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羅明路線”問題的回顧

在我黨領導的土地革命戰爭期間，曾經出現過一個所謂“羅明路線”的問題。對於這個問題，黨中央在1945年黨的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已經作了結論。近年來，不少同志問我關於“羅明路線”的由來和發展的情況﹔我還看到一些關於“羅明路線”的文章。這使我感到一些同志、將別是年輕的同志，由於對歷史情況不甚清楚，對黨的歷史經驗也就不可能有比較深刻的理解。現在，我就自己的親身經歷作一歷史的回顧，以供同志們研究這一段歷史作為參考。

所謂“羅明路線”的由來

所謂“羅明路線”問題是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機會主義者提出來的。當時，我任中央蘇區中共福建省委代理書記。他們反對“羅明路線”，實際上是為了反對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路線。毛澤東同志在《“七大”工作方針》中也曾經提到：“還有說反羅明路線就是打擊我的，事實上也是這樣。”

我自1925年參加中國共產黨之后，長期在福建西部地區進行建黨和組織農民斗爭的工作。1927年1月任中共閩南特委書記。4月間，我和羅秋天前往閩西永定、上杭、龍岩、平和四縣指導工作。8月1日，周恩來等同志領導南昌起義，特委又決定我去閩西迎接南昌起義軍。9月中旬，周恩來、朱德等同志先后來上杭，要我和地方組織做支援大軍的后勤工作，並要我們部署閩西各縣的武裝斗爭。我們在“八七會議”精神和毛澤東同志領導秋收起義部隊進軍井岡山的指導和影響下，在上杭、永定、龍岩、平和四縣，採用建立農村據點包圍縣城的部署，工作了5個多月。

1928年2月間，我到廈門任中共福建臨時省委書記。3月9日，平和縣農民以長樂鄉為據點，在縣委朱積壘同志領導下，舉行攻佔縣城的武裝暴動。這是福建省農民開展武裝斗爭的第一炮。省委立即討論和加強對平和及閔西各縣的領導。同年4月上旬，我和許土淼、孟堅兩位同志作為福建代表，前往莫斯科出席黨的“六大”，由劉乾初接任省委書記。閩西在省委和各縣縣委領導下，龍岩、永定和上杭三縣繼平和之后於四、五月間先后舉行武裝暴動，成立了蘇維埃政權、地方紅軍和辦衛隊。三縣連成游擊區，成立了閩西特委以加強黨的領導。

我於11月由蘇聯回國到達福州，接著，在省委召開的擴大會以上，傳達了“六大”決議。省委又決定我到廈門和閩西游擊區進行傳達。閩西特委召開擴大會議，由我傳達“六大”精神后進行討論，並部署游擊區更加積極地開展游擊戰爭。我還由三縣游擊區到上杭和長汀兩縣城，參加地下組織會議進行傳達和部署工作。1929年春回廈門后，因劉乾初剛調外省工作，我又接任省委書記。

同年1月，毛澤東、朱德同志率領紅四軍從井岡山向贛南進軍，從3月中旬起，三下閩西，消滅了國民黨軍閥郭鳳鳴、陳國輝、盧新銘等部，並在上杭縣古田村召開了我黨、我軍歷史上極為重要的紅四軍第九次黨代表大會。在紅四軍的幫助下，閩西正式成立了主力紅軍，使杭、永、岩游擊區逐步發展為革命根據地。從此，閩西的武裝斗爭有了堅實的基礎，出現了嶄新的局面。

1930年6月，以李立三為代表的“左”傾錯誤路線在中央取得了統治地位。他們誣蔑毛澤東同志關於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以農村包圍城市的主張是什麼“極端錯誤的”“農民意識的地方觀念和保守觀念”。為了實現“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他們下令各地紅軍進攻大城市，組織城市武裝暴動。同時，宣布閩西蘇區劃歸廣東，命令閩西主力紅軍向廣東東江出擊。出席上海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預備會議的閩西代表和省委宣傳部長回來傳達，表示堅決執行中央的“左”傾命令。但我和王德等省委多數同志認為，廈門、福州的工人運動正在恢復，不同意發動武裝暴動，也不同意把閩西蘇區劃歸廣東並進軍東江。我們把意見上報中央，因而被指責為“右傾保守”。盡管如此，我們仍保留不在城市發動武裝暴動的意見。但由於省委執行中央關於成立行動委員會、在城市搞飛行集會等指示，犯了“左”的錯誤，同時由於執行紅軍向東江出擊的決定，結果出擊三次，每次都受強敵截擊而被迫后撤，使閩西蘇區和紅軍遭到重大損失。

