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賀龍談湘鄂西肅反
湘鄂西蘇區烈士陵園中的賀龍銅像
1959年6月，中共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簽發命令：組成紅軍第一方面軍、第二方面軍、第四方面軍三個戰史編輯委員會，編寫三個方面軍的戰史。其中，紅二方面軍戰史編輯委員會主任為賀龍元帥，副主任為許光達大將。楊秀山兼編委會辦公室主任，具體負責編寫的領導工作。我當時在解放軍總政治部工作，奉調參加紅二方面軍戰史的編寫，至1962年戰史初稿完成。
在3年的編史時期，我們查閱了中央檔案館保存的歷史原件和其他歷史文獻、敵偽資料和檔案，也訪問過凡是能找到的當時職務比較高的敵、我、友各方面人士。1961年2月2日和4月18日至20日，當時湘鄂西地區紅軍和蘇區的主要創始人和最高領導人之一的賀龍，幾次向編委會第一組即湘鄂西組的編寫人員及有關領導同志談了他從1927年南昌起義在廣東地區失敗后返回上海奉中共中央指示開辟湘鄂西革命根據地起，一直到1934年10月與紅六軍團會師止的歷史。其中，相當詳盡地談到了1932年至1934年在紅二軍團（即紅三軍）和湘鄂西蘇區的“肅反”。
下面，我就以回憶賀龍談“肅反”為中心，聯系以后對這一問題的調查研究和進一步的了解，對湘鄂西蘇區的“肅反”作一回顧。
（一）
賀龍所在的湘鄂西蘇區和紅三軍，從1932年5月到1934年夏，先后進行了4次“肅反”。長達近3年的“肅反”其直接惡果是喪失了湘鄂西蘇區范圍內最大的洪湖蘇區及興山、秭歸、巴東蘇區，襄陽、棗陽、宜陽蘇區，荊門、當陽、遠安蘇區，均縣、谷城、鄖陽及房縣蘇區和實際上已不成為蘇區的湘鄂邊地區，使整個蘇區已經沒有一塊哪怕是很小的根據地，以賀龍的話來說，就是沒有一塊可以使紅軍立足之地了。而紅三軍主力從2萬余人消弱到僅剩3千余人，蘇區原有的各獨立團、赤衛隊除先后編入主力之外的武裝也大都損失殆盡。蘇區的喪失，紅三軍在敵人前堵后追的形勢下，形成了被動的流竄，瀕臨絕境，陷入崩潰的邊緣。
湘鄂西蘇區及紅三軍中所進行的“肅反”，時間之長，誣殺同志之多，惡果之嚴重，超過了當時黨所領導的其他蘇區和紅軍。湘鄂西和紅三軍的“肅反”並不是由湘鄂西中央分局創造的，它來源於當時的中共中央，而“肅反”這個名稱卻是來源於蘇聯共產黨。
1917年十月革命勝利、蘇聯政權建立不久，在列寧領導下即組織了由捷爾任斯基主持的“全俄肅反委員會”，專門負責肅清反革命分子和怠工行為的事宜。1930年6月20日至7月13日，蘇聯召開聯共第十六次代表大會，認為“托洛茨基分子已經完全墮落到孟什維克主義的立場，變成了反蘇維埃、反革命集團。”“資本主義的包圍勢力企圖削弱和破壞蘇聯的威力，於是就來加緊其在蘇聯內部組織殺人凶手、暗害分子和間諜匪幫的工作。”“法西斯主義找到了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諾維也夫分子這樣一批忠實的仆役，他們不惜充當間諜，進行暗害勾當，從事恐怖暗殺和軍事破壞工作，力圖使蘇聯遭到失敗，以期恢復資本主義制度。”“蘇維埃政權用堅強果決手段懲罰了這班人類蟊賊，鐵面無私地懲治了這班人民公敵與祖國叛徒。”
蘇聯共產黨（布）第十六次代表大會的決議精神通過共產國際的指示傳到中共中央。1930年9月，中共中央發出指示，在紅軍第一方面軍中進行反對“AB團”的大規模肅反，但並沒有波及其他蘇區和紅軍。
1931年1月7日，在共產國際指示下及共產國際代表米夫親自控制下，中國共產黨舉行了六屆四中全會，組成了以忠實執行國際路線的、以王明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從而，第三次“左”傾路線通過中共中央迅速控制了各個中央分局、各個蘇區和紅軍。在進行肅反的問題上，中共中央進一步指令各個蘇區和紅軍要加緊“為著肅清AB團與一切反革命派而斗爭”，同時，派張國燾擔任鄂豫皖中央分局書記，夏曦擔任湘鄂西中央分局書記，在組織上採取了措施。給中國革命帶來嚴重損失的肅反，從此就在蘇區和紅軍中全面地展開了。
湘鄂西蘇區和紅三軍的肅反，就是在這種形勢下展開的。
在這前后，中共中央給湘鄂西中央分局和省委多次發來內容涉及“肅反”的指示。關於當時湘鄂西黨組織內不同意見的爭論，凡是對中央派來的分局書記夏曦提出政策、方針方面尖銳分歧意見的，中央都籠統地認為是“反革命分子的破壞活動”和“機會主義派別、兩面派”對黨、對中央分局和國際路線的進攻。說在湘鄂西“蘇區內還隱蔽著不少反革命派別——國民黨、改組派、北極會、硬肚會等”，湘鄂西的黨組織“還未開始有系統的大的破獲”，應該“很好利用鄂豫皖蘇區肅反的經驗”，“發動群眾先發制人地迅速消滅”反革命組織，“有系統有計劃地進行肅反工作”。
賀龍回憶說：湘鄂西蘇區及紅三軍所展開的“肅反”，是中央三令五申后，並且批評湘鄂西中央分局執行不力之后才迅速展開的。不過就湘鄂西情況而言，也有其自身的原因，黨內矛盾早已尖銳化了。
夏曦作為黨的六屆四中全會的積極擁護者、中央候補委員，1931年春到湘鄂西，下車伊始，就全面否定了原來的黨、政、軍卓有成效的建樹，引起了除去兩三個領導人之外所有的黨政軍主要領導干部的批評，引起了蘇區各級領導人的不滿。
當時，夏曦雖受到廣大干部的批評，卻固執己見，自認為正確，矛盾日益尖銳，湘鄂西省委隻好派人去上海向中共中央匯報，請求指示。而中共中央僅僅在幾個具體問題上糾正了夏曦的錯誤，如糾正了撤銷紅三軍各師師部等等，但在總的方針、政策、路線方面是完全支持夏曦的，甚至指責批評夏曦的同志是：“一部分敵人以至黨內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立三主義者、鄧中夏信徒，必然會利用中央分局的部分錯誤來作復仇的斗爭，來攻擊中央分局的整個路線，以致攻擊國際與中央。”還要中央分局對那些懷疑、不同意、不滿和不堅決執行中央路線的同志，進行殘酷的斗爭和無情的打擊。這自然給夏曦打了氣，助長了他錯誤的發展。
