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中央的統治

黨的六屆三中全會前后，在瞿秋白、周恩來等領導下，李立三“左”傾冒險錯誤在實際工作中逐步得到糾正，各項工作逐步恢復正常。但是不久，共產國際對李立三等所犯錯誤性質的估計有了變化，對瞿秋白等新的中共中央領導人不滿，於是又指示中國共產黨召開六屆四中全會。

還在六屆三中全會剛剛結束不久的1930年10月末，共產國際執委會就向中共中央發來《關於立三路線問題給中共中央的信》。信中把李立三等的“左”傾錯誤，說成是同共產國際路線根本對立的路線錯誤。在這封信之前，瞿秋白、周恩來在莫斯科討論同一問題時，共產國際並沒有指出李立三的錯誤是“路線錯誤”。共產國際在同年8月通過的《關於遠東局與政治局新的爭論的決議》也沒有作這種評價。但共產國際的十月來信，不承認有過這種改變，反而文過飾非，強調自己前后看法的一致性。這封來信雖然對李立三的錯誤進行了批評，但它對中國革命問題看法的基調同樣是“左”的。它要求中國共產黨繼續執行進攻路線，抱定“武裝暴動的方針”，“宣傳，團結，組織群眾，領導他們到決定勝負的戰斗的陣地上去”。來信不指名地批評主持中共六屆三中全會的同志抹煞國際路線和“立三路線”的原則區別，犯了“調和主義”錯誤，實際上否定了三中全會的成績。這樣就使六屆三中全會已經開始的糾“左”勢頭無法繼續下去，反而使黨內出現了嚴重的混亂。以王明(陳紹禹)為代表的教條主義者，通過其他留蘇歸國同志的渠道，在10月底預先知道共產國際向中共中央發出信件的消息及其內容之后，即乘機打起“擁護國際路線”、“反對立三路線”、“反對調和主義”的旗號，串聯並鼓動一部分黨員反對三中全會及其后的中央，要求徹底改造黨的領導機關。

王明是1925年秋被黨組織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的。他讀過一些馬克思主義的書籍，但基本上不了解中國社會的實際。在校時，他頗受校長米夫的器重。1929年4月他由莫斯科回到上海，先后在中共滬西區委、滬東區委、《紅旗》報編輯部、中央宣傳部以及全國總工會等部門工作，曾經在《紅旗》、《布爾塞維克》等報刊上發表許多文章，系統地宣傳“左”的思想和主張。他雖然對李立三的“左”傾錯誤有過批評，但其基本觀點也是“左”傾的。在共產國際1930年十月來信發出之前，王明等曾表示擁護六屆三中全會決議。但當他們先一步得知共產國際批評三中全會的信息之后，又積極進行反對三中全會的活動。同年11月13日，王明和博古(秦邦憲)聯名寫信給中央政治局，標榜他們是帶頭反對“立三路線”、執行國際路線的，指責三中全會的最大缺點是沒有充分揭露“立三路線”機會主義的實質，三中全會后的中央在工作中再度犯了錯誤，這些錯誤是“立三路線”“在某種程度上在某種意義上的繼續”。11月17日，他們再次聯名給中央政治局寫信，要求中央“正式公開宣布立三路線的錯誤實質”，宣布他們與李立三“爭論的真相”等。

1930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收到共產國際的十月來信，隨即於18日、22日、25日召開會議。25日的會議通過《中央政治局關於最近國際來信的決議》(即補充決議)，表示完全同意共產國際執委會的來信，說明六屆三中全會“一般的已經接受了國際的路線”，但承認沒有把“立三路線”徹底揭發出來，其中“包含著對於’左傾‘錯誤的調和態度”。12月1日，周恩來在中央機關工作人員會議上講話，傳達中央政治局討論共產國際十月來信的情況，對“立三路線”形成的條件，特別是對其理論基礎，進行了分析。他還批駁王明等攻擊三中全會的說法，批評他們的非組織觀念和宗派活動。周恩來指出，他們在革命發展不平衡等問題上的看法雖有可取之處，但在立即奪取武漢等大城市和以此作為中國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的正式開端等問題上，和李立三的觀點是相同的。

王明自恃能得到共產國際的支持，繼續攻擊六屆三中全會后的中央，並要求改變中央政治局的成分，由共產國際負責，幫助成立臨時的中央領導機關。此時，另有一個以全國總工會黨團書記羅章龍為代表的宗派，也打著“擁護國際路線”、“肅清調和主義”的旗號，完全否定三中全會和中央的領導，要求立即召開緊急會議，根本改造政治局。此外，有些受過批評或打擊的干部，如何孟雄、林育等人，也要求召開一個類似八七會議那樣的緊急會議，以解決三中全會的“調和路線”問題。這樣，一方面有共產國際的壓力，一方面有黨內的宗派活動和思想混亂，使中央處於非常困難的境地。於是，中央政治局在12月9日作出決議，准備召開緊急會議通過新的政治決議案，以代替六屆三中全會的決議案。