1931年1月，我奉調去上海，聽候中央分配工作。正在這個時候，王明在共產國際東方部負責人米夫的支持下，打著反對立三路線的旗號，召開了六屆四中全會，改組了中央機構，成立了以王明為首的臨時中央，從而開始了歷時四年之久的王明“左”傾教條主義在黨內的統治時期。王明的“左”傾冒險主義比李立三更“左”，它夸大國民黨統治的危機和革命力量的發展，認為“中國政治形勢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與革命的決死斗爭”。因此，它又重復了、並發展了立三路線時期的錯誤。王明及其支持者強迫集中主力紅軍攻打中心城市，以實現他們的所謂“一省數省首先勝利”、很快“爭取工農民主專政在全中國的勝利及迅速地轉變到無產階級專政”的冒險主義主張。為此，他們要求“在白區遍地實行武裝工農，各企業實行總罷工，在蘇區猛烈擴大一百萬鐵的紅軍”，以便同國民黨反動派進行決戰。我到達上海時，四中全會剛剛開過，由臨時中央宣傳部長找我談話，他認為福建省委受立三路線影響所採取的一些“左”的做法倒不是什麼錯誤，卻指責福建省委在農村搞游擊戰爭是犯了“右傾”的錯誤，並威脅說，如果我不承認路線錯誤，就不分配我的工作。

在這前后，毛澤東、朱德等同志領導的江西南部根據地和紅軍，糾正了李立三“左”的銷誤，得到了迅速的發展。從1930年底到1932年春，接連取得了三次反“圍剿”斗爭的勝利，在江西南部建立了以瑞金為首府的中央革命根據地。但是，臨時中央卻誣蔑毛澤東同志的正確路線是“富農路線”和“極嚴重的一貫右傾機會主義路線”，並先后剝奪了毛澤東同志在中央蘇區黨和紅軍中的領導職務。

1930年12月，閩粵贛邊區特委成立，鄧發任書記。四中全會后，由於受到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影響，特委在第二次反“圍剿”中犯了分兵把口、消極防御的錯誤，在肅反工作中犯了擴大化的錯誤，造成了損失。特委和政府機關被迫從永定的虎崗撤退到上杭的白沙。我於1931年4月被派到閩粵贛特委任組織部長，特委為保衛虎崗，決定派我到永定一帶參加游擊戰爭。在第三次反“圍剿”斗爭中，我和張鼎丞率領紅軍獨義立團在上杭、永定堅持游擊戰爭。11月間，閩西主力紅軍攻佔汀州后，根據中央蘇區前委指示，閩粵贛特委改為臨時省委，由盧德光任書記。盧佯稱奉中央命令出外聯系工作攜巨款逃跑后，前委命我接任臨時省委書記。此后，臨時省委在毛澤東同志的正確路線領導下，以汀州為中心，西向武平擴大，東向連城、新泉擴大，北與寧化、清流連接，南通饒、和、埔游擊區，使閩西蘇區擴展達十余縣，並與中央蘇區連成一片，成了中央蘇區的重要組成部分。1932年2、3月間，福建蘇區召開了黨代表大會和蘇維埃代表大會，成立了福建省委和省蘇維埃政府。我任省委代理書記，張鼎丞任蘇維埃政府主席。4至6月，閩西蘇區又配合毛澤東同志率領的中央主力紅軍攻佔漳州，並勝利回師。這對鞏固閩西根據地，為第四次反“圍剿”作好物質准備起了重大作用。這時，閩西蘇區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勢。