這期間，紅三軍在賀龍、鄧中夏率領下早已在1930年10月離開蘇區，渡江南征，轉戰湘鄂經年，至1931年10月才與在洪湖的紅三軍第九師會師返回蘇區。賀龍也就是在這個時候見到早就相識的夏曦。
賀龍回憶這段歷史時說：“得知六軍訊息后（六軍即紅九師），我即寫信叫李士奇去接段德昌，信上並請鄧中夏同志簽了字。李士奇同志是蘇聯回來的，出身是工人，湖北人。第二天，德昌就來了，並給我一封信。信是夏曦寫的，信的內容主要是說：在上海與我分手后就到蘇聯去了，后來當選了候補中央委員。回來后，中央派他到湘鄂西中央分局任書記，我是委員等……”
“三軍回來后發生的爭論的起因是很早的，根子是九師出去的一個談話和一個決議。夏曦剛進洪湖，九師在朱河成立了。江南失敗前，段德昌率九師打周老咀和老新口兩個據點，准備把周老咀、老新口、新溝咀聯成一片。正當九師節節勝利向前發展之際，夏曦在周老咀把傷兵遣散了。段德昌對夏曦這種做法表示不滿意，批評夏曦同志是退卻逃跑和悲觀失望，並說這種情緒會把蘇區搞失敗的。水災發生后，周老咀的堤防垮了，周圍一片汪洋，隻剩幾根堤了，夏曦犯了嚴重錯誤，把地方工作人員散伙，傷病員送回了家，后來，部隊沒有飯吃了，夏曦才開分局會議，討論出路問題。於是就決定九師出擊。先是夏曦給九師負責同志談，說九師任務第一是接主力回洪湖，第二是發展襄北，並決定由萬濤接任鄧中夏為三軍政委，以汪洋守周老咀、老新口、新溝咀。德昌打了周家磯又坐船打沙洋（當時周圍皆是洪水），進至劉候集，又接到分局決議。決議內容和談話不一樣了，改變為：九師任務第一是開展襄北工作，第二才是接三軍回洪湖。照今天的眼光來看，這兩個任務九師是完成了的。接回了紅三軍，與襄棗宜打通了，還拔除了幾個據點。但這時敵人對江南蘇區大舉進攻。敵人進攻江南蘇區時，夏曦沒有集中隊伍去江南援助，又沒有給以正確的指示，自己怕負責，要找一個人開刀。江南蘇區失敗最后就歸罪於段德昌和陳培蔭同志。從周老咀到劉候集共是三百裡，其中一百八十裡是水路，劉候集又沒有敵人，你不是可以叫九師回去的嗎！”
“三軍回來后，在竹根灘、潛江，連到四次代表大會引起了三次爭論。說九師隻完成了接回紅三軍的任務。潛江會議上大家集中火力批評夏曦，爭論沒有結果。九師出去時隻有一個多團，回來時又擴大了一個團，這些功績夏曦一概抹殺，並令省委作出關於九師行動的決議，挑起他們反對段德昌（省委當時有楊光華、彭之玉、崔琪、馬武等人）。主要爭論是關於江南失守，也聯系了立三路線和退卻逃跑。段德昌不同意這個決議，他責問夏曦說：江南蘇區失守是你的事還是我的事？部隊可以調，你為什麼不調？你談話在先，決議在后，你談完話我們就走了，怎麼怪我們？況且當時平地皆是水，在襄河兩岸怎麼開展游擊戰爭？夏曦同志無言以對。”
“再是與我的爭論。他說紅三軍南下回洪湖是一貫的錯誤。三軍回來打鐘祥、岳口，並派一個師搞糧食，有什麼錯誤？實際上夏曦是與整個新前委爭論。新前委有萬濤、劉鳴先、孫德清、段德昌、陳培蔭和我，萬濤任書記。在竹根灘打了6天仗就爭論了6天，部隊無人指揮。會上，黨的同志、軍事干部都批評夏曦。他只是把眼睛閉起，一閉可以閉半天，可是一睜眼就要殺人，我說他和關羽一樣了。大家批評他，他回來后就給大家處罰，以省委名義作出決定，取消軍部、師部，三軍編5個大團，干部降級使用。大團有7000人，小團也有5000人。這樣一來，更加引起了干部的不滿。許光達是打龍王集負的傷，這顆子彈打得好，不然早就叫夏曦殺了。”
“回到周老咀后，問題更加復雜了，並沒有撤我軍長的職，可是連房子也找不到一間住了。那天晚上，我就住在李劍如的家，同住的有李劍如、艾逸之（外號叫馬克司）。3個人睡了一晚上。（李劍如是原孫中山的蘇聯顧問鮑羅廷的衛士長，是工人出身，原叫去當獨立師師長的，后來留在九師當政委。他在蘇聯時，就與二十八個半作斗爭的。）次日，我與夏曦同志談了一天，他還是抓住前頭那幾個問題不放，斥三軍南下是一貫錯誤，斥九師丟了主要任務，他老婆還在一旁替他幫腔。在第二天又鬧了一台，我就把問題一件一件地數給他聽。我說，我是軍分會主席、三軍軍長，可是省委卻可以隨意作出決議取消軍部、師部，你說是執行不執行？你的談話和決議兩個東西是不是陰謀？江南失守是誰之過？處分了段德昌又不去通知他，對嗎？三軍南下錯在哪裡？我說，你來洪湖才幾天，地形不熟，與紅軍關系不深，與群眾不熟，組織三軍前委，不要政委萬濤同志參加，是非驢非馬的組織，你給所有干部以處罰，今后怎麼再與他們見面？你辦的幾件事，哪一件是有黨性的對得起黨的。我當軍長連房子都沒有住的。最后，夏曦才不得不點頭，給我找了房子，才又恢復了軍部。其實夏曦在當時是十分孤立的。在劉候集會師時，萬濤曾側面告訴過我說‘出將入相’，當時還不清楚是什麼意思，過后才明白是夏曦的陰謀。”
“在湘鄂西黨的第四次代表大會之前，下面對夏曦同志領導的不滿情緒很嚴重。湘鄂西臨時省委秘書長兼省蘇維埃秘書長尉士均是到上海，到中央告夏曦的狀。中央聽了尉士均的匯報之后，派關向應同志來湘鄂西。尉、關二人同路來洪湖，關在船上說服了尉士均。關為什麼能說服尉士均呢？因為關是帶著中央的觀點來的，他尚未與地方干部見面，實際情況不大了解。”
1931年1月22日至30日，湘鄂西蘇區召開黨的第四次代表大會。夏曦在政治報告中通盤否定了從1927年秋收暴動及創造蘇區以來的一切成績，強調了在他領導下取得的巨大成績，再次引起與會絕大多數代表的強烈反對和批評。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參加分局領導並擔任湘鄂西軍委主席和紅三軍政治委員的關向應在大會上傳達了中央支持夏曦的指示。中央把萬濤等同志抵制和批評夏曦一系列錯誤作法指責為“對中央分局進行反黨的派別斗爭，是反中央、反國際路線的小組織活動。”中共中央這個錯誤的結論，不僅迅速扭轉了大會的方向，更主要的是確立了第三次“左”傾路線在湘鄂西地區的全面統治，確定了夏曦在湘鄂西黨和紅軍中的最高權威地位，使他可以獨斷專行、肆無忌憚地為所欲為，導致湘鄂西蘇區推行“肅反”並無限擴大化。
賀龍回憶這段歷史說：“四大開會的第一天下午和第二天，到會代表幾乎一致批評夏曦，有70多人向夏曦提出了一系列的問題，都是大問題，如土改侵犯中農利益，地主殺全家，富農送出蘇區，發展蘇區、江南失敗、軍隊改編、處分整個紅軍，打老新口時遣散傷員及地方干部等等，把夏曦同志整的沒有辦法。下面拍桌子，夏曦在上面像死人一樣。”
