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根據地反“圍剿”的勝利

       中央根據地的三次反“圍剿”

紅軍和根據地的發展，特別是李立三“左”傾冒險錯誤時期紅軍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險行動，使國民黨統治集團感到極大的震驚。1930年10月，歷時近半年的中原大戰和湘粵桂邊戰爭結束后，蔣介石立即調集重兵，任命14個“剿匪”督辦，向各革命根據地的紅軍發動大規模的“圍剿”。

與以往由一省或幾省軍閥對紅軍的“進剿”、“會剿”不同，這時是由蔣介石統一調動全國的反革命軍事力量對紅軍進行“圍剿”。形勢非常嚴峻。但這時紅軍已發展到10多萬人，組建了正規的兵團，武器裝備有所改善，革命根據地也有了很大發展，因而有可能實行從以游擊戰為主向以運動戰為主的戰略轉變，大規模地殲滅敵軍，打破“圍剿”。

為此，中共中央指示紅一、紅三軍團前委：目前黨的最中心的策略是如何組織革命戰爭來擊破敵人的“圍剿”與進攻﹔集中一切武裝力量，各蘇區進行適當的配合，使各地的行動都能牽制敵人的調動和援助，以收到紅軍相互策應之效。對如何打破“圍剿”，中共中央指示贛東北特委：要“與國民黨軍隊作持久戰，來疲敝與渙散敵人的戰斗力，在適當的力量對比上”，“擊破敵人的一方，給敵人以各個擊破”。從此，紅軍戰爭開始進入大規模反“圍剿”的新階段。

國民黨軍事“圍剿”的重點是中央革命根據地和紅一方面軍。從1930年冬到1931年秋，中央根據地和紅一方面軍在毛澤東、朱德的指揮下，進行了三次勝利的反“圍剿”斗爭。

1930年10月，蔣介石陸續調集10萬余兵力，以江西省主席、第九路軍總指揮魯滌平為陸海空軍總司令南昌行營主任，准備對以江西南部地區為中心的根據地發動大規模的“圍剿”，用“長驅直入”、“分進合擊”的方針，企圖摧毀中央根據地，消滅紅一方面軍的主力。

此時，紅一方面軍約有4萬余人。10月25日，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和江西省行委舉行聯席會議，討論是否打南昌和如何粉碎敵人“圍剿”的問題。10月30日，總前委又在江西新喻縣(今新余)羅坊召開緊急會議，討論實行戰略轉變和不打南昌等大城市的問題，提出“誘敵深入”的方針，為粉碎敵人的“圍剿”做了准備。11月1日，紅一方面軍總部下達“誘敵深入赤色區域，待其疲憊而殲滅之”的命令，紅軍主力隨即由袁水流域東渡贛江，接著又向根據地中部退卻，以便依靠有利條件，尋找戰機，在運動中殲滅敵人。

11月5日，國民黨軍隊開始向袁水流域推進，扑空后又向贛江東岸逼進。這時紅軍主力幾經轉移，已在黃陂、小布地區隱蔽待機。12月6日，國民黨軍隊向根據地中心地區進攻，至28日，雖進至富田、東固一帶，但找不到紅軍主力進行決戰。根據國民黨軍隊部署在西起江西萬安、泰和，東至福建建寧相距800裡地帶的新態勢，毛澤東、朱德確定實行“中間突破”的戰術，先打敵主力譚道源師或張輝瓚師，將敵分割為遠距離的兩群，以便各個擊破。12月30日，當孤軍深入的張輝瓚師主力由龍岡向五門嶺進犯時，預先部署在龍岡地區的紅軍給予猛擊，殲敵近1萬人，並活捉張輝瓚。這時，深入根據地的其他敵軍紛紛收縮，紅軍向東乘勝追擊，又在東韶殲滅譚道源師一半，其他各路敵軍倉皇退走。這樣，紅一方面軍在人民群眾的支援下，五天內打了兩個勝仗，共殲敵1.3萬人，繳獲各種武器1.2萬余件，勝利地打破了國民黨軍隊的第一次“圍剿”。