1932年7月，蔣介石糾集了50萬大軍，瘋狂地向蘇區發動了第四次反革命“圍剿”。為了粉碎敵人的進攻，中央主力紅軍迅速轉到北線廣昌、寧都一帶，閩西的紅十二軍和獨立第七師也奉命調往江西。在這種情況下，國民黨駐漳州的第十九路軍向閩西蘇區進犯，佔領了龍岩全縣和永定的坎市、虎崗一帶﹔廣東軍閥陳濟棠的部隊佔領了上杭縣城，並不斷向上杭的盧豐、茶地、白沙等地進犯。而我們與敵人作戰的部隊僅有剛成立的獨立第八師、第九師共三千人。因此，閩西的情況，尤其是上杭、永定、龍岩地區的情況是比較嚴重的。怎樣才能有效地粉碎敵人的進攻？這個問題尖銳地擺在蘇區黨和人民的面前。

這時，毛澤東同志在汀州傅連暲同志主持的福音醫院療養。他仍時刻關懷著革命根據地紅軍和人民的安危。那時，我因隨中央主力紅軍進攻漳州時跌傷腰部，進醫院開刀治療。8月間傷勢好轉后，毛澤東同志找我談話。他概括總結了三次反“圍剿”斗爭取得勝利的經驗，然后指出，福建和江西一樣，應加緊開展廣泛的地方游擊戰爭，以配合主力紅軍的運動戰，使主力紅軍能集中優勢兵力，選擇敵人的弱點，實行各個擊破，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粉碎敵人的第四次“圍剿”。他還指出，在杭、永、岩（上杭、永定、龍岩）老區開展游擊戰爭，牽制和打擊漳州國民黨第十九路軍和廣東陳濟棠部隊的進攻，對於粉碎敵人的“圍剿”、保衛中央蘇區十分重要的。

毛澤東同志和我談了整整一個上午。次日我出院后，立即召開省委會議進行傳達。參加會議的有張鼎丞、譚震林、劉曉、李明光、郭滴人、李堅真等同志，大家一致表示擁護毛澤東同志的指示，並決定我任特派員去杭、永、岩進一步開展游擊戰爭。在我離開期間，由劉曉同態主持省委工件。

我輾轉經長汀、新泉、上杭、永定等縣，分別召開了各縣縣委擴大會議，向當地干部傳達了毛澤東同志的指示，檢查和部署了工作。隨后，和方方、譚震林等同志在杭、永、岩前線成立了“中共前敵委員會”，具體領導政治動員和軍事行動。由於我們按照毛澤東同志的游擊戰爭戰略戰術思想積極開展游擊斗爭，有效地打擊了敵人，保衛了蘇區，干部和群眾受到了很大的鼓舞。

1933年1月，臨時中央的主要負責同志先后經永定、上杭前往中央蘇區首府瑞金。他們路經上杭白砂時，就指責我：“你是省委代理書記，不領導全省工作，來杭、永、岩干什麼？”我說是按照毛澤東同志的指示並經省委決定、來這裡重點開展游擊戰爭的。他們又問：你對中央的新指示有何意見？我說沒有聽到傳達。他們對此很不高興。他們還問我對當前的斗爭有什麼意見，我回答道：“蘇區的革命戰爭要和白區的抗日斗爭結合起來，應根據中央蘇區政府和軍委會提出的抗日、民主和停止進攻蘇區三條件，同各黨派、各軍聯合起來共同抗日。”我還沒說完，他們就很不耐煩地說：“吃飯了，不談了”。當時，我和許多同志對臨時中央領導同志的態度都很不理解。