“在這次大會上搬書本的有兩對夫婦，一是夏曦夫婦，一是潘家辰夫婦，他們根據書本辯論很激烈。我們那時不大懂這個問題。我同下面的一些干部只是因為先是鄧中夏同志來，使紅軍受了很大損失，現在夏曦又來整紅軍，有一種不相信偶像的思想。”
“大會的第二天下午休會，關、尉到了，同一些人談話，后來休會一天，再開會時，尉士均首先發言，他說向中央報告夏曦的問題是錯誤的，江南失敗是段德昌的過錯，九師北上是錯誤的，三軍南下是一貫錯誤。爾后，關向應代表中央講話，於是就把整個代表反對夏曦的意見壓下去了。楊光華同志在關講話后有個發言，很不好。他講了之后就再沒有多少人發言了。潘家辰夫婦有個反駁，爭論激烈。潘代表著地方干部的正確意見。尉士均在這次大會上起了很壞的作用，他把正確的東西否定，幫夏曦打擊地方干部，與地方干部形成一條大鴻溝。關向應同志在這次大會上是幫了教條、宗派主義的忙。他代表中央的一篇講話有力量，壓下了地方干部及潘家辰的意見。為什麼關向應要起這麼個作用呢？他是在反立三路線時受打擊的。在立三路線時期，關是管軍委的，代表國際路線的那些人曾想把他從立三那邊分化出來，他一直堅持。夏曦一直抓住關這個辮子，一直抓到二、六軍團會合。關對此最傷心。”
“關向應來洪湖，中央給他的職務有三個，一是三軍政委，二是分局委員，三是軍委分會主席。但夏曦實際上隻叫他當了三軍政委。‘四大’以后，三軍軍部出發時叫他當政委，但不配政治機關，是光杆政委。而且就是任三軍政委也還是講了條件——以孫德清當軍參謀長，才叫當的。當時孫德清已經站在夏曦那邊，他當參謀長是來監視我同關的。對於不配政治機關的問題，各師（那時已成立了三個師），議論紛紛。段德昌同志在新溝咀就說：沒有政治機關，我們的政委怎麼工作呀！軍長，你和政委以后不大好工作。我說：為什麼？段說：一個是立三路線，一個是舊軍人……。關向應聽了此話，很不好過。”
“四大”前后，湘鄂西蘇區和紅三軍雖面臨敵人的“圍剿”，但夏曦仍進行“肅反”，並且在軍事上隻要部隊在洪湖內部打，對此廣大指戰員與之進行了斗爭，結果進行了分兵，導致了指揮不統一，最后失敗。賀龍回憶說：“龍王集戰斗是有計劃出去打的。夏曦本不准出去，是經過爭論之后才許去的。‘四大’前，部隊情緒很壞，意見頗多，不設法打好仗，提高部隊情緒更不利，所以與夏爭，爭取讓部隊出去打仗。打這一仗的部隊，實有3個團（含漢川獨立團）9000人。段德昌雖然名義上是個團長（取消了師，段德昌這位九師師長自然免了職）卻指揮了這次勝利的戰斗，先后殲敵第四師十二旅及第四十八師特務團等部，俘敵旅長張聯華以下近4000人。”
“打瓦廟集、台李廟之前，夏曦也是不許紅軍出去，也是爭出去的。我們主張到白區去打，因為蘇區沒飯吃。而到襄北則是在陸地上，並且有飯吃，能集中兵力，還可發動群眾，有利條件多。……瓦廟集打了一個禮拜未打下，分局還給了指責。……反四次‘圍剿’期間，我帶5個團在荊當遠（荊門、當陽、遠安）消滅了王太、崔二旦部，爾后回洪湖打新溝咀。打新溝咀時，二十六團、二十七團參加，把敵人趕到老新口，我們在這邊一堵，消滅了范紹增部。當新溝咀戰斗正緊張時，王一鳴跑來問我怎麼辦？我說堅決打！打勝了。”
“在敵四次‘圍剿’第二階段，我們提議把主力轉到外線去，逼近應城，威脅武漢，敵人一定會撤。這樣不僅可開展襄北的斗爭，也可鞏固老區。這時，賀炳炎、宋盤銘已經在襄北組織了獨立團。但夏曦不同意，他要寸土必爭，要在洪湖內部打，要段德昌做碉堡。段一面做，一面笑，為此事，段還受了處分。夏曦同某些地方干部堅定在洪湖打，是一派﹔軍隊干部則堅決主張出去打。爭論了四五天，結果是分兵。”
“分兵后，留在洪湖內部的部隊受了很大損失，十多個警衛團、警衛營都丟了。新溝咀戰斗中，七師政委魯易陣亡。我們到襄北后在大洪山打圈子，在一次戰斗中，倉促遇上了敵五十一師，因為我帶少數部隊堅決抵住，收容了隊伍，未受多大損失。這使參謀長唐赤英對我有了新的看法，從這以后他才開始與我合作的。他說：我過去看錯了你，今天如果不是你，我們的部隊就完了。”
“與敵五十一師打了上面講的那一仗以后，又轉到襄河邊接了七師，后來又會合了夏曦他們，這才知道洪湖失敗了。”
（二）
湘鄂西肅反的具體起因是以逼供信辦法審訊了一個被俘的國民黨軍官張錫侯。他供出與天漢縣軍事部和游擊隊的某些人有勾結，准備在5月18日舉行暴動。因此又逮捕被供出的人，再逼供，成為“改組派”的人就供得越來越多了。同時，關向應在紅三軍軍部駐地吳堰嶺審訊一個違反群眾紀律的紅八師特務隊長時，供出了“紅三軍中改組派軍事委員會的情況”，招出了紅八師參謀長胡慎己等一批師、團、營干部。肅反從此在湘鄂西蘇區和紅軍中展開了。
身為紅三軍軍長的賀龍見到他的部下不斷地因“改組派”名義被捕，而捕人卻從不通知他，更不與他商量。有時，正在作戰，夏曦從后方派人帶一個抓人條子交給在前方的紅三軍政委關向應，關隻能執行，卻也不與賀龍商量。1932年12月19日，原湘鄂西省委書記楊光華寫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承認：“逮捕重要分子系由中央分局負責同志與省委少數負責人和省保衛局長共同決定。”由於省委一些領導人及保衛局局長也被“肅反”肅掉了，殺一批，換一批，再殺一批，再換一批，所以，不久就變成由夏曦一個人決定就執行的局面。
賀龍回憶這段歷史時說：“紅三軍的‘肅反’是軍部住在吳堰嶺時開始的。紅八師的特務隊長犯紀律——殺雞、殺牛吃，關向應同志把他捉來一整，他承認了是‘改組派’，第二天就捉了胡慎己。這時，后方的‘肅反’已經大規模展開了。‘肅反’是后方先開始的。不久，軍部回到洪湖，蘆冬生同志的特務隊就被調去到周老咀專門看守‘改組派’犯人去了。”
“夏曦之不相信黨，早有表現。在文家墩戰斗后，他就下令捉了孫德清，孫是在與我一同到七師師部時被捉的。同時被捉的還有七師的政治部主任孫之濤，孫是四大文豪之一。那時捉人都是夏曦給關向應一個條子，關即按照夏的指示捉，條子根本不給我看。文家墩戰斗之后，在紅三軍中大肆捉人。被捉的人都知道下場不妙，走時，武器、皮包等等都作交待，並且走兩天白區沒有人跑，如果他們是反革命會這樣嗎？”