第一次反“圍剿”勝利后不久，中共中央派項英到中央根據地。1931年1月成立以項英為代理書記的蘇區中央局，並成立由蘇區中央局領導的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項英任主席，朱德、毛澤東任副主席，毛澤東兼總政治部主任。同時，撤銷以毛澤東為書記的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同年4月，六屆四中全會后的中央派出由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組成的中央代表團到達中央根據地，參與蘇區中央局的領導工作。新到的中央代表團，一方面執行“左”的政策，另一方面也支持毛澤東、朱德的一些正確意見，對第二、第三次反“圍剿”斗爭起了積極的幫助作用。

從1931年2月開始，國民黨當局又以軍政部長何應欽為陸海空軍總司令南昌行營主任，調集約20萬兵力，對中央根據地發動第二次“圍剿”。他們吸取前次“長驅直入”遭致失敗的教訓，採用“穩扎穩打、步步為營”的戰術，同時實行嚴密的經濟封鎖。4月1日，國民黨軍隊分四路向中央根據地大舉進攻，企圖包圍並消滅紅一方面軍主力於贛南。其部隊從江西贛江向東伸延，一直到福建建寧，構成一條800裡長但沒有完全連接的弧形陣線。

這時，紅一方面軍人數略有減少，共3萬余人，但經過四個月的養精蓄銳，斗志旺盛。同時還召開地方武裝和赤衛軍工作會議，決定廣泛發動群眾，開展游擊戰爭，配合主力紅軍作戰。蘇區中央局經過反復討論，接受毛澤東的意見，決定仍採取“誘敵深入”的方針，利用根據地的有利條件，集中兵力，先打弱敵，然后自西向東橫掃，各個殲滅敵人。在毛澤東、朱德指揮下，紅一方面軍主力西移到東固附近隱蔽集中。5月中旬，敵軍一個多師脫離其富田鞏固陣地，向東固進犯。紅一方面軍抓住戰機，於5月15日開始行動，經16日一天激戰，殲敵大部。接著，按預定計劃，就勢向東橫掃，直到福建建寧。這樣，從5月16日到31日，紅軍連打五個勝仗，自西向東橫掃700裡，殲敵3萬余人，繳槍2萬余支，痛快淋漓地打破了國民黨軍隊的第二次“圍剿”，並進一步擴大了中央根據地。

從1931年7月開始，蔣介石自任“圍剿”軍總司令，以何應欽為前線總司令，聘用英、日、德等國的軍事顧問，調集部隊30萬人，向中央根據地發動第三次“圍剿”。這一次，蔣介石依仗十倍於紅軍的兵力，決定採取“長驅直入”的方針，企圖把紅軍主力壓迫到贛江東岸加以擊破，然后分路“圍剿”。完全摧毀中央根據地和消滅紅一方面軍。

這時，紅一方面軍主力正分散在建寧一帶，遠離根據地的中心區，且苦戰后未得到休息和補充，總兵力隻有3萬人左右。面對強敵壓境的形勢，毛澤東、朱德決定仍採取“誘敵深入”的方針，“避敵主力，打其虛弱”。他們率紅軍主力從建寧出發，到贛南興國集中。隨后，紅一方面軍和從贛江以西東渡的紅七軍會合。8月初，部隊集中在以高興圩為中心的方圓幾十裡的地區。各路敵軍紛紛逼近，形成對紅軍半包圍的態勢。紅軍從敵軍中間40裡的空隙地帶向東突進，從8月7日到11日三戰三捷，殲敵1萬余人。這時，國民黨軍隊才發現紅軍主力在東面。蔣介石立即命令所有向西向南的部隊轉而東向，分兩路對紅軍取密集的大包圍戰術，猛力進逼。紅軍則取聲東擊西戰術，以紅十二軍偽裝主力向東北方向開去，而主力則越過敵重兵之間20裡的大山，回到西面的興國境內集中，隱蔽休整待機。當敵軍發覺真情再向西時，紅軍主力已休整半月。這時，參加“圍剿，，的國民黨軍隊已疲憊不堪，戰場上敵軍被動紅軍主動的態勢日益明顯。同時，起兵反蔣的粵桂聯軍乘蔣介石的主力部隊深陷江西之際，正向湖南衡陽進發。鑒於上述情況，蔣介石決定一面牽制江西境內的紅軍，”一面移師贛粵邊區阻止叛軍擴張“。9月初，”圍剿“紅軍的國民黨軍隊開始退卻。紅軍乘敵退卻，於9月7日至8日在老營盤、高興圩兩次戰斗中斃傷俘敵4000余人，9月15日在方石嶺戰斗中又殲敵一個多師。這次戰役前后持續三個月，紅軍共殲滅敵軍3萬余人，繳槍1.4萬余支。這樣，蔣介石親自指揮的第三次”圍剿“也以失敗而告終。方石嶺戰斗后，紅三軍軍長黃公略在指揮部隊轉移時遭敵機襲擊，不幸犧牲。

