。決議雖然承認現階段的中國革命仍然是以反帝反封建為主要任務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但又認定“資產階級已經是反動聯盟的一部分”，革命如果在一省與幾省首先勝利，就不但要沒收帝國主義在華的銀行、企業、工廠，“而且要沒收中國資產階級的工廠、企業、銀行”﹔同時，在政治上“必然需要從工農專政進到無產階級專政”。決議指出：“革命勝利的開始，革命政權建立的開始，就是革命轉變的開始”﹔“如果以為革命一定要在全國勝利以后，才能開始革命的轉變，這是嚴重的錯誤”﹔革命轉變的階段論，“無疑的是極端危險的右傾觀念”。

李立三等在上述錯誤思想主導下，制定了以武漢為中心的全國中心城市起義和集中全國紅軍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險計劃。7月間，重點部署了南京、上海、武漢等城市的暴動准備工作。同時規定：紅三軍團切斷武(漢)長(沙)鐵路，進逼武漢﹔紅一軍團進取南昌、九江，以切斷長江，掩護武漢的勝利﹔紅二軍團、紅一軍相互配合進逼武漢﹔紅七軍進攻柳州、桂林和廣州。

各地紅軍根據中央和軍委的指示，立即採取軍事行動。7月下旬，紅三軍團在平江反攻作戰勝利的態勢下，於27日乘虛攻佔長沙。李立三等得知這一消息后，更加認為“會師武漢”、“飲馬長江”，以至奪取全國勝利的目標很快可以實現。“左”傾錯誤由此又有了發展。8月初至中旬，李立三等在整個黨的組織需要“軍事化”的V1號下，成立中央總行動委員會，作為領導武裝暴動的最高指揮機關﹔把共產黨、共青團和工會等的各級領導機關合並為各級行動委員會(簡稱行委)，停止黨、團、工會的正常活動﹔進一步提出准備發動武漢暴動、南京暴動、上海總同盟罷工，在武漢成立中央蘇維埃政府和全國暴動的詳細計劃﹔提出“蘇聯必須積極准備戰爭”，西伯利亞的數十萬中國工人應迅速武裝，“准備與日本帝國主義的作戰”﹔提出蒙古在中國暴動勝利時，也應大批出兵進攻中國北方的反動派。李立三等人號召全黨“要勇敢，勇敢，再勇敢的前進”。至此，李立三“左”傾冒險錯誤發展到頂點。

李立三“左”傾冒險錯誤使黨和革命事業遭到嚴重的損失。在國民黨統治區，黨的許多秘密組織如滿洲、順直、河南、山西、陝西、山東、湖北、福建、浙江、廣東、湖南等十幾個省委的機關先后被破壞，武漢、南京等城市的黨組織幾乎全部瓦解。許多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和革命群眾遭到敵人的捕殺①。在一些農村，由於沒有群眾基礎，少數人發動的軍事冒險暴動都失敗了。在紅軍奉命進攻大城市的過程中，農村根據地有的縮小，有的丟失，紅軍也遭受不同程度的損失。

李立三“左”傾冒險錯誤在形成和推行的過程中，曾受到黨內一些做實際工作的干部的批評和抵制。中共江蘇省委常委何孟雄是比較早而明確地提出反對意見的人。他認為中央對革命高潮的估計是過分的，進攻長沙這樣的大城市是沒有前途的，中國革命不可能掀起世界革命，舉行總同盟罷工也是不可能的，如果這樣發展下去，就會離開黨的總路線，葬送中國革命。他在黨的會議上多次提出反對意見，為此一直遭受打擊。毛澤東和朱德對中央的一些“左”的指示也進行過一定程度的抵制。在不得不執行中央攻打大城市的計劃時，他們採取措施，盡力使紅軍少受損失。1930年6月，紅一軍團按照中央關於攻打南昌、九江的命令自汀州向南昌開進，當到達南昌附近時，根據敵我形勢的變化，決定放棄攻打南昌，轉到安義、奉新地區做群眾工作，休整待機。8月初，紅三軍團已從長沙撤出。為援助紅三軍團，8月20日，紅一軍團在文家市地區一舉殲滅國民黨軍隊三個團又一個營，斃其縱隊司令兼旅長戴斗垣，斃傷敵1000余人，俘敵1000余人。8月23日，紅一、紅三軍團在湖南瀏陽永和市會師，合編為紅軍第一方面軍(簡稱紅一方面軍)，共3萬余人，朱德任總司令，毛澤東任總前委書記兼總政治委員。紅一方面軍成立后，遵照中央指示並經總前委多數同志同意，於9月再度攻打長沙不克。毛澤東當機立斷，因勢利導，和朱德一起帶領部隊撤離長沙。部隊到達袁州(今宜春)后，毛澤東說服前來傳達回攻長沙指示的中共中央長江局軍委負責人周以栗，取得他的支持，決定既不回攻長沙，也不攻打南昌，而是攻打周圍都是革命根據地的孤城吉安。10月4日，紅一軍團在紅三軍團的配合下打下吉安，后又佔領附近許多縣城，使贛江兩岸的根據地連成一片。紅軍在贛西南控制的地區一時擴大到30多個縣，紅一方面軍發展到約4萬人。在其他革命根據地，一些黨和紅軍的領導人，也在不同程度上對李立三的“左”傾錯誤有所抵制。