“洪湖的區縣干部在‘肅反’中是殺完了。紅三軍中到最后有的連隊前后被殺了十多個連長。夏曦在洪湖一直殺了幾個月，隻在這次‘肅反’中就殺了一萬多人。現在活著的幾個女同志，是因為那時先殺男的，后殺女的。敵人來了，女的殺不及才活下來的。洪湖失敗后，夏曦與紅三軍在大洪山會合，在那裡打圈子時，他仍然是白天捉人，夜間殺人。捉人、殺人都沒有材料根據，都是指名問供。比如捉樊哲祥、譚友林等，理由就是因為他們曾在段德昌的領導機關刻過油印。”
為了准確闡明第一次大規模“肅反”的情況，這裡引用當時湘鄂西省委書記、“肅反”主要主持人之一楊光華在1932年12月19日所寫的給中央的報告。《報告》中寫著：分局決定在肅反中對紅軍中的營以上干部，地方政權中的區委書記以上干部是不准“自首”的。也就是他們隻要當成“改組派”而被捕，唯一的路就是被處死。這個決定是由夏曦主持制定的，“隻中央分局、省委主要負責同志和省政治保衛局長、紅軍政委知道。”對其他人一律保密，其中包括省軍委副主席、紅三軍軍長、中央分局委員賀龍在內。《報告》中還寫著：“分局和省級黨政群領導機關中除了幾個高級領導人和少數事務人員外，都是反革命或反革命嫌疑分子﹔宜昌特委和沔陽、江陵、川陽、天漢、天潛各縣縣委都是清一色的反革命﹔江南、潛江、監利各縣縣委和襄北特委除個別人不是反革命或嫌疑分子外，其全部都是反革命﹔京山、荊門、雲孝縣委書記和大部分區委書記、各縣保衛局人員都是反革命。差不多每個地方黨的支部中都有反革命組織。省軍委參謀部的七個科長，紅三軍的參謀長，紅八師師長，三個師的政委、參謀長、政治部主任，三個師政治部的組織、宣傳科全體人員，大部分的團長、團政委、團參謀長，大部分的營長和一些連長，后方軍事部門的大部分負責人，多數縣的軍事部長、游擊隊長，也都是反革命……”
楊光華的這份向中央的報告是湘鄂西蘇區第一次大規模進行“肅反”后的當年寫的，也就是洪湖蘇區斗爭失敗，楊光華單身離開洪湖到達上海后住進中央機關時所寫的，與展開“肅反”的時間相距很近，他又是除夏曦之外參與主持“肅反”的省委書記，因此，他所寫的這份萬余言的報告無論從事實和觀點上都是符合當時真實的。
賀龍在談到楊光華時說：“楊光華同志對一些錯誤是有責任的。他是省委書記，為什麼省委要作決定取消紅三軍軍部，改編紅三軍為五大團？為什麼江南失敗省委要作決定處分段德昌與陳培蔭呢？在建黨、土改方面的錯誤，楊也有責任。在‘肅反’問題上，楊的觀點很壞，他是肅反三人小組的一員，他應該寫一點材料。”
1959年至1962年，我參加編寫《紅二方面軍戰史》時，楊光華與我同在一個組，即寫湘鄂西地區的編寫第一組。楊光華是一組的顧問，是賀龍親自點名邀請來的。我有很長的時間和機會與楊光華交談，我曾問過他關於他寫的那份給中央的報告。他說，洪湖突圍時他與少數同志到了洞庭湖東山地區，得知洪湖蘇區已被敵軍完全侵佔后，才去了上海，找到了中央，才寫了那份報告給中央。他還說，報告中所寫的一切情況，至今他都記得十分清楚，並且堅持認為夏曦的領導和“肅反”都是完全正確的，是忠實執行中央路線和國際路線的。我聽后，感到十分驚訝，為什麼事隔30年之后，而且中共中央早在1945年就作出了《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之后，特別是建國已10余年之后，楊光華卻猶如“天外來人”似的，對第三次“左”傾路線的嚴重錯誤及后來中共中央的正式結論居然毫無所知呢？
原來，楊光華到上海不久，中共中央分配他擔任滿洲省委書記。他到任一年以后，中共中央負責人王明乘中蘇共同管理的中東鐵路列車到蘇聯路經哈爾濱，事先秘電楊光華，令楊及其他省委領導人登車匯報工作。楊光華就與隻在省委機關的幾位負責人一起隨王明到了莫斯科。剛下火車，王明就向到車站來迎接的蘇聯肅反委員會主席奧爾忠尼啟則講隨自己來的幾個滿洲省委領導成員都是反革命。於是楊光華等當場被捕，關進蘇聯遠東地區的“共產國際勞動營”，一下子勞改了十幾年。集中營中所關押的全都是各國共產黨的一些領導人，經過十幾年，大部分被處決或經受不住折磨而死去，滿洲省委其他幾位領導人也已死去，楊光華卻幸存下來，在1945年初，蘇德戰爭緊張時期，守衛集中營的蘇聯紅軍調往戰場，一些工作由犯人逐漸接辦，楊光華擔任了每天向犯人和附近集體農庄社員們分發飯食的管理人員，才活了下來。直到1949年至1950年，毛澤東、周恩來去蘇聯與斯大林會談時，向斯大林提交了一份中共一些留在蘇聯的同志名單，要求蘇聯將他們放回中國，以便參加國內的革命和建設，名單中有楊光華，這樣他才於50年代中期回到祖國。此后，楊光華住在中央組織部，並未分配工作，他本人也並未抓緊去學習和了解國內30年的變化發展及重要方針政策，對黨內若干重大歷史問題及中共中央的結論等等也沒有學習閱讀。當紅二方面軍戰史編委會組成、賀龍建議向中央組織部借調楊光華來擔任第一編寫組顧問后，這時的楊光華雖然是生活在50年代，但他的思想仍一成不變地停留在30年代初期。當他在向編委會全體人員介紹當年歷史情況時，確實毫無顧忌地依照他本人的記憶和認識，講述了當時湘鄂西中央分局、省委和夏曦的領導情況，並且認為包括肅反在內的所有路線、政策都是正確的。他有著頗強的記憶力，把當年寫給中央的報告中羅列的一系列反革命分子都幾乎倒背如流地講了出來。因此，引起全體與會者的憤慨，特別是引起幾位在“肅反”中深受其害的原紅三軍干部的極大憤怒，使得楊光華不知所雲，惶恐不已。從此，他表示對過去的歷史都已記憶不清，閉口不談湘鄂西地區的歷史了。由此看來，他本人在肅反和被肅反的歷史上也是一個悲劇。
關於湘鄂西蘇區第一次大規模“肅反”誣殺同志的嚴重程度，這裡引用一個並不很完全的、經過慎重調查的被“肅反”誣害的領導同志的名單，以補充賀龍的談話。