第三次反”圍剿“勝利后，毛澤東、朱德決定以一部分地方武裝監視北面的國民黨軍隊，主力紅軍則移到以瑞金為中心的地區，向閩西北和贛西南開展工作。紅軍拔除了許多地主武裝盤踞的”土圍子“，發動群眾，使黨、團組織和蘇維埃政權恢復和建立起來。其間，攻佔會昌、尋鄔、安遠、石城等縣城，使贛西南、閩西根據地基本連成一片，並擴大到跨20余縣的廣大地區。

中央根據地三次反”圍剿“的勝利，與根據地人民群眾的密切配合和積極支援是分不開的。在這期間，地方黨組織在根據地人民群眾中反復進行反”圍剿“斗爭的政治動員，領導人民群眾支援紅軍作戰。根據地人民群眾積極響應黨的號召，以實際行動組織赤衛隊、交通隊、偵察隊、運輸隊配合紅軍，並掩護紅軍主力的轉移和集中。他們實行堅壁清野，使氣勢洶洶、長驅直入的敵軍在根據地內飢疲交困，吃盡苦頭，戰斗力大為下降。

中央根據地紅軍三次反”圍剿“的勝利，對國民黨軍隊是一個重大的打擊。由於受到紅軍反”圍剿“勝利的影響和全國抗日反蔣浪潮的推動，並因要求到北方抗日而遭到蔣介石拒絕，曾經奉命參加”圍剿“紅軍行動的國民黨第二十六路軍1.7萬多人，在參謀長趙博生(共產黨員)和高級軍官董振堂、季振同、黃中岳等以及中共秘密特別支部的領導下，於1931年12月14日在江西寧都舉行起義。起義部隊改編為紅軍第五軍團，季振同任總指揮，蕭勁光任政治委員，董振堂任副總指揮，趙博生任參謀長，劉伯堅任政治部主任。軍團下設三個軍的編制：第十三軍，董振堂兼任軍長，何長工任政治委員﹔第十四軍，趙博生兼任軍長，黃火青任政治委員﹔第十五軍，黃中岳任軍長，左權任政治委員。寧都起義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一次非常成功的、重要的武裝起義，在國民黨軍隊中引起很大震動，同時也使紅軍增加了一支生力軍。