他們到瑞金后，就下令江西、福建猛烈擴大紅軍。由於時間緊迫，杭、永、岩被迫把縣獨立團、區獨立連、鄉獨立排，連人帶槍編送到主力紅軍。地方武裝一時來不及進行補充，敵人便乘機向邊區大舉進攻。赤衛隊出於缺乏地方武裝的配合，不能有效地打擊敵人，眼看著敵人進行燒殺搶掠，造成了很大的損失，群眾也產生了很大的恐慌。干部和群眾對這樣改編地方部隊擴大主力紅軍的做法意見很大。在這種情況下，繼續擴大主力紅軍確有困難。當時，上杭、永定、龍岩三個縣城的敵人受了我們三次重大打擊之后，集中幾團兵力，三路配合進攻閩西蘇區的中心點白砂。我們分析了敵強我弱的情況，決心照前次的經驗堅壁清野，暫時退出白砂。我們進行緊急動員，為保衛革命根據地，加緊擴大地方武裝，從四面包圍白砂，打擊敵人。廣大干部和群眾都決心將敵人驅逐出白砂。我們召開縣級負責人會議，進行部署，又和上杭縣委方方、伍洪祥等同志一起開會，總結了貫徹毛澤東同志的指示五個多月來游擊戰爭的勝利經驗，分析了當時的斗爭形勢和任務。面對這種形勢，我認為自已有責任把這裡的經驗提供給連城、新泉、武平和其他地區參考。因此，會后我連夜趕寫了給省委的關於上杭、永定游擊戰爭情況的報告。在此之前，我於1月21日曾到新泉了解情況，聽到汀州以東的地主武裝很猖狂，經常攻入蘇區，還襲擊我們長汀縣委所在地河田。我從第四次反“圍剿”斗爭的全局出發，就長汀、連城和新泉的工作向省委報告，提出了幾點意見（即《對工作的幾點意見》，附本文后）。顯然，這個報告和意見違背了臨時中央“左”傾冒險主義的主張，因而后來就被說成是所謂“羅明路線”的重要“罪証”。我在《對工作的幾點意見》一開頭就寫明，對杭、永、岩工作另作報告﹔隻提出汀、連工作的意見，建議把長汀東部、連城南部和新泉縣打成一片。其目的一是配合江西蘇區向北發展，打破敵人的“圍剿”﹔二是防止駐龍岩的十九路軍向連城、汀州和瑞金進攻﹔三是鞏固這個后方，使杭、永、岩不致陷於孤立。但是，推行王明“左”傾冒險主義路線的中央央主要領導同志，卻說我“沒有一句話說到閩西原有根據地的鞏固和發展”，說我“根本上就是預備拋棄杭、永、岩蘇區根樞地，向后方逃跑退卻的”。這不但完全違反當時的事實，而且也是斷章取義的。

反“羅明路線”的經過及其惡果

臨時中央主要負責同志到瑞金不久，為了推行“左”傾冒險主義的理論和政策，欽差大臣滿天飛。中央特派員到福建檢查工作，抓住我給省委的報告和意見，武斷地咬定福建省委已經形成了“以羅明為代表的機會主義路線”。所以，在1933年春，正當蘇區第四次反“圍剿”斗爭即將取得勝利的前夕，以王四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者開始發動了—場大規模的反對所謂“羅明路線”的斗爭。這個斗爭，從福建蔓延到江西，波及到整個中央蘇區，從黨內到團內，直至工農紅軍內部。這個斗爭從1933年春開始，至紅軍被迫長征，直到1935年1月遵義會議時才結束。

1933年2月上旬，蘇區中央局作出決議，提出了最大限度地擴大與鞏固主力紅軍的緊急任務，要求全國各蘇區創造一百萬隊的紅軍，來同帝國主義、國民黨軍隊決戰。在這個總目標之下，閩贛兩省原1、2月份擴大紅軍的數量，限期於2月20日完成。從2月20日到3月20日止，兩省必須再輸送一萬新戰士到前方。為此，中央局還強調，必須展開反對在敵人大舉進攻面前表示張惶失措、退卻、逃跑的右傾機會主義的斗爭。接著，於2月15日通過了《蘇區中央局關於閩粵贛省委的決定》（閩粵贛省委實為福建省委）。這個決議認為，省委已經“處在一種非常嚴重的狀態中”，已經“形成了以羅明同志為首的機會主義路線”。並宣布立即撤銷羅明的福建省委代理書記及省委駐杭、永、岩全權代表的職務。2月20日，少共蘇區中央局也作出決定，開展反“羅明路線”斗爭，並給“羅明路線”戴上了“反國際反中央反黨”的帽子。這樣，反對“羅明路線”的斗爭就在福建蘇區開展起來了。