在第一次“肅反”中被誣害的黨政軍主要領導干部大體上有三類：一類是創建湘鄂西根據地和紅軍的，包括領導和參加在湘鄂西地區舉行秋收暴動的成員﹔另一類是曾經參加過南昌暴動、廣州暴動，參加湖南湖北兩省農民運動或工人運動的老黨員以及黨派到蘇聯學習后奉調回國參加蘇區和紅軍建設工作的﹔再一類是曾經參加過國民黨軍隊后來起義的，以及黨派入敵軍中做兵變工作后又回到根據地和紅軍的。他們是：湘鄂西省委常委、宣傳部長、湘鄂西省軍委主席團委員、原鄂西特委副書記、紅三軍政治委員萬濤，湘鄂西省委委員、湘鄂邊特委書記周小康，湘鄂西省委委員、沔陽縣委書記馮純，湘鄂西省委委員劉蠟喜，湘鄂西省委候補委員藍育才，湘鄂西省委候補委員、宜昌特委書記張宗理，湘鄂西省監委委員、省蘇維埃副主席劉革非，湘鄂西省監委委員、黨校校長、湘鄂西省蘇維埃工農監察委員會副主席侯蔚文，湘鄂西省委監察委員、漢陽縣委書記黃秋鬆，湘鄂西省總工會黨團書記張昆弟，湘鄂邊特委常委、湘鄂西省機關刊物《布爾什維克》編輯徐彬，《紅旗》編輯毛簡青，湘鄂西省委發行部長陳克昌，湘鄂西中央分局巡視員尉士均，湘鄂西省委巡視員潘家辰，湘鄂西銀行行長戴補天，湘鄂西省保衛局副局長彭國才，湘鄂西省蘇維埃經濟部長栩栩，湘鄂西省蘇維埃土地部副部長陳祖培，湘鄂西省蘇維埃財政部長王恩平，湘鄂西省蘇維埃司法部長朱子貞等。紅軍中的領導干部有：省軍委委員、紅三軍參謀長孫德清，紅三軍政治部主任柳克明（即柳直荀），湘鄂西省委委員、紅七師政委彭之玉，紅七師政委王鶴、李劍如，參謀長趙炎，省軍委委員、紅七師參謀長周容光，省軍委委員、紅八師師長段玉林，參謀長胡慎己，政治部主任戴君實，紅八師政治部主任周子服，湘鄂西省委委員、紅九師政委孫子儔，參謀長張應南、胡悌，政治部主任劉鳴先、吳鳳卿等。此外，還殺害了江陵、川陽、石首、天潛等十余縣的縣委書記、部分常委和區、鄉干部，大批紅三軍中的團、營干部，以及很大部分基層干部。在黨的湘鄂西蘇區第四次代表大會上以及此前曾經批評和反對夏曦所犯錯誤的領導干部和大會代表，在這次“肅反”中基本上被殺完了。
（三）
湘鄂西第一次大規模的“肅反”是導致洪湖蘇區斗爭失敗，紅三軍撤離，其他湘鄂西中央分局領導的各特委和各小塊蘇區失敗的極其重要的原因。此后，在夏曦直接領導下，盡管各個蘇區大都已不復存在，紅軍已受到了嚴重損失，而“肅反”卻從未停止，一波又一波，連續進行了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大規模“肅反”。由於蘇區已經喪失，沒有地方干部可殺，“肅反”的重點是一再誣殺紅三軍各級軍政干部，致使紅三軍已經處於瀕臨絕境的境地。
關於紅三軍撤離洪湖后和繼續展開“肅反”的情況，賀龍是這樣講的：
“紅三軍在大洪山以北地區發現紅四方面軍布告，知他們已經離開了鄂豫皖蘇區到大洪山地區。這時部隊就醞釀到何處去的問題。在棗陽王店，開分局擴大會議，夏曦、關向應、宋盤銘和我4人參加，在會上討論行動方面問題。絕大多數同志主張堅持洪湖，把王炳南獨立團改組一下，換一批干部，組織湘鄂邊黨委，回湘鄂邊堅持斗爭。少數人主張和紅四方面軍會師。這兩個意見在會上爭論不休。到晚上倉促決定由豫南西進，經陝南回湘鄂邊堅持。夏曦的理由是：紅四方面軍能離開蘇區，我們也可以離開，我們到湘鄂邊還不是離開蘇區，從那裡可以再收復洪湖。本來夏曦堅主守洪湖而不同意以主力打出去，就是怕萬一洪湖失守，他要向中央承擔責任，洪湖失敗后，他率余部到大洪山與主力會合后，又拖延不走，除了繼續進行“肅反”殺人之外，什麼計劃也沒有，也是出於不敢離開洪湖太遠，怕擔責任。他看到布告，知道了四方面軍已經撤離鄂豫皖蘇區，他認為紅三軍撤離洪湖蘇區也是可以的了，即使中央追究，鄂豫皖中央分局和紅四方面軍撤離蘇區在先麼！至此，夏、關、宋就商量如何轉法，他們沒有膽子，轉不過去。這時，部隊草木皆兵，內部肅反，弄得人心惶惶，戰斗力已空前削弱。其實，部隊哪有那麼多反革命？如果有，難道還不打夏、關和我麼？這時，我就說：你們決定，部隊我帶走。就這樣，我就帶著部隊翻過桐柏山，由伏牛山西進……”
“這次行軍路線是有計劃這樣走的，這是因為部隊沒有戰斗力了，要避免與敵作戰，從陝南過漢水，從巴東過長江，皆比較容易。在行軍過程中，部隊是很苦的，沒有東西吃，吃柿子、核桃、高粱杆子，但夏曦還不斷殺人。對段德昌、王炳南等皆不相信，開會不找他們，並且兩次企圖下我的手。一次在王店，夏曦企圖加害於我，要我寫申明書，他說：你在國民黨裡有威望，做了旅長、鎮守使等大官，改組派可以利用你的聲望活動。我說：你有人証物証沒有？他沒有。我說：你給我寫申明書，民國十二年，我在常德當第九混成旅旅長時，你拿著國民黨湖南省黨部執行委員身分的名片，來找我接頭，問我要10萬塊錢。我請你吃飯，開了旅館，還給你5萬塊錢。這雖然沒有收條，但是事實。你殺了這麼多人，是什麼黨員？你給我寫申明書。鬧的下不了台。關向應出來調停，說夏是共產黨員。另一次是在竹林關。夏曦把我和關向應的警衛員槍皆下了，還逮捕了兩個警衛員，我問夏曦是什麼意思？為什麼你的警衛員槍不下？我把身上帶的一支白朗林手槍也掏出來放在桌子上，說：還有一支，你要不要？你要也不給。這是我的，我當營長時就帶著它了。那時槍皆上了頂門火了，時刻准備著，一是打自己，一是打人。以后我兩人一直不說話。過了幾天，走大巴山時，夏才叫我：胡子，不要使氣嘛！我說：使什麼氣，你不該這樣搞嘛！以后到巴東，我對他說：我們到巴東去住一天，休息一下，睡一夜好覺再走！”
“在行軍過程中，部隊減員很大，損失有1/3左右，部隊從大洪山出發時有一萬四五千人，到鶴峰時還剩9000人了。”
1933年1月初，賀龍向夏曦建議召開中央分局會議。中央分局委員已被夏曦以“改組派”罪名殺得所剩無幾了。這次會議隻有夏曦、賀龍、關向應3個人參加。會議討論了3個問題，一是恢復根據地和整頓紅軍﹔二是打下一個縣城以便休整部隊﹔三是停止“肅反”。
賀龍回憶這次會議時說：夏曦認為洪湖失敗的原因是“暗藏在黨、蘇維埃和紅軍中的大批反革命‘改組派’的破壞”。所以，主張在紅三軍中進行清黨，並且繼續“肅反”。本來是我不同意的，關向應同意我的意見。夏曦指責關向應是右傾。我還力爭說：“肅反停一個時期，以后有反革命再說麼！”夏曦堅決不同意，我很惱火，會后找關向應，說：“你當書記，我們開個會選一下麼，選出誰是誰。”關向應嚴厲批評我無組織無紀律，批評的很嚴厲。
會后，賀龍率紅三軍於1933年1月13日佔領了桑植縣城。盤踞在湘西多年的“土皇帝”新三十四師師長陳渠珍當年與賀龍共過事也交過鋒打過仗，對賀龍的指揮能力很了解，又懾於紅軍的聲威，為保存實力，一面加強戒備，一面寫信給賀龍，要求紅三軍不要打他的部下周燮卿旅，並且表示可以讓出大庸等幾個縣，以求互不侵犯。賀龍把信交給夏曦和關向應看。夏曦說陳渠珍是在玩手段。