在第一次反”圍剿“之前，為了鞏固中央根據地后方，准備更有力地迎擊敵人，贛西南黨的組織和紅一方面軍總前委，曾根據中共中央多次關於清除混進革命隊伍內部的地主、富農和“AB團”等反革命分子的指示，於1930年上半年在贛西南地區的黨和政府中開始進行肅清反革命分子的斗爭。這場斗爭在一段時間內，雖然清除了一些反對革命的地主、富農分子，但也錯殺了許多被誤認為“AB團”成員的同志。1930年12月，總前委根據一些人在逼供下的假口供，派人到紅二十軍中抓捕”AB團“分子。紅二十軍少數領導人眼看自己也將被錯定為反革命並遭受逮捕，對這種做法抱有極大的懷疑和不滿，乃於12月12日帶領部隊到富田，包圍當地蘇維埃政府，釋放被錯捕的近百名同志，提出分裂紅一方面軍領導的錯誤口號，並將全軍拉往贛江以西地區。這就是震驚一時的富田事變。以項英為代理書記的蘇區中央局，一方面指出發動富田事變是嚴重錯誤的，另一方面採取解決黨內矛盾的方法，動員紅二十軍回到贛江以東。但是，在1931年3月28日中央政治局作出《關於富田事變的決議》后，負責處理此事的領導機關更加錯誤地認定富田事變是”AB團“所進行的”反革命行動“，逮捕並殺害了紅二十軍大部分排以上干部，使本來正在得到糾正的肅反嚴重擴大化錯誤又發展起來。隨后，還在閩西加緊進行反對”社會民主黨“的斗爭，處決了許多被誤認為是”社會民主黨“成員的同志。肅清“AB團”和“社會民主黨”的斗爭，是嚴重臆測和逼供信的產物，混淆了敵我，造成許多冤案、假案、錯案，教訓是非常深刻的。

從1931年下半年開始，中共中央發出反對肅反中的“簡單化”和“擴大化”的指示。1931年12月，周恩來到達中央根據地。1932年1月7日，在他的主持下，蘇區中央局作出《關於蘇區肅反工作決議案》，使肅反擴大化的趨勢一度有所抑制。但是，由於中共中央繼續堅持肅清“AB團”和“社會民主黨”等所謂反革命組織的斗爭，所以仍有像李文林等這樣一些黨政領導干部和群眾被錯殺的情況發生。

這場肅反斗爭，不僅在中央根據地進行，在鄂豫皖、湘鄂西及其他根據地也分別開展。各根據地的肅反情況雖有不同，但都程度不等地犯有嚴重擴大化的錯誤，給革命事業造成極大危害。這種錯誤的發生，是同”殘酷斗爭“、”無情打擊“的”左“傾錯誤指導直接相關的。在劇烈的革命斗爭中，敵人總是想方設法企圖從內部來破壞革命，黨和紅軍堅持肅反斗爭是必要的。但是，在嚴酷的戰爭環境中，階級斗爭非常復雜，廣大干部缺乏同隱蔽的敵人進行斗爭的經驗，黨的政策也不完善，有的地區的領導者又有嚴重的主觀主義和軍閥主義傾向，因而肅反工作中的錯誤就嚴重地發展起來，造成了令人極其痛心的損失。在肅反中被錯殺的同志表現了至死忠誠於黨、忠誠於共產主義事業的崇高革命精神。后來，他們陸續得到平反昭雪，並受到黨和人民的尊重和紀念。

鄂豫皖蘇區首府革命博物館

鄂豫皖根據地的反”圍剿“

在中央根據地進行三次反”圍剿“斗爭的同時，鄂豫皖根據地也進行了反“圍剿”斗爭，並取得重大勝利。

從1930年冬到1932年夏，國民黨軍隊對鄂豫皖根據地先后進行兩次“圍剿”。

第一次“圍剿”從1930年11月開始。國民黨當局調集兵力近10萬人，企圖以主力突人根據地，尋找紅軍主力決戰，然后分區“清剿”。12月下旬，國民黨軍隊佔領黃安七裡坪。這時，紅一軍主力已去皖西，鄂豫邊隻有地方武裝和剛由鄂東趕來黃安、麻城地區的紅十五軍。在這種情況下，以曾中生為首的中共鄂豫皖臨時特委和軍委確定，鄂豫邊的地方武裝和游擊隊在內線依靠人民群眾，堅持游擊戰爭，牽制、襲擾和打擊敵人﹔紅十五軍在蔡申熙、陳奇率領下向商城南區轉移，迅速會合紅一軍在外線打擊敵人。12月6日，紅一軍軍部率第一、第二師在商南同該軍第三師會合。12月中旬，紅一軍殲敵一部，並一度包圍六安，威逼霍山。12月30日，又在游擊隊的配合下，殲敵三個團，斃俘敵團長以下3000余人。隨后，紅一軍第一、第二師西返，1931年1月3日在商城以東殲敵一個團。到1月初，深入根據地的國民黨軍隊由於遭到廣大軍民游擊戰爭的襲擾和打擊，又看到紅一軍主力已回到鄂豫邊，遂向城鎮據點退守。至此，第一次“圍剿”被打破。