李立三“左”傾冒險錯誤的急劇發展，超出共產國際所能允許的范圍，因此也受到共產國際的批評。本來，在中國革命的許多基本問題上，李立三的觀點同共產國際是一致的，但是共產國際不同意李立三對當前直接革命形勢的估計，認為他否認中國革命發展的不平衡性，夸大革命的主觀力量和低估敵人的力量，以及停止黨、團、工會的獨立活動等，都是錯誤的。1930年7月下旬，共產國際政治書記處召開擴大會議，討論中國革命的形勢和任務。7月23日，會議通過的《關於中國問題議決案》，雖然仍有很多關於中國革命問題的“左”的觀點，但改變了1929年10月共產國際指示信中對中國革命形勢的錯誤估計，認為暫時還“沒有全中國的客觀革命形勢”，“工人運動和農民運動的浪潮還沒有匯合起來”，“還不能夠保証必需要的力量，去襲擊帝國主義和國民黨的統治”。議決案強調擴大根據地和紅軍的重要性，指出要把發展紅軍和組織蘇維埃中央政府作為黨的“第一等的任務”，實際上是對李立三不重視建立蘇維埃根據地等觀念的批評。議決案還批評了根據地的一些“左”的政策，如禁止土地買賣、實行集中供給和限制對內貿易等。這些批評基本上是正確的。在這個議決案通過的當天，共產國際執委會致電中共中央，表示“堅決反對在目前條件下在南京、武昌舉行暴動以及在上海舉行總罷工”。7月下旬，共產國際決定讓周恩來和瞿秋白回國貫徹共產國際政治書記處七月擴大會議的決議，糾正李立三等的錯誤。8月中下旬，他們相繼到達上海，開始採取措施，停止執行城市暴動和紅軍攻打大城市的冒險計劃。

瞿秋白、周恩來為糾正李立三的“左”傾錯誤，做了許多耐心細致的工作。特別是周恩來，向李立三、向忠發等全面分析形勢，闡述中國革命發展不平衡的特點，強調建立和發展農村根據地的重要性，使他們對錯誤有了一定的認識。周恩來等所做的這些工作，為黨的六屆三中全會的順利召開准備了條件。

1930年9月24日至28日，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召開擴大的六屆三中全會。到會的有中央委員14人，中央審查委員2人，其他代表20人。會議由瞿秋白、周恩來主持。會上，向忠發作《中央政治局工作報告》，周恩來作《關於傳達國際決議的報告》和《組織報告》，瞿秋白作政治問題討論的結論。會議接受共產國際七八月間關於中國問題的一系列決議，通過《關於政治狀況和黨的總任務議決案》、《對於中央政治局報告的決議》等，並改選了中央政治局。又因中央委員會中一些成員犧牲，補選了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和中央審查委員。這次補選，把毛澤東重新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把朱德等選人中央委員會。會議還決定建立蘇區中央局。這些組織措施，不僅說明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對紅軍游擊戰爭和農村根據地的地位有了一定的新認識，而且對以后中國革命的發展有著不可忽視的積極作用。

六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決議，批評李立三等對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統治崩潰的形勢作了不切實際的估量，對革命形勢發展的速度和革命力量的現狀作了過高的估量，對不平衡發展的規律觀察不清，不重視建立鞏固的根據地和擴大紅軍，忽視對大城市和產業中心區更廣大群眾的發展與組織。決議指出，“黨的組織軍事化”的口號和成立各級行動委員會是錯誤的，應立即恢復黨、共青團、工會的組織和日常工作。會議指出，當前的主要任務是：鞏固、發展蘇維埃區域和紅軍，加強黨在白區的工作，組織工人的經濟和政治斗爭，積極發動農民的各種斗爭和國民黨軍隊的嘩變，並努力准備武裝暴動﹔白區同蘇區的斗爭，要互相聯系，為在蘇區最有保障的區域建立蘇維埃中央政府而斗爭。李立三在會上作了自我批評，承認錯誤，接著便離開中央領導崗位。這樣，就結束了作為“立三路線”主要特征的那些錯誤。

但是，六屆三中全會並沒有能在思想上、理論上徹底清理李立三等的“左”傾錯誤，認為李立三等只是“犯了些冒險主義的與左傾關門主義的錯誤(僅僅是策略上的錯誤)”。會議仍然根據共產國際1930年7月作出的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對中國革命形勢的發展作了過分的估量，對於中國革命的長期性缺乏正確的認識，強調紅軍要“依照軍事政治的環境，進而佔領一個或者幾個工業政治中心”，並且認為湘鄂贛三省有首先勝利的可能。會議仍然強調城市工人要“真正切實的准備政治總同盟罷工，以至於武裝暴動”。這表明，繼續克服“左”傾錯誤思想，仍然是黨面臨的一項重要任務。盡管如此，六屆三中全會的功績是不容抹煞的，它對於停止李立三等的“左”傾冒險計劃的執行，起了重大的作用。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上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