賀龍提出，應該利用敵人的內部矛盾，和陳渠珍達成暫時的妥協，爭取一個休整和發展的時間，哪怕先拿下桑植全縣也好。
關向應同意賀龍的意見，夏曦還是反對，雙方爭執不下，於是把九師師長段德昌、政委宋盤銘找來共同商量。他們也都贊成賀龍的意見。夏曦卻指責說這是右傾和革命不徹底的辦法，並斷然下令向周燮卿的第三旅進攻。結果，敵軍反擊，桑植縣城丟了，紅三軍又退回鶴峰毛壩大山中。
從此，在湘鄂邊地區再也沒有一塊可以稍長時間立足之地了。賀龍說：從此，紅三軍形成了流竄。
紅三軍攻擊周燮卿旅失利，夏曦堅持認為仍然是軍內暗藏的“改組派”搗鬼。1933年1月下旬，在中央分局擴大會議上，夏曦突然提出了解散黨、團組織和所謂創造新紅軍的主張，並且堅持繼續進行“肅反”，遭到全體與會同志強烈的反對。
賀龍回憶當時的爭論情況說：“我講解散黨，我不同意，我在舊軍隊時就想參加黨，到南昌暴動才加入。我隻曉得紅軍是黨領導的，解散黨我不同意，別的道理我說不出。段德昌接著也補充發言，段不滿意，說：‘你把紅軍搞完了，蘇區搞垮了，又要搞垮黨，你是革命的功臣還是罪人？你有什麼權力解散黨組織？中央讓你來當分局書記是要你解散黨的嗎？湘鄂西的黨被你解散了，你這個湘鄂西中央分局書記算什麼？’……宋盤銘也講了，他說：‘我從小被黨送到莫斯科，在莫斯科加入黨。解散黨，我不同意。’”
夏曦提出莫斯科支部局的例子充當先例，實際上，莫斯科支部局提出的是停止黨的活動、清黨。而是對是錯，外國黨的問題，當時分局會議上的同志都不清楚。不過，夏曦這個拿尚方寶劍的說法沒有嚇著人，仍然遭到一致反對。雖然沒能達到解散黨的目的，卻使夏曦深為不滿。一個記仇的、心胸狹窄的最高領導人，在時機有利時是要報仇，要人性命的。
果然，過了不到兩個月，夏曦不顧敵情嚴重、紅三軍處境更加艱難，不顧賀龍多次堅決反對，決定進行第三次大規模“肅反”，悍然捕殺了湘鄂西省委委員、省軍委主席團委員、洪湖蘇區的主要創始人、紅九師師長段德昌，湘鄂邊特委委員、原獨立師師長、紅九師參謀長王炳南和一批團、營干部。接著在5、6月間又進行了第四次“肅反”，逮捕了湘鄂西中央分局委員、紅九師政委宋盤銘，捕殺了紅七師師長葉光吉和政委盛聯均等一批軍政干部。這次“肅反”一直延續到1934年春季。連續幾次的“肅反”，紅三軍中的軍政領導干部被殺了幾茬，有經驗的各級干部幾乎殺光了。
賀龍回憶殺害段德昌的情況時，說：當夏曦下令逮捕段德昌時，我極為不滿，質問說：“你為什麼抓德昌？”
夏曦冷冷地說：“他是改組派。”
我問：“你有什麼根據？”
夏曦說：“段德昌從前方帶信來要求帶隊伍回洪湖，這就是拖隊伍逃跑叛變。”
我火了，說：“你毫無道理，德昌寫信來，是向你建議嘛。他真要拖隊伍去洪湖，何必寫信來，又何必回軍部？”
夏曦理屈，卻仍叫著：“一定要殺！”
我說：“我堅決反對。德昌是有大功的，算什麼改組派？絕對不能殺！”
夏曦拍著桌子狠狠地說：“哼，我決定了！”
面對夏曦動用黨嚴格規定的“最后決定權”，賀龍隻得服從，他痛苦地流下熱淚。在對段德昌行刑前，賀龍叫伙房弄些肉和酒來，要段德昌在被殺前飽吃一頓。段德昌臨刑前，當面向夏曦提出三條要求：第一，紅三軍已瀕臨絕境，這裡地瘠民貧沒有糧食，必須回洪湖﹔第二，自己不是改組派﹔第三，紅軍已經沒有彈藥了，省一顆子彈，用刀砍頭吧！這是何等的壯烈，何等的慷慨啊！
賀龍與夏曦爭論對段德昌的殺與保的時候，關向應在坐。小屋外邊站著夏、賀、關3個人的警衛員，賀龍拍桌子，大喊大叫的聲音傳出屋外很遠，可見賀龍激動得不能控制自己了，但是，他仍無法保住段德昌的性命。
至於誣殺獨立師師長、紅九師參謀長王炳南的經過，賀龍說：“那天晚飯后，我和夏曦、小關（指關向應）在村頭走過，看見王炳南被綁著押出來，那時天氣還冷，王炳南被剝光了上身，打得渾身沒得一點好肉，有的地方有蛆在爬，那是三月天啊！他看見夏曦，就大喊著：‘夏曦，你娘的，我是什麼改組派？從洪湖撤退，在江陵，你掉到河裡，是老子救你上岸的，救了你一條命，有這樣的改組派嗎？你瞎了眼，把同志當敵人殺，你殺了多少啊……’夏曦一聲不吭，走過去了。王炳南就朝我叫著：‘胡子，我就問你一句，我王炳南是改組派嗎？’他怎麼會是改組派，從小跟著我，當營長的時候，周逸群秘密介紹他入黨的，那時我還是北伐軍第九軍第一師師長的時候，他入黨比我還早呢。南昌暴動他有戰功，后來又和我一起創建湘鄂邊蘇區和紅四軍，是一員猛將啊！我為他，不知和夏曦爭了多少次。我也明白，夏曦把他搞成那個樣子，結下深仇了，以夏曦的為人，他哪裡會不殺王炳南？他逮捕了宋盤銘，來不及殺就分了兵，宋盤銘由我帶，我就把他放了。夏曦帶七師返轉回來和我會合，看見宋盤銘還在，就下令把他殺掉了。他怎麼會放王炳南？我當時就向王炳南說：‘你算什麼改組派？叫喊什麼？殺就殺麼，掉下腦殼碗大的疤！’王炳南朝我點著頭說：‘好，胡子，我最后聽你一次話！’他就是這樣被殺害的。”
夏曦殺掉段德昌、王炳南等一批領導人后，於3月24日，不顧賀龍、關向應的反對，還是作出了解散黨、團組織和省蘇維埃的決定。從此，紅三軍中就沒有了黨、團組織和政治機關。隻剩下一個有夏曦、賀龍、關向應三個黨員的湘鄂西中央分局。
后來，有當年和夏曦、賀龍一起工作過的老將軍曾這樣說過：“夏曦來到湘鄂西，除了殺自己的同志之外，實在沒有什麼成績。蘇區失敗，主要是‘肅反’把各級軍政干部殺光了，沒得幾個人會指揮作戰了。憑國民黨軍隊進行‘圍剿’是打不垮我們的。夏曦並不傻，只是太陰狠。如果沒有撤出洪湖蘇區，夏曦可能殺掉賀龍。留下段德昌，因為段德昌是洪湖蘇區和紅軍的主要創始人之一，在洪湖與敵人斗爭，憑夏曦是不行的，所以，他不敢殺段德昌。到了湘鄂邊，賀龍是那塊蘇區和紅軍的創始人，威望高，群眾基礎好，夏曦要想保住自己的命也不敢殺掉賀龍的。那個時候，分局書記一句話，說殺誰就殺誰，他真要殺賀龍，別人也沒有辦法。我看，他想殺賀龍，又不敢殺。”