12月12 日至15日，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在莫斯科召開擴大會議，討論“立三路線”問題。這次會議把李立三“左”傾錯誤說成實質上是右的錯誤﹔同時把瞿秋白、周恩來主持召開的六屆三中全會說得一無是處。會上，幾乎所有與會者都贊揚王明等人懂得馬列主義理論和實踐，是為國際路線而奮斗的，並為他們沒有能參加中共中央的領導工作鳴不平。12月18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致電在上海的遠東局，否定召開中央緊急會議的計劃，要求中國共產黨召開六屆四中全會，以便通過這次會議改變中共中央的領導，貫徹共產國際的路線。

在米夫的壓力下，12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取消原來對王明等人因進行宗派活動所受處分的決議。12月23日，中央政治局發出《中央緊急通告》第九十六號，進一步承認六屆三中全會有“調和主義”的錯誤，承認“三中全會的路線仍然成為立三路線的繼續”。同日，中共中央任命王明為江南省委(習慣上仍稱江蘇省委)代理書記，25日又任命其為書記。

1931年1月7日，中國共產黨擴大的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召開。參加會議的有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22人，列席會議的有江南省委、北方局、團中央、全總黨團等單位的代表15人。米夫參加了會議。會上，向忠發代表中央政治局作報告﹔米夫代表共產國際遠東局作結論。會上不斷發生激烈的爭論，米夫多次使用不正常的組織手段控制會議的進行。王明在會上作了較長的發言，極力宣揚他會前寫出的《兩條路線》(后來更名為《為中共更加布爾塞維克化而斗爭》)的觀點，指責六屆三中全會繼續“立三路線”，點名批判瞿秋白，宣稱必須從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全面徹底地改造黨。在極不正常的氣氛中，瞿秋白、周恩來事實上成為會議的主要批判對象，受到許多不合理的、帶有宗派情緒的批評，但他們還是在發言中承擔了三中全會批判李立三“左”傾錯誤不徹底的責任。會議通過《四中全會決議案》，最后按照米夫以遠東局名義同中共中央政治局事先議定的名單，補選了中央委員和改選了中央政治局：李維漢、賀昌退出中央委員會，增補王明、沈澤民、夏曦等九人為中央委員﹔瞿秋白、李立三、李維漢退出中央政治局，新選王明、任弼時、陳郁、劉少奇、王克全五人為政治局成員。1月10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討論政治局成員分工和中央常委人選等問題，決定向忠發、周恩來、張國燾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委員，常委會主席仍由向忠發擔任。會上，共產國際遠東局提出王明為候補常委。周恩來提議：王明仍應做江南省委書記。為了貫徹共產國際的意圖和四中全會的決議，米夫在中國駐留半年左右的時間，一些大政方針主要是按他的意見來決定的。六屆四中全會以后，中共中央的領導權實際上由得到米夫全力支持的王明所操縱。

六屆四中全會的召開，沒有起任何積極的建設性的作用。全會雖然宣稱要比三中全會更徹底地反對“立三路線”的盲動主義，但它的決議卻宣布“立三路線”的實質“是用’左傾‘詞句掩蓋著實際上的右傾機會主義”，“右傾依然是黨內目前主要危險”﹔並且要求在反“右傾”的前提下，改造充實各級領導機關。這樣，四中全會就成為以王明為主要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中共中央佔據統治地位的開端。

李立三“左”傾冒險錯誤被糾正之后不久，又形成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中央的統治，這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尤其是同共產國際直接的、強加於人的、不正確的干預分不開的。八七會議以來，黨內存在著濃厚的“左”傾情緒，雖然幾次受到批評，但始終未能在指導思想上得到認真清理，許多人對於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中國革命實際仍然缺乏完整的、統一的理解。在這種情況下，以教條主義為特征的王明“左”傾錯誤，對於黨內的許多人就有極大的迷惑作用，使人們不容易識別其錯誤和危害。由於王明等直接得到共產國際的支持，也使得一部分本來不贊成或批評王明的人轉而贊同並支持他。這種狀況，反映了中國共產黨仍然處於幼年時期的一些特點。

王明等人在反對國民黨反動統治、主張土地革命和紅軍斗爭這些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上的觀點，同黨的綱領是一致的。但是，在其他一系列基本的政策和策略問題上，王明的主張是錯誤的。這在他寫的《兩條路線》的小冊子中得到非常清楚的體現。這本小冊子，雖然對李立三“左”傾冒險錯誤進行了一些批評，但它認為李立三的錯誤總的來說是右傾，是以“左”傾詞句掩蓋的右傾機會主義的路線。

李立三的錯誤明明是“左”的，為什麼王明反而認為它是右的呢？這主要是因為王明的許多看法比李立三等的看法更“左”。他認為，中國革命的動力隻有工農和下層小資產階級，其他一切階級、階層都“已轉入反動的營壘”，因此沒有“第三派”和“中間營壘”的存在。他把資產階級、上層小資產階級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並列，都看成是革命的對象，宣稱：現在階段的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隻有在堅決進行反對資產階級的斗爭中，才能得到徹底的勝利。他強調全國性的革命高潮已經到來，要在全國范圍內實行進攻路線。他認為：“目前我們還沒有全中國的直接革命形勢，但在全國革命運動新高潮日益生長和不平衡發展的條件之下，直接革命形勢，最近可以首先包括一個或者幾個主要的省份。”他主張在湘鄂贛各省“真正實現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進而推進與爭取全國范圍內的勝利”。