1931年1月中旬，紅一軍在商南與紅十五軍會合，合編為紅四軍，曠繼勛任軍長，余篤三任政治委員，徐向前任參謀長，曹大駿任政治部主任，全軍1.2萬余人。2月，根據中共中央指示，中共鄂豫皖特委和軍委正式組成，曾中生任特委書記兼軍委主席。3月上旬，紅四軍主動出擊平漢路，在雙橋鎮殲敵一個師，俘敵5000余人。

1931年3月至5月，國民黨當局調集兵力約10萬余人，對鄂豫皖根據地進行第二次“圍剿”，分別對黃麻、鄂東南、皖西地區發動進攻。4月上旬，國民黨軍隊攻佔皖西的麻埠並向金家寨進犯。這時，剛剛到達鄂豫皖根據地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代表張國燾，與中央委派擔任鄂豫皖省委書記的沈澤民在商南會面，決定集中主力首先打擊深入皖西根據地的國民黨軍隊。4月20日，紅四軍軍部和主力兩個師從商城以南東進，同原在皖南的一個師會合。4月25日，紅軍以一部分兵力牽制麻埠的敵人，另集中四個團的兵力全殲獨山鎮守敵一個多團，斃傷俘敵2000余人，並收復皖西被敵佔領的地區。與此同時，警衛師、紅十師第二十八團與地方武裝相結合，給進佔新集、七裡坪的敵軍以不斷的襲擾，迫使敵軍撤回羅山、光山。5月，由皖西南進的紅四軍主力在新集以北斃俘敵近千人，后又轉向南線，在黃安、宋埠之間再殲敵四個營。至此，國民黨軍隊的第二次“圍剿”又被打破。

張國燾、陳昌浩等是六屆四中全會后的中央派到鄂豫皖根據地的。1931年5月，成立以張國燾為書記兼主席的鄂豫皖中央分局和軍事委員會，撤銷以曾中生為書記兼主席的鄂豫皖特委和軍委。從此，“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鄂豫皖根據地得到貫徹。7月上旬，在鄂豫皖軍委討論紅四軍主力南下作戰的具體方向時，曾中生(時任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員、軍委副主席、紅四軍政治委員)等紅四軍領導人提出在奪取英山后，紅四軍應南進蘄春、黃梅、廣濟等縣，恢復根據地，並支援中央根據地的第三次反”圍剿“斗爭。但張國燾反對這個正確主張，硬要紅四軍奪取英山后，實行東進安徽攻佔潛山、太湖、安慶，並威逼南京的冒險計劃。會后，紅四軍領導人被調整，徐向前任軍長，曾中生留任政治委員，原軍長曠繼勛調任第十三師師長。

8月初，紅四軍主力攻克英山，殲滅守敵1800余人。這時，曾中生、徐向前分析敵我態勢，認為如東向安慶，要通過400多裡的國民黨統治區，沿途有國民黨軍隊兩個多旅和大量的反動民團，而紅軍隻能集中四個團的兵力作戰，又遠離根據地，地形、敵情都不熟悉，取勝的可能性甚小。如南下蘄、黃、廣地區，那裡黨的基礎和群眾條件較好，離英山較近，且敵人兵力空虛，取勝的可能性相當大。因此，決定趁勢進據蘄、黃、廣，並將這一行動計劃報告鄂豫皖分局和軍委。到8月中旬，紅四軍連克蘄水(今浠水)、羅田、漕河鎮、廣濟，進逼蘄春、武穴、黃梅等地，殲敵近七個團，俘敵5000余人。張國燾得知紅四軍南下蘄、黃、廣地區后，以分局和軍委名義，指令紅四軍火速北返鄂豫邊根據地，並指派陳昌浩接替曾中生的紅四軍政治委員職務。當部隊回到白雀園后，張國燾直接領導大規模的肅反斗爭。他和陳昌浩等以”改組派“、”第三黨“等罪名，殺害了包括原紅一軍軍長許繼慎在內的大批干部和戰士，造成極為慘痛的損失。