到了1933年12月，紅三軍在返回湘鄂邊這一年中，主要就是“肅反”，與敵軍很難進行有效的戰斗，隻能在優勢敵軍攻擊下輾轉應戰，四處流動，沒有獲得一個可以立足的小塊根據地，也因而沒有獲得短暫的喘息機會，變成了“流竄”。這時，紅三軍又由9000余人銳減到3000余人，相當於兩個團的人數，卻並沒有兩個團那樣的戰斗力了。缺糧、缺衣、缺彈、缺藥的情況更加嚴重，加上仍不停止地進行“肅反”，紅三軍已瀕臨毀滅的邊緣。此后，也由於賀龍等不斷與夏曦進行斗爭，夏曦不得不採納了一些改變具體政策的建議。盡管不可能從根本上觸動“左”傾路線，但有助於改善紅三軍的困難處境。不久，紅三軍進入黔東地區，流動了一年半之久，終於獲得了一塊貧窮、不大的立足點，扭轉紅三軍歷史的立足點。
進入黔東，形勢相對穩定，紅三軍內部也在起著積極的變化，夏曦除了仍堅持零星“肅反”之外，其他方面的工作改變，他不反對也不積極。實際上，他隻要不蠻橫干擾，事情就好辦得多了。於是，紅三軍重建了政治部，政委關向應至此時才有了一些工作上的主動權。又陸續配備了一些團政委和連指導員，恢復了軍黨務委員會和黨、團組織，提拔了一批干部，開辦了兩期干部大隊，培訓學員600余人。在1個多月時間裡，建立起沿河、德江、印江、酉陽等縣蘇維埃政權，先后組成了1500人的5個地方獨立團和400人的10個游擊隊，又將千余當地“神兵”及各獨立團一部合編成黔東獨立師。到了1934年9月，黔東根據地已擁有5個縣，17個區，67個鄉政權，10萬以上人口，並且分配了土地，不僅穩定了局勢，也為不久迎接並與紅六軍團會師奠定了基礎。賀龍對黔東時期的工作評價說：“黔東這個時期的工作，是紅三軍的一個很大的轉變，肅反停止了，提拔了一批干部，建立了黨，恢復了政治機關，在各縣建立了游擊隊和獨立團，擴大了紅軍，建立了根據地，這些都是轉變。”
1934年7月21日，中共中央交通員到達沿河地區，帶來了中央5月6日的指示信、中共五中全會決議和全蘇第二次代表大會決議。中共中央的信中，根據1933年和1934年春對湘鄂西地區了解的情況，對湘鄂西中央分局在“肅反”中的錯誤給了嚴厲的斥責。指示中寫著：“你們在肅反中犯了不可容許的嚴重錯誤，以肅反工作代替了黨內兩條戰線的斗爭”，“是極大的罪惡”，“除了你們自己少數人外，完全不相信群眾與自己的同志……而將反革命的力量夸大到不可思議的程度，以致使你們終日陷入疑神疑鬼的恐怖生活中，這種恐怖遂造成了你們把肅反當作一切工作中心的根本錯誤！……這樣的肅反如繼續向前發展，可以走到你們自己少數人也互相猜疑、猜忌與不信任的結果。我們絕對不能同意你們的意見：‘黨政干部十分之九為改組派’，這種估計完全是不正確的，夸大的！事實上改組派只是最少數……照你們那樣的估計，不但在黨的路線上和對群眾方面要發生嚴重的錯誤，而且使人不正確了解湘鄂西失敗的原因，同時會把自己在這個時期所犯的各種最主要的錯誤掩蓋起來。”指出：“堅決糾正你們的錯誤肅反路線，立即恢復黨內正常狀態，自下而上地恢復和建立各級黨和團的組織。”
8月初，湘鄂西中央分局開會通過了《接受中央指示及五中全會決議的決議》，對夏曦所犯錯誤進行了初步批評。盡管中共中央五中全會決議是第三次“左”傾錯誤路線高峰時期的產物，中共中央給湘鄂西中央分局的指示信同樣也是“左”傾高峰時期的產物，但批評了夏曦在湘鄂西進行的3年“肅反”和其他一些錯誤，使夏曦准備進行的第五次“肅反”胎死腹中，未能實施，並停止了“肅反”，使紅三軍中長期存在的人人自危情緒從此開始減輕，因而還是有積極意義的。同時，也可以看出夏曦本來是全力推行中央“左”傾路線的，而他所親自領導進行的“肅反”錯誤嚴重到連“左”傾的中共中央也不能容忍，可見他在“肅反”問題上走得多麼遠，比“左”傾的中央還要“左”得多。這可以看出在湘鄂西蘇區和紅三軍中由於“肅反”所造成的后果是多麼嚴重了。
在這裡，我引用《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中第一部分的基本總結的一段：“湘鄂西的‘肅反’，雖然也同全國其他根據地一樣，是在當時中共中央的總的指導下進行的，但有其顯著特點。一是打擊面寬。湘鄂西各根據地、軍隊、地方機關和人民群眾中無一例外都開展了‘肅反’運動，‘左’傾統治所及之處，無不深受其害。二是時間長。大規模‘肅反’持續了兩年多時間，雖然區分為四次，但間隙很短，或者沒有間隙。三是由‘肅反’錯誤發展到解散黨、團組織和蘇維埃機關，大大削弱了黨的領導，導致了根據地和紅軍建設的大倒退。四是革命的骨干力量損失慘重。大批領導干部被錯殺，而且以反第四次‘圍剿’期間戰斗十分緊張頻繁的時候捕殺的數量最大。軍隊的領導機關被嚴重削弱﹔地方黨委、政權機構幾乎全被摧毀。各級地方領導機關，完全沒有力量有組織的動員，率領群眾進行反‘圍剿’，失敗之后則更少有領導群眾做恢復工作的，以致蘇區全部淪為白區，隱蔽斗爭也很少得以堅持下來。這當然也同紅軍和各級地方機關倉促撤退，缺少堅持斗爭的有力措施有關，但為害最甚、影響最為深遠的還是摧殘革命骨干，整垮了黨的組織。這種情況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中是比較少見的，是湘鄂西革命斗爭史上最慘痛的教訓。”
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各根據地的黨組織不按照中共中央指示進行“肅反”是不可能的。但是，盡管“左”的“肅反”政策是中央制定的，而各地區黨的主要領導人的政治品質和政策水平仍對“肅反”造成損失的嚴重程度有著直接的極大的關系。湘鄂西“肅反”造成的災難性后果，作為中央分局書記的夏曦負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責任。以至於1934年10月，紅三軍與紅六軍團會師后，在總結湘鄂西“肅反”教訓時，有人提出湘鄂西真正的反革命、改組派隻有夏曦一人。當然，實際上夏曦也並不是暗藏的反革命和改組派。他后來檢查了自己的錯誤，擔任紅六軍團政治部主任，做了有益的工作，在長征途中犧牲。紅二、六軍團為他召開了追悼會，對他的功過作了當時歷史條件下的結論。在“肅反”中深受其害而幸存下來的同志，在情感上難於平復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四）
