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黨史研究的資料准備問題

〔摘要〕史料是歷史研究的基礎，黨史資料准備是黨史研究的前提。做好黨史資料准備工作，對黨史部門和黨史研究者至關重要。黨史資料種類繁多，包括文字史料、實物史料、口述史料、聲像史料等。做好黨史資料准備工作，應當鍥而不舍地抓好征集、整理、運用等各個環節，要以健全的體制機制和高素質的人才隊伍來確保資料准備工作的成效，不斷提高黨史工作科學化水平。

〔關鍵詞〕黨史資料﹔征集﹔整理﹔運用〔中圖分類號〕K061〔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003-3815（2013）-07-0019-08

黨史資料是記錄黨的歷史活動的載體，是進行黨史研究的基礎和前提，是黨史工作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條件。深化黨史研究，提高研究水平，必須認真扎實地做好黨史資料准備工作。

一、為什麼要重視黨史資料准備問題

做好黨史資料准備工作，對於黨史部門和黨史工作者來說至關重要。這不僅因為黨史部門和黨史工作者對保存黨的歷史資料、傳承和弘揚黨的歷史負有重要責任，而且因為黨史資料狀況是制約黨史研究深化的“瓶頸”之一，史料功底是黨史研究者的基本功之一。

（一）史料是歷史研究的基礎

正確認識史料與歷史研究的關系，首先要弄清楚歷史、歷史學和史料的確切含義。作為區別於自然史的人類社會史，其最根本的含義是指人類過去的生活，也就是人類社會發生、發展的過程。正如李大釗所說：“歷史就是人類的生活並為其產物的文化。”歷史學是以歷史為研究對象，記載、總結和解釋人類社會發展過程的科學。史料則是人類在社會實踐活動中遺留或保存下來的各種痕跡、實物和文字資料。從三者的內涵可以看出，史料並不等於歷史，也不等於歷史學。歷史遠比史料所記錄的人類生活豐富多彩，即使沒有史料，人類過去的生活也曾經存在。因此，“沒有史料就沒有歷史”的說法是值得商榷的。歷史學的首要功能是記載，而記載必須以史料為依據。這是因為，沒有史料無法說明歷史﹔運用不同的史料，可以說明不同的歷史對象和歷史的不同側面﹔對於同一史料，歷史學家雖然可以依據自己的知識背景和對歷史的感悟能力，作出分析、判斷、推理和解釋，但無論如何，作出分析、判斷、推理和解釋的前提是史料。因此，“沒有史料就沒有歷史學”的說法是正確的。總之，史料是歷史研究的基礎。研究歷史、撰寫史學論著，離開史料是寸步難行的。

在重視和鑽研史料方面，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堪稱典范。馬克思指出：“不論在自然科學或歷史科學的領域中，都必須從既有的事實出發”。為了撰寫《資本論》，馬克思花了不下25年的時間潛心研究歷史資料，研讀過1500種以上的書籍資料。恩格斯一生寫過許多歷史著作，在這一過程中，他總是孜孜不倦地查找、閱讀大量歷史資料。列寧在評介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時指出：“這是現代社會主義基本著作之一，其中每一句話都是可以相信的，每一句話都不是憑空說出，而都是根據大量的歷史和政治材料寫成的。”從經典作家對待歷史資料的鄭重態度可以看出：充分佔有可靠的史料，盡可能地弄清歷史事實，對於歷史研究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如此，古今中外有成就的歷史學家概莫能外。英國歷史學家柯林武德說：“歷史學是通過對証據的解釋而進行的”，“歷史學的程序或方法根本上就在於解釋証據”。中國近代學者蔡元培、傅斯年甚至提出了“史學本是史料學”、“史學便是史料學”的論斷。這種看法盡管受到一些批評，但批評者並無半點輕視史料的意思。作為批評者之一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周谷城就說過：“‘史學本是史料學’這話對於史學界有益，但不正確。治史的人往往輕視史料，其實離開史料，歷史簡直無從研究起。歷史自身雖不是史料，但隻能從史料中尋找而發見出來。”歷史學的目的在於總結經驗、探索規律，僅僅依靠史料不能達成這一目的。“史學便是史料學”等論斷雖然有些絕對，但史料的重要性卻是公認的。

（二）黨史資料准備是黨史研究的前提

深化黨史研究，最重要的基礎工作就是充分做好黨史資料准備。在此基礎上，才能厘清史實，把握歷史發展的過程。沒有足夠的史料，敘述歷史、總結經驗、揭示規律都隻能是一句空話。如果說黨史研究是一座宏偉大廈的話，黨史資料就是建筑這座大廈的磚和瓦﹔如果說黨史研究是“流”的話，黨史資料就是“源”。沒有黨史資料這個“源”，黨史研究就會成為無源之水。因此可以說，黨史研究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黨史資料准備的情況。