1931年9月至11月，蔣介石先后調集15個師以上的兵力，分別部署在豫東南、鄂東和皖西，准備對鄂豫皖根據地進行第三次“圍剿”。但由於九一八事變后全國抗日反蔣浪潮的掀起和國民黨內部矛盾的增長，使得這次“圍剿”遲遲不能開始行動。

11月7日，根據中共中央的決定，紅四軍和10月間成立的紅二十五軍(曠繼勛任軍長，王平章任政治委員，活動於皖西根據地)合編為紅軍第四方面軍(簡稱紅四方面軍)，徐向前任總指揮，陳昌浩任政治委員，全軍近3萬人。這是繼紅一方面軍之后組建的有進行戰役作戰能力的一支重要部隊。這時，根據地內的游擊戰爭得到迅速發展，建立起赤衛軍等多種地方武裝。廣大農民群眾紛紛起來，以人力、物力支援紅軍作戰。“小小黃安，人人稱贊﹔鑼鼓一響，四十八萬﹔男將打仗，女將送飯。”流傳於黃安的這首歌謠，反映了根據地軍民團結、共同對敵的動人情景。從1931年11月至1932年6月，根據國民黨軍隊暫無行動和缺乏統一指揮的有利形勢，紅四方面軍實行外線進攻作戰的方針，主動出擊，先后發起黃安、商(城)潢(川)、蘇家埠、潢(川)光(山)四次戰役，共殲敵約6萬人，給敵人以沉重打擊。紅四方面軍的進攻作戰，使得國民黨軍隊對鄂豫皖根據地的第三次”圍剿“未及發動，即宣告流產。

紅四方面軍在反“圍剿”斗爭中，創造出一套行之有效的作戰原則。如在強敵進攻的形勢下，主動退卻，誘敵深入，避強擊弱，包圍迂回，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敵﹔在敵“圍剿”軍尚未准備就緒的有利條件下，主動進攻，打破敵人的反“圍剿”計劃等。這些作戰原則，為紅軍戰略戰術原則的形成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隨著反“圍剿”斗爭的勝利，鄂豫皖根據地和紅軍都有很大發展。紅四方面軍發展到4.5萬余人，根據地擴大到東迄安徽的舒城，西至平漢鐵路，南抵鄂東的黃梅、廣濟，北臨淮河的廣大地區。鄂豫皖根據地的發展進入鼎盛時期。

湘鄂西根據地的反“圍剿”

從1930年冬到1932年春，湘鄂西根據地也勝利地進行了反“圍剿”斗爭。

1930年11月，蔣介石命令國民黨軍第十軍軍長、湘鄂川邊”清鄉“督辦徐源泉指揮四個師又七個旅的兵力，以洪湖地區為重點，分三期對湘鄂西根據地進行反“圍剿”。第一期的進攻目標是洪湖地區的長江以北地帶﹔第二期的進攻目標是洪湖地區的長江以南地帶﹔第三期的進攻目標是湘鄂邊地區。從11月上旬起，國民黨軍隊陸續向洪湖地區進逼。12月下旬，先后佔領南縣、華容、監利、潛江等縣城。