在“肅反”問題上，賀龍身為中央分局委員、軍委領導成員和紅三軍軍長，不能說毫無責任。但是，他曾多次與夏曦進行斗爭，也多次救出一些遭到逮捕並准備處決的職務較低的同志。對於這場錯誤的“肅反”，賀龍也有一個認識過程的。
這裡，我敘述一下與這個問題有直接關系的一段往事。
1961年4月20日下午，賀龍給我們講完了整個紅二軍團和紅二方面軍的歷史事實后，問我們還有什麼要了解的，可以問。隻有我向他提出了三個問題。其中第一個問題就是湘鄂西肅反問題。我說：“您那時是分局委員、省軍委副主席、紅三軍軍長，如果您當時更堅決一些，像段德昌等同志，是不是有可能不被殺害？”
賀龍回答說：“那時，我是個新黨員，隻懂得遵守黨的紀律和服從組織決定。肅反的中期和后期與夏曦也確有過多次尖銳的斗爭，但是最后總是認為按黨的紀律隻能服從他。起初，中央指示湘鄂西要進行肅反，還批評湘鄂西中央分局、省委開展肅反不力。當時，國民黨強大，我們弱小，斗爭殘酷。中央說有反革命打進蘇區和紅軍，我們也是相信的。后來，夏曦不停地一批又一批地殺人，其中有許多人都是大革命時期就跟我的，怎麼會是‘改組派’呢？我才懷疑，才和夏曦有了分歧，進行斗爭。夏曦說我是軍閥出身，我不怕，是不是他說我是軍閥，我就變成軍閥，我心裡有數。只是怕弄不懂黨的政策，搞錯了。還有一個很大的原因，就是按中共中央規定，政治委員有最后決定權，中央代表、中央分局書記更有最后決定權。哪怕所有的人都反對，隻要中央分局書記一個人贊成，也必須按書記的決定執行。這是非服從不可的。捕殺師、團干部，我和夏曦爭，從來爭不贏。對基層人員，隻好不征得他的同意，就下令釋放，夏曦皺著眉頭不吭氣，人也就放了。后來，實在忍不住了，我向關向應政委建議讓他代替夏曦當中央分局書記，關向應嚴肅地批評了我。我那時政治水平不高，一些事也弄不明白，自己為什麼要搞垮自己？心裡很苦。”
“文化大革命”時期，我被“專政”打入“牛棚”。在1967年冬天，國防部副部長兼裝甲兵司令員許光達大將的專案組來到我所在的單位“提審”我。我被“專政”的多個帽子中的一個帽子就是“反黨篡軍大野心家賀龍的黑干將”。所以，許光達專案組“提審”我，自有原因了。他們首先給我看了毛主席批示成立專案對許光達進行審查的文件，然后，問我有關許光達在我們編寫戰史時講過的一段話是否是事實。我如實地講了這條揭發許光達“罪狀”是不真實的，並且應他們的要求，寫下了文字証據。他們已經完成了向我調查的任務，卻突然問我：“我們在提審編委會幾個將軍時，他們說你在編寫戰史時期是唯一當著賀龍的面反對賀龍的，是嗎？你能不能講一講？”
我回答說：“我沒有當著賀龍的面反對過他。”我就把1961年4月20日下午賀龍講完了紅二軍團和紅二方面軍歷史后，我向賀龍提問的問題以及賀龍如何回答的告訴了他們。我還說：賀老總講完，十分激動，淚流滿面，悲痛不已，一下子跌坐在沙發上。賀龍的夫人薛明同志立刻說：老總累了，今天就到這裡吧！我們10余名同志，包括許光達，都一起離開了賀龍的家。出門的時候，一位領導同志批評我說：你為什麼向老總提這樣的問題？我回答是：因為我執筆，我搞不清楚怎麼寫？
我向許光達專案組這樣講，當時並沒有察覺其中利害，我講時用了賀老總、薛明同志、許光達同志這種稱呼，這在當時一旦被發現，至少會受到一頓責罵，或來一陣“噴氣式”，給自己添一點兒“罪行”的。幸好，他們大約是忽略了。
過了30年，我參加《賀龍傳》的編寫工作時，我分工修改的內容包括了上述這段歷史，我在研究如何寫這一段歷史時，再次提出了在1961年4月20日下午，在賀龍家裡談及紅二方面軍歷史時我的提問、賀老總的回答。我認為這次回答可以認為是賀龍同志一次很重要的正式講明他自己對當時“肅反”認識的、極少有的講話，是應該寫入傳裡去的。只是有一個問題，因為1961年那次談話，是賀老總已經講完了歷史，停止了錄音之后，我才向他提問的，所以，沒有留下錄音和記錄。不過，聽到賀龍講話的，目前也還有一兩位將軍和幾位編寫人員健在，他們會記得的。經過反復研究並找了幾位當時在場聽過賀龍講話的同志加以核實，最后決定把這一段話寫入《賀龍傳》中。
在這裡，還可以補充一點當時賀龍講過的有關的話。談到“肅反”殺了許多指揮員時，賀龍朝許光達說：“光達啊，國民黨在你肩膀上那一槍打得好哇，你負傷送到上海，療傷去了蘇聯，不然，‘肅反’開始，你是第一批就會殺掉的。和你一起從中央派來的孫德清，就是頭一批讓夏曦殺了的嘛。”
許光達說：“我運氣好些子啰！也是必然性的偶然性吧！”
他們這個對話，表面上是笑談，內心卻是深沉、悲痛和苦澀的。我當時坐得離他們很近，他們的語調、神態，我看得很清楚。當然，那時誰也不會料到，他們一位元帥、一位大將居然會在十年浩劫中被誣害逝世。
對於賀龍在“肅反”中所能起到的抵制作用，1961年4月，他所講的認識，我當時就認為是真實的、合理的，也是很朴實的。經過了“文化大革命”這十年浩劫，我對賀龍講過的那段話，體會得更深了一些。我想，凡是對“文化大革命”有過親身體會的人，就會理解賀龍在1932年對待“肅反”所能持那樣的態度，已經是難能可貴的了。
按照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屆七次會議通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所指出的：“第三次‘左’傾路線統治時間特別長久，所給黨和革命的損失特別重大，但是這個時期黨，因為有廣大干部、黨員群眾和廣大的軍民在一起，進行了積極的工作和英勇的斗爭，因而在許多地區和許多部門實際工作中，仍然獲得了很大的成績（例如在戰爭中，在軍事建設中，在戰爭動員中，在政權建設中，在白區工作中）。正是由於這種成績，才能夠支持反對敵人進攻的戰爭至數年之久，給了敵人以重大打擊，僅因錯誤路線的統治，這些成績才終於受到了破壞。”
以湘鄂西地區的情況而言，中央這個決議的估計和結論是符合實際的。賀龍等一批同志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卻不能在錯誤路線統治下起到改變錯誤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