蘇區中央局發動反“羅明路線”的斗爭，我是在上杭看到《斗爭》報的文章時才知道的。后來，省委通知我立即回汀州。我在趕回汀州的途中，遇到了從汀州來的張鼎丞。我便問他，我究竟犯了什麼錯誤？他說，他們說我們犯了路線錯誤，說我們不擴大紅軍，隻顧打游擊戰爭。我說，我們工作上有許多錯誤，但沒有路線錯誤。如果是路線錯誤，為什麼第三次反“圍剿”取得了勝利，根據地能得到這樣快的擴大？我們並沒有反對擴大主力紅軍，只是要求對中心區和邊緣區應有所區別。就是在杭、永、岩地區也沒有說不能擴大主力紅軍。這哪裡是什麼路線錯誤？

我回到汀州，又接到通知，要我趕往瑞金進行檢查。到瑞金后，中央局幾個干部找我談話，批判我的“錯誤”。接著，一位中央負責同志和我談話，對我進行批評。當時，我就問他：我自己提出並得到省委同意，由汀州趕到最艱苦的邊緣縣區參加游擊戰爭，為什麼說是“退卻逃跑”呢？他說﹔從路線上說是“退卻逃跑”。用辯証法看問題，事物都是發展的，例如過去打游擊戰爭是需要的，現在再打就變成“游擊主義”了。他反問我，在邊緣縣區為什麼不能和中心區一樣擴大紅軍？我說，邊緣縣區要進行游擊戰爭，隨時打擊敵人的進攻，不能和中心區一樣。干部和群眾在實踐中總結經驗，提出逐步地、分批地擴大主力紅軍。他當即武斷地說：這是“富農路線”，你說聽群眾的呼聲，就是這麼聽嗎？我說：這是永定縣金沙鄉貧農會議從血的教訓中總結出來的。正如列寧所說：“群眾本身的政治經驗，這是一切大革命的基本規律。”

后來，中央書記找我談話。他劈頭就說，你不承認有路線錯誤，還引用列寧的話來反駁。你們山溝裡有什麼馬列主義？你說邊緣區和中心區不能一樣擴大主力紅軍，要採取逐步擴大的辦法，是不是說我們不了解邊緣區的實際情況，要我們去調查研究？這是你們狹隘的經驗主義。你不承認路線錯誤就開除你的黨籍，撤銷你的黨內外一切職務。他還說，還有比你更高級的領導干部，也犯了同樣的錯誤。最后，他要我回福建在省代會上進行檢查。

我在瑞金期間，住在葉坪中央局的一個房間裡，白天由中級干部開會批斗，晚上由一般干部開會批斗，一連批斗了好幾天。有一個晚上，就在附近召開了一個中央機關干部批判“羅明路線”的大會，有幾百人參加。當時大會氣氛很緊張，不斷高呼口號。有個青年干部提出要把我槍決。后來中央局的楊尚昆同志上台講話，作了解秤，氣氛才緩和下來。

福建省委於2月24日在汀州召開省臨時代表會議，開展反“羅明路線”的斗爭，中央局派人參加。福建省委張鼎丞、劉曉、郭滴人、方方、李堅真等同志都出席了。我照黨中央的決定在會上作了檢查。會上雖然對我進行了批判，但是各地代表在討論中仍有許多不同意見。例如，新泉縣委書記楊文仲說：新泉就是羅明同志傳達了毛主席的指示后，才緊急動員起來，開展游擊戰爭，打退了敵人進攻的。否則新泉根據地就不能鞏固。上杭、永定等縣的區鄉代表說：毛主席號召開展游擊戰爭是正確的。羅明同志和我們一起照毛主席的指示打了好多次仗，取得了勝利。當時我們對敵人每次進攻的時間、地點、兵力都偵察估計得很准確，打擊敵人的部署很細致。如果各區鄉切實這樣做，可以使敵人受到更大的打擊。中央代表插話說：“對敵人的估計是一般參謀人員的常識，沒有什麼奇怪的。”上杭、永定的代表堅持贊成採取逐步分批擴大主力紅軍的辦法。他們說：“留得紅色區鄉在，可以不斷出紅軍。”大會由中央代表作總結，宣布了補選省委委員的名單和撤銷楊文仲的新泉縣委書記職務的決定。楊文仲也曾經給省委寫報告，匯報新泉開展武裝斗爭的情況。他寫報告和報告的內容我都不知道。臨時中央主要負責同志把楊文仲說成是“羅明路線”的代表者之一，並且懷疑和追查我和他有什麼小組織活動。這是沒有任何根據的，我們光明磊落，彼此隻有革命工作關系。楊文仲被批斗后調中央黨校學習和工作，后來在長征途中光榮犧牲了。