這時，紅二軍團主力遠在江南鬆滋、公安之間的楊林市地區，洪湖地區隻有由江北地方武裝組成的以董朗為總指揮的江左軍，由江南地方武裝組成的以段玉林為總指揮的江右軍，以段德昌為軍長的剛組建的新六軍(約1000人，不久改為獨立團)。在這種緊迫的形勢下，以周逸群為代理書記的中共湘鄂西特委決定利用洪湖地區的復雜地形積極開展游擊戰，以新六軍為骨干力量，江左、江右軍互相配合，共同打擊和遲滯敵人。同時，要求紅二軍團迅速回師洪湖地區。1931年1月初，國民黨軍隊企圖首先殲滅江左軍於江北的柳家集、瞿家灣地區，然后向西進襲。在周逸群、段德昌等領導下，江左軍得到群眾的密切配合，利用湖泊水網的有利地形，開展游擊戰，給敵人以重大殺傷。在江南華容地區活動的獨立團和江右軍，為配合江北軍民的斗爭，在華容附近殲敵一部，並收復華容城。接著，獨立團又北渡長江，消滅一部敵軍，並收復石首北區。國民黨軍隊雖然佔領江北部分地區，但沒有能夠實現“圍剿”計劃。在粉碎國民黨軍隊“圍剿”的斗爭中，洪湖地區的黨組織發動群眾斷絕敵人的交通，擾亂敵人的后方，使紅軍得以有效地打擊敵人。

3月初，國民黨軍隊以江南的調弦口為目標，發動對洪湖地區的第二期“圍剿”。這時，紅二軍團仍未能回援。中共湘鄂西特委按原定計劃，組織江南、江北所有武裝積極開展游擊戰爭，並掩護石首、華容等地群眾撤到東山地區，其中一部分進入洞庭湖西岸，開展斗爭，建立特區。獨立團乘敵軍主力集中江南時，再次渡江北上，在江左軍的配合下，至3月底恢復江北地區的大部。江左軍、江右軍和獨立團都得到發展。4月，國民黨軍隊佔領東山地區后，第二期“圍剿”即告一段落。

這時，蔣介石同兩廣軍閥以及胡漢民、汪精衛等派系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國民黨內反蔣勢力在廣州成立“國民政府”及“中央執監委員非常會議”，派兵北進湘、贛，要求蔣介石下野。蔣介石為應付國民黨內部斗爭，將徐源泉部陸續調往長沙。這樣，第三期“圍剿”沒有按計劃進行。至6月，在洪湖地區軍民積極斗爭下，江北地區除監利、沔陽、潛江等縣城外，已全部恢復。江南東山地區有所恢復，洞庭特區的工作也開展起來。

從9月初開始，國民黨軍隊又以兩個師一個旅的兵力向以東山區為重點的江南地區發動新的“圍剿”(也稱第三次“圍剿”)。根據地武裝和群眾進行頑強的戰斗，終因敵我力量過於懸殊，東山地區再度陷於敵手。到年底，江南地區又逐步得到恢復。

紅二軍團從鬆滋、公安地區開往湘鄂邊的鶴峰山區后，在五裡坪消滅反動地方武裝3000余人，自己也受到不小的損失。1931年3月，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紅二軍團改編為紅三軍，賀龍任軍長，鄧中夏任政治委員。4月，紅三軍開進荊門、當陽、遠安地區。后在國民黨軍隊進攻下向北轉移，建立以房縣為中心的鄂西北根據地。3月初，六屆四中全會后的中央派往湘鄂西根據地的夏曦到達洪湖地區。3月27 日，組成以夏曦為書記的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6月24日，組成中共湘鄂西臨時省委以取代湘鄂西特委。8月初，中央分局決定紅九師(由獨立團擴建而成)自洪湖地區北上鄂西北迎接紅三軍。9月下旬，紅九師與紅三軍會合，由湘鄂西中央分局派去的萬濤接任鄧中夏的職務。以后，紅三軍和紅九師進入襄河(襄陽以下的漢水)以北的鐘祥、京山、天門地區，打通與洪湖地區的聯系。從11月開始，國民黨軍隊又不斷向洪湖地區進犯。紅三軍在地方武裝和群眾配合下，在1932年1月粉碎敵人的進攻，共俘敵6000余人。