李立三主張中國革命要以城市的工人暴動為主，王明同樣堅持城市中心的觀點。他按照共產國際的決議提出：“在中國正在成熟著新的革命運動，新的高潮最可靠的標志是工人罷工斗爭的高潮”﹔組織領導工人階級的經濟斗爭，真正准備總同盟罷工以至武裝起義，是共產黨的最主要的任務。王明雖然也表示重視紅軍的力量，但他完全不懂得在敵強我弱的形勢下，紅軍作戰的規律和革命根據地發展的規律。他指責黨和紅軍“到一九三○年冬還沒有能夠建立起一個能夠真正成為最有保障的革命中心的根據地”，認為這才是真正要反對的“右傾”。在土地革命問題上，王明提出“堅決打擊富農”、“使富農得到較壞的土地”等“左”的主張。在組織上，他要求以“積極擁護和執行國際路線的斗爭干部--特別是工人干部，來改造和充實各級的領導機關”。

《兩條路線》的小冊子，實際上是王明“左”傾教條主義的政治綱領。整個地說來，它比李立三的“左”傾錯誤更堅決，形態也更完備，並且更有“理論”色彩。黨的六屆四中全會實際上批准了這個“左”傾教條主義的綱領。這次全會及其以后的中央，一方面提拔了一些具有“左”傾教條主義思想的同志到中央領導崗位，另一方面“無情打擊”了犯過“左”傾冒險錯誤和被認為犯了“調和主義”錯誤的同志，包括黨內有威信的領導人瞿秋白，也包括曾經反對過“立三路線”的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實等一批重要干部。

六屆四中全會后，中國共產黨內部還處理了以羅章龍為首的分裂主義者的問題。1930年12月9日，當9共9央作出召集緊急會議的決定之后，羅章龍等以全國總工會黨團為基礎，反對六屆三中全會和中央。1931年1月1日的《全總黨團決議案》指責“現在中央的領導完全破產，威信完全掃地”，提出應“立即停止中央政治局的職權，由國際代表領導組織臨時中央機關，速即召集緊急會議”。他們指名要求撤換並以紀律制裁一大批中央主要領導人，要求引進像他們那樣的“工人同志”和“能干的干部”到中央領導機關。在六屆四中全會選舉中央政治局委員時，他們提出大部分是自己一派的候選人名單，但被否決。會后，他們即進行反對四中全會的活動。應當指出的是，羅章龍等不是站在正確立場上反對四中全會，而是在反對四中全會的名義下企圖分裂黨。他們擅自成立“中央非常委員會”、(即“第二中央”)、江蘇“第二省委”、上海閘北和滬中“第二區委”、“第二工會黨團”，還派人到順直、香港、滿洲等地進行成立“第二黨”的分裂活動。對此，中共中央曾給予多次警告和批評，指令他們立即停止分裂活動。在這種情況下，一部分人被挽救過來，但羅章龍等卻置若罔聞，在分裂黨的道路上越走越遠。這是黨的紀律所不允許的。1931年1月27日，中央政治局通過《關於開除羅章龍中央委員及黨籍的決議案》，並隨即付諸實施。中央的這些措施是為維護黨的統一所必需的。

六屆四中全會后，王明“左”傾教條主義方針開始在各地貫徹。中共中央派遣許多中央代表或“新的領導干部”到全國各地去，對革命根據地和國民黨統治區的地方黨組織進行所謂“改造”。他們對懷疑、不滿意或者不支持他們的同志，動輒扣上“右傾機會主義”、“富農路線”、“兩面派”等帽子，加以“殘酷斗爭”。他們甚至以同罪犯和敵人作斗爭的方式來進行黨內斗爭，使大批優秀的共產黨員和干部受到誣蔑和傷害，給黨造成了重大損失。

1931年4月，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參與領導中央特科工作的顧順章在武漢被捕叛變。6月，擔任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主席的向忠發在上海被捕叛變。這兩人的叛變給中共中央機關和中央領導人的安全造成極大威脅。在周恩來等人的領導下，黨採取果斷行動，迅速將中央機關和中央主要領導干部轉移到安全地帶或撤離上海。王明於10月前往莫斯科，周恩來於12月底到達中央根據地的瑞金。在他們離開上海之前的9月下半月，由於在上海的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委員都已不到半數，根據共產國際遠東局的提議，在上海成立臨時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張聞天(洛甫)、康生、陳雲、盧福坦(后叛變)、李竹聲(后叛變)六人組成。博古、張聞天、盧福坦三人任中央常委，博古負總的責任。這個中央臨時領導機構，隨后得到共產國際的批准。以博古為首的臨時中央，繼續貫徹執行“左”傾教條主義的方針。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上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