首先，黨史資料的廣征博搜，有利於拓寬黨史研究領域。人們不斷發現新史料的過程，就是不斷豐富對歷史真實的認識的過程。

其次，黨史資料的分類整理，可以為黨史研究提供系統的、詳盡的專題性資料，從而提升黨史研究的水平。形成系統的黨史專題資料的過程，既是開展黨史研究的基礎，也是深化黨史研究的開始。

再次，黨史資料的校訂考証，可以為黨史研究提供確鑿依據，從而提高黨史研究的准確度。黨史資料准備，包括對黨史資料本身所記載的時間、地點、人物以及歷史事實、歷史事件、歷史情節、統計數字等作大量考証、核實工作。這種經過鑒別的黨史資料，能使黨史研究建立在扎實可靠的基礎上，能更准確地反映出歷史的本來面貌。

（三）“存史”是黨史部門義不容辭的責任

黨史資料是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推進革命、建設、改革歷史進程的直觀、形象、具體的載體。黨史資料蘊藏著豐富的內涵，記錄著黨不斷發展壯大、奮斗探索的光輝歷程，凝聚著共產黨人和各族人民追求真理、舍生取義，勵精圖治、自強不息，無私奉獻、百折不撓的偉大精神。黨史資料是黨的寶貴財富，也是國家和民族的寶貴財富。

高度重視黨史資料的征集和傳承，是黨的優良傳統。早在1934年4月，毛澤東、朱德、項英就曾聯名頒發《成立紅軍戰史編輯委員會的決定》，要求對紅軍作戰資料進行搜集並予以保存。1936年8月，毛澤東、楊尚昆為出版《長征記》征稿，向各部隊發電報並致信參加長征的同志，請他們撰寫回憶錄。1937年5月，由毛澤東、朱德署名，中央軍委發布《關於征集紅軍歷史材料的通知》，要求廣泛征集各革命根據地紅軍的文件材料，發動紅軍干部戰士撰寫回憶錄。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於1950年發布了《征集革命文物令》。此后，中央及有關部門多次就征集黨史資料發布文件。2010年6月，中共中央印發的《關於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史工作的意見》明確提出：抓緊黨史資料征編，妥善保存黨的歷史財富，發揮黨史資料在黨委和政府工作及黨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2010年7月，習近平同志在全國黨史工作會議上強調“黨史資料是編寫黨史和進行黨史研究的重要基礎”，要求“按照有關規定，切實做好黨史資料搜集整理和保護利用工作”。

中央和中央領導同志對黨史資料征集工作的重視，凸顯了對黨的歷史的珍惜和尊重，凸顯了為黨、國家和民族“存史”的重大意義。為加強黨史資料征集整理和保護利用工作，除建立專門的檔案、文獻機構外，中央還於1980年批准成立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1988年與中央黨史研究室同時撤銷，成立新的中央黨史研究室），極大地推動了黨史資料征集工作的開展。繼續做好黨史資料征集整理和保護利用工作，是中央賦予黨史部門的重要職能之一。進一步把黨史資料征集好、保存好、利用好，充分發揮黨史資料在深化黨史研究、加強黨史宣傳教育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是黨史部門肩負的政治責任和光榮使命。我們要按照中央要求，盡心盡力地把這項工作認真做好，使黨、國家和民族的寶貴財富世世代代傳承下去

二、黨史研究需要准備哪些資料

在明確黨史資料准備的內容之前，需要先弄清楚史料分類的依據以及各類史料的特點，這有助於認識各種史料的價值及其在使用中應注意的問題，有助於建立科學的黨史史料學體系，有助於提高黨史資料准備工作的水平和成效。

（一）史料的分類及其特點

史料分類方法有多種，常用的有以下三種。

第一，以原始程度區分，可分為原始史料和二手史料。早在1200多年前，唐代歷史學家劉知幾就以史料產生的時間為標准，將所有的史料分為“當時之簡”和“后來之筆”。這一分類方法一直為歷史學家所沿用。20世紀西方歷史學家的觀點與此相類似，也主張將所有的史料分為原始史料和二手史料兩種。一般來說，原始史料是有關歷史事件的文物和當事人直接記錄的史料﹔二手史料是對有關歷史事件，由后人轉述記載而非由當事人直接記錄的史料。兩種史料在歷史研究中受重視的程度有所不同。就其價值而言，原始史料要高於二手史料。