這時，洪湖地區除原有各縣外，已擴大到襄北廣大地區，紅三軍也發展到1.5萬余人。整個湘鄂西根據地，除鄂西北由於紅二十五師返回洪湖后被敵人佔領外，湘鄂邊和巴興歸、襄棗宜區都有發展。

夏曦在湘鄂西根據地期間，推行”左“傾教條主義方針，否定原根據地領導人取得的成績，並實行宗派主義的干部政策。他不聽賀龍等人的不同意見，在1932年5月開始的先后四次肅反中，以“改組派”、“第三黨”等罪名，殺害包括段德昌在內的大批紅軍領導干部，給湘鄂西根據地和紅軍造成了嚴重損失。

贛東北、湘贛、湘鄂贛等根據地的反“圍剿”

從1930年冬到1932年前后，國民黨當局為了配合對中央根據地的軍事“圍剿”，隔斷相鄰根據地紅軍之間的策應和支援，還分別發動了對贛東北、湘贛、湘鄂贛等根據地的“圍剿”。

贛東北根據地的紅軍，在方志敏、邵式平等領導下，粉碎國民黨軍隊於1930年11月和1931年3月發動的兩次“圍剿”，使紅十軍發展到5000人。1931年4月，紅十軍挺進閩北，支援中央根據地的反“圍剿”斗爭，恢復並擴大了閩北根據地。但在同年7月開始的第三次反”圍剿“中，由於六屆四中全會后的中央派曾洪易(1935年1月叛變)為中央代表到贛東北，推行”左“傾教條主義方針，拒絕方志敏等人提出的向敵人力量比較薄弱和無堡壘地區的皖浙贛邊發展的主張，在打通與中央根據地的聯系的口號下，主張紅十軍向敵人力量比較集中且有堡壘的地區發展。結果，紅十軍歷經半年多的苦戰，未能打破國民黨軍隊的”圍剿“，根據地大部分被敵人佔領。

湘贛根據地的紅軍，先后在滕代遠、張雲逸、王首道、張啟龍、甘泗淇、李天柱、王震等領導下，經多次戰斗，給國民黨軍隊以打擊，牽制一部分國民黨”圍剿“軍，配合了中央根據地的反“圍剿”斗爭。同時，鞏固了湘贛根據地，使湘東南獨立師和地方武裝逐步擴大為獨立第一師和獨立第三師，並合編為紅八軍，共3600多人。

湘鄂贛根據地的紅軍，先后在孔荷寵(時任湘鄂贛軍區司令員，后於1934年7月叛變)、黃志競、李宗白等領導下，開展游擊戰爭，終於堅持下來。紅十六軍和獨立第三師都得到發展。

此外，在這期間，謝子長、劉志丹、高崗、閻紅彥、李杰夫等領導建立了陝甘邊和陝北的紅軍游擊隊，在陝西、甘肅邊境地區開展游擊戰爭﹔馮白駒、梁秉樞、楊學哲等領導的瓊崖紅軍第一獨立師(后正式定名為第二獨立師)，打破國民黨軍隊的進攻，到1931年底發展到2000多人，鞏固和擴大了根據地﹔古大存等領導的東江地區的紅十一軍，進行游擊戰爭，分散擾敵，后被強大的敵軍各個擊破。

1930年冬至1932年春前后，各根據地的反“圍剿”斗爭極其艱苦，各地的紅軍作戰非常英勇。盡管國民黨軍隊對各根據地和紅軍”圍剿“的規模一次比一次大，燒殺一次比一次殘酷，盡管共產黨還要承受來自內部因執行”左“傾政策而造成的創傷，但紅軍和根據地人民群眾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始終不畏強敵，團結戰斗，不斷取得反”圍剿“的重大勝利。在約一年半的戰斗中，各根據地共殲滅敵正規軍20余萬人，給國民黨的反動統治以重大打擊﹔主力紅軍發展到約15萬人，農村革命根據地得到進一步鞏固和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