正是在1933年2月下旬和3月上旬，中央根據地粉碎了敵人的第四次“圍剿”。當時，周恩來、朱德同志和中央主力紅軍的領導同志，在實際的戰斗中發現王明“左”傾教條主義的軍事方針行不通，所以堅決運用毛澤東同志的戰略戰術原則，誘敵深入，二戰宜黃，繳槍萬眾，並繼續追擊敵人取得了勝利。后來主力紅軍進行運動戰，於閩西連城，在地方武裝的游擊戰配合下，消滅了國民黨十九路軍一個旅，收復了連城、清流、寧化等大片地區。但推行王明“左”傾教條主義的中央領導同志，反而以為這是他們反對所謂“羅明路線”在政治上和軍事上所取得的勝利。因此，他們在更大范圍內開展了反對所謂“羅明路線”的斗爭。

在福建，反對“羅明路線”的斗爭首先在省級機關展開，然后自上而下，由內到外，全面鋪開，一直搞到每一個支部、區鄉。在這一斗爭中，他們往往採取對敵人的辦法來對待同志和處理黨內斗爭，提出了“用布爾什維克的鐵拳將他粉碎”、“無情打擊”等等口號。不僅對我，而且對省委其他負責同志也是這樣。例如中央代表就曾指著張鼎丞同志的鼻子說：“你張鼎丞之流，中央對你一次又一次地教育，你仍然是機會主義、官僚主義者”，也要“無情打擊”，“用鐵拳進行粉碎”。特別當時是在1931年肅反擴大化之后，突然聽到要與“羅明路線”進行“殘酷斗爭”、“無情打擊”，不少人就認為“羅明路線”是“反革命”，羅明是“反革命分子”。結果搞得人人自危，許多很熟悉的同志都不敢同我和其他所謂犯了“羅明路線”錯誤的同志接近。

當時參加反“羅明路線”斗爭的同志，不少人並不真正了解下面的具體情況。省委派李明光、黃宜章、張思垣等同志到前線去開展這一斗爭。當他們了解情況后，反倒同情起“羅明路線”來了。有的隨隨便便應付了事，好回去交差﹔有的抵制了這一斗爭。例如，省委常委、宣傳部長兼軍區政治部代主任李明光，不願在連城前線開展這場斗爭，在“左”傾冒險主義者的壓制下，不能打游擊戰，因而在同敵人硬拼硬打中英勇地獻出了自己的生命。黨的這些優秀干部，都是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受害者。特別是象李明光這樣的同志，是值得黨和人民永遠懷念的。當時群眾為紀念李明光同志，把連城縣改為明光縣。