第二，以存在形式區分，可分為文字史料和非文字史料。文字史料又稱文獻史料，主要是文字記錄、文字材料，包括史書、檔案文書、學者論著、文學作品、日常生活中的文字遺留、報紙雜志等。文字表達方式比口語更為固定，容量更大，保持原狀的時間更長，比行為和實物更加具體、更易理解。人們常用“白紙黑字”來形容文字史料的確定性。但文字史料也存在一定的缺陷，歷史上就曾出現過一些刻意作偽的史料和著作。因此，不能將文字史料的優點絕對化。非文字史料包括圖畫、實物、風俗及聲像資料等。其中，實物類史料是人類在歷史發展過程中遺留下來的活動場所和創造發明的有形物品。清末民初以來，在近代歷史學家王國維等人推動下，以甲骨、簡牘等實物史料証史的“史料革命”成為新史學的重要內容。風俗類史料，主要是可以用來研究歷史現象的風俗文化，如革命老區流傳至今的民謠，就可以幫助人們了解根據地的斗爭情形和社會風貌。聲像資料主要是記載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的聲音和影像材料，又稱聽聞史料，在史料寶庫中佔據重要地位。此外，口述、碑刻等史料的性質和特點介於文字史料和非文字史料之間，對於歷史研究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第三，以形成動機區分，可分為有意史料和無意史料。存於今世的史料都是前人活動的記錄。有些記錄是歷史當事人有意傳至后世的，如《二十四史》和各種實錄之類。但更多的史料卻是人們無意間遺留下來的。如甲骨文史料，就是無意留下來的。金文、簡牘、帛書等史料，有相當一部分也是無意留下來的。即使是文字史料，多數也不是有意傳之后世，而往往只是應一時之需而形成的。有意史料和無意史料，對於不同的研究課題，其價值也有所不同。

以上三種史料分類方法，區分標准不同，內容互有交叉。不同的分類方法，有助於研究者從不同維度關注和了解史料的特點。就收集整理史料工作而言，史料的三個特點尤其值得注意。一是史料無處不在、無時不在。世間存在的一切事物，都可以作為史料。今天出現的事物，明天就成了史料。二是史料之有無價值和價值大小，主要看歷史學家的需要和見識。即使是同樣一件史料，在不同研究者的眼中，其價值也不完全相同。如甲骨文，清末人視之為中藥，金石學家王懿榮視之為古董，劉鶚、羅振玉等學者視之為古文字，王國維、郭沫若等歷史學家視之為殷商史料。三是史料散亂糅雜、真偽並存。這就要求對史料作一番認真的整理、發掘和辨偽工作，唯有如此，方能凸顯其再現歷史本來面貌的價值。

（二）黨史資料的種類

黨史資料豐富多彩，層出不窮，也可以依照多種方法進行分類。但黨史學界一般根據黨史資料的存在形態，將其分為三個大的類別。

第一類是黨史實物史料。實物史料的主要部分是黨史文物和黨史遺址遺跡。黨的歷史上保存和遺留下來極為豐富的文物和遺址遺跡。這些實物史料，或記錄著黨史事件的來龍去脈，或記錄著黨史人物的生平思想，或記錄著不同尋常的黨史故事，擁有十分豐富的歷史內涵。多年來，地方黨委、政府及黨史部門、紀念場館等機構採取多種方法廣泛征集黨史文物史料，修繕和保護黨史遺址遺跡，成效顯著、蔚為大觀。但是，由於歷史和現實等多方面的原因，尚有很多有價值的黨史文物資料散失在民間甚至國外，一些重要的遺址遺跡在城鎮化進程和城市開發中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壞。我們應當以高度的責任感廣泛尋找線索，做好黨史實物史料征集工作﹔應當採取切實有效的搶救和保護措施，防止隨意毀壞黨史遺址遺跡，同時搞好黨史遺址遺跡的保護、開發和利用。

第二類是黨史文字史料。主要有四種：一是文件、檔案。這是黨史研究非常重要的第一手資料。黨、政府、軍隊和群眾團體為了上傳下達、相互交往或記載事務的需要，形成了大量公文材料。文件、檔案是黨的活動的珍貴記錄，是研究歷史的可靠依據。二是文集、文稿。黨和國家領導人、重要黨史人物的文集、文稿是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的重要體現，對於研究黨的歷史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和史料價值。三是報紙雜志。黨的歷史上發行的各級各類報紙雜志種類繁多、數量龐大，留下了大量黨和國家各類活動的記載，是僅次於檔案的可利用的資料。四是文獻資料匯編。其中最多的是綜合性文獻資料匯編，包括有關部門編輯的《建黨以來重要文獻匯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等。除了綜合資料外，還有許多專題資料。這些專題資料，有的是當時匯編的，如延安時期的《整風文獻》等﹔有的是改革開放以來編輯的，如《建國以來農業合作化史料匯編》等。此外，大量的地方黨史資料匯編、史志、年鑒等記載某一地區情況的資料，也是黨史資料的重要組成部分。利用好這種地方的典型材料，有助於在黨史研究中增加歷史細節，可以在更好地說明“黨是怎麼說的”的同時，更好地說明“黨是怎樣做的”﹔可以在說明黨中央決策部署的同時，說明地方黨組織是怎樣帶領干部群眾創造性地貫徹落實的。