在這場反對“羅明路線”的斗爭中，臨時中央的負責同志還實行了宗派主義的組織路線，打擊和撤換了一大批各級黨、政、軍領導干部。在“加緊深入開展反羅明路線斗爭”的口號下，福建省比較高級和比較老的干部幾乎都不能幸免。例如，福建省委常委、軍區司令員譚震林同志，由於不願檢查所謂的“羅明路線”錯誤，被指責為“企圖保留一部分機會主義武裝，在某一時機上來向黨進攻”的機會主義者，於1933年6月，在省委擴大會議和省軍區黨代表大會上受到批判，並被撤銷了軍區的一切職務。張鼎丞同志由於不同意反“羅明路線”而被扣上“一貫的機會主義，官僚主義者”的帽子，被撤銷了省蘇維埃主席的職務。省委常委郭滴人是1926年的黨員、廣州全國農講所畢業的學員，是龍岩黨組織的主要創始人，卻被“左”傾機會主義者說成是“羅明路線”的擁護者，不斷遭到打擊。他們先把他調到省委宣傳部，不久調到省軍區宣傳部，后來又調到一個地方去領導幾十人修筑工事，最后，把他調到軍區當勤務員的教員。郭滴人同志隨紅軍長征到陝北后病逝。省委常委兼組織部長劉曉和省團委書記陳榮被指責為“腐朽的自由主義和調和主義者”而受到批判。省土地部長范樂春、省軍事部長游瑞軒、省軍區的楊海如、霍步青、長汀縣委書記李堅真、上杭中心縣委書記方方，都被調離了原職，另行分配工作。其他縣區的領導干部，也不斷有人受到批斗、撤職。如永定縣委的羅祿山、關坤林等，武平縣委書記陳玉悔、汀東縣委的陳玉珍、熊丁州等都遭到打擊，並被撤銷了領導職務，這都是“左”傾教條主義者發動反“羅明路線”所造成的惡果。

在福建反“羅明路線”與在江西反鄧、毛、謝、古的關系

“左”傾教條主義者反“羅明路線”所造成的不幸后果，不僅反映在福建，而且反映在江西。

因為“羅明路線”問題，我不僅受到批判和斗爭，而且被撤了職。接著，把我調到瑞金中央黨校工作。

在中央黨校工作期間，我從蘇區《斗爭》報上，看到當時黨中央的宣傳部長發表了一篇題為《羅明路線在江西》的文章。這篇文章不僅繼續對我進行批判，而且把斗爭矛頭指向鄧小平、毛澤覃、謝唯俊、古柏四同志和江西省委。該文強調批判“江西的羅明路線”，並要求把這一斗爭“深入到群眾中去”。我看到這篇文章后，曾向中央宣傳部長提出這樣一個問題：我沒有到江西工作，為什麼說“羅明路線在江西”？中央宣傳部長回答說：江西省委的錯誤，同你的錯誤一樣，所以也這樣批。

事實很清楚，鄧小平等同志在江西，曾經抵制了王明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的“進攻路線”，江西省委在實際工作中，貫徹執行了毛毛澤東同志的正確路線，這是王明“左”傾教條主義者所不能容忍的。所以，他們不僅在福建大反“羅明路線”，而且在江西大批鄧、毛、謝、古。

早在1933年2月，中央局代表為在江西推行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指導方針，在會（昌）尋（鄔）安（遠）三縣黨的積極分子會議上，大批所謂會、尋、安的“羅明路線”，又作“報告”，又作“結論”。並且在3月31日作出了《會、尋、安三縣黨積極分子會議決議》，說什麼“會、尋、安三縣過去在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心縣委的領導下，執行了純粹的防御路線”，“顯然同黨的進攻路線絲毫沒有相同的地方”。並且說“這是在會、尋、安的羅明路線”，那種“說純粹防御路線不是羅明路線的觀點，是完全錯誤的”。同年4月15日，在中央局的《斗爭》報上，又發表了《羅明路線在江西》一文。接著，於5月4日又在工農紅軍學校黨、團員活動分子會議上，作出了《關於江西羅明路線的決議》。文章和決議都認為“王明路線不僅在福建的杭、永、岩，而且也在江西”，攻擊鄧、毛、謝、古“是羅明路線在江西的創造者”，江西的羅明路線就是“單純防御路線”，“是與黨的進攻路線完全相反的”。同年5月5日，中央局又批准了《江西省委對鄧小平、毛澤覃、謝唯俊、古柏四同志二次申明書的決議》，繼續對這些同志進行“殘酷斗爭，無情打擊”。

這樣，大反“羅明路線”就從福建發展到江西。在中央蘇區，在黨、團組織內部，在工農紅軍之中，“羅明路線”的帽子滿天飛，各級干部大受其害，使黨和革命事業遭受了很大的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