第三類是黨史口述史料。口述史料又稱口傳史料、口碑史料。對黨史人物或黨史事件進行研究，由於時空距離和生活情境的不同，要完全反映歷史原貌、再現歷史場景是十分困難的。而且，黨在早期的一些活動，並沒有留下多少文字史料和實物史料。在這種情況下，對重要歷史事件親歷者、見証人進行訪問，征集口述史料，就成為了解歷史本來面貌的一條重要途徑。即使有文字記錄，口述史料也能夠補充一些鮮為人知的歷史事實，往往可以與文獻史料和實物史料相互印証、相互補充，以彌補文獻資料和實物史料的不足，使歷史著述更加生動、更加具體、更具說服力。口述歷史還有一個很大的作用，就是可以幫助黨史研究者走出學術“象牙塔”，走向社會，走入群眾，發揮應用史學的功能。當然，口述史料也有它的局限，這是因為，口述史料縱使經過小心查証，仍可能由於受訪者的記憶錯誤或主觀選擇而與歷史事實有所出入。其實，口述史料價值的大小，既取決於受訪者是否對歷史有正確的認知，也取決於訪問者的能力和功力。在研究實踐中，口述史料搜集得越多，經過比較，其可信度也就會越高，其客觀性也就越能夠體現出來。

在上述三大類史料之外，隨著現代科技發展及在社會生活中的應用，黨史資料已涌現出越來越多的聲音和影像史料。這種史料蘊涵著豐富的歷史信息，能夠直觀、生動而真實地反映歷史面貌，應當引起黨史資料征集工作者和黨史研究者的高度重視。

以上分別分析了幾種黨史資料，但這種分類和區別是相對的，各種史料之間在來源、屬性、價值等方面具有相互交叉的性質，在收集和整理黨史資料過程中，對此必須心中有數。

三、如何做好黨史研究的資料准備工作

黨史資料准備，是一項細致而繁雜的工作，包括征集、整理、運用等環節。每個環節都不可或缺，都能影響黨史資料的質量和水平。做好黨史資料准備工作，必須一絲不苟地抓好征集、整理、運用等各個環節。

（一）堅持廣征博搜，做好黨史資料征集工作

黨史資料准備，征集是前提。無論是單位或者個人，在征集黨史資料時，都要堅持客觀原則，從歷史事實出發，摒棄主觀好惡，注意保持黨史資料的原貌﹔要堅持全面原則，既要根據已有的線索征集資料，又要發掘新的領域征集資料，既要注意史料種類的全面性，又要注意史料形成過程的完整性﹔要堅持保密原則，如果涉及黨的秘密資料，必須嚴格遵守保密法規和制度，分門別類做好保管工作。征集黨史資料是黨史工作中一項隨著歷史發展而不斷延伸的長期任務，必須統籌兼顧，有先有后，有所為而有所不為，努力形成各方面共同關心、共同征集資料的局面。

堅持廣泛征集與重點征集相結合。征集黨史資料是一項基礎性工作，任務繁重，工作量大。隻有堅持廣泛發動、全面征集，才能佔有完整、豐富的黨史資料，為黨史研究和黨史工作打下堅實基礎。隻有堅持重點征集、有所側重，才能把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財力用在征集黨史研究、資政育人急需的重要資料上，為突破重點、難點、疑點問題研究創造條件。隻有堅持廣泛征集與重點征集相結合，才能處理好當前和長遠、全面與重點的關系，實現黨史資料征集工作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

堅持以專題研究帶動黨史資料征集。這是開展黨史資料征集工作的有效途徑，有利於抓住黨史資料的薄弱點和重點，確保資料征集工作目標明確、有的放矢、富有效率。堅持從專題研究著手征集黨史資料，必須確定好選題，有針對性地、系統地收集相關資料，不斷推動黨史資料征集工作由點到面、由淺入深、由分散到集中地有序展開。

堅持依靠社會各方面力量征集黨史資料。黨史資料征集工作是全黨的工作，也是全社會的工作。黨史資料征集涉及面廣，單靠黨史部門是難以完成這一繁重的工作任務的。隻有調動社會各方面力量，才能形成合力，實現黨史資源的優勢互補。要以開闊的胸懷、開放的姿態，採取走出去、請進來的辦法，充分發揮黨史學術團體的作用，加強與檔案、文獻、黨校、行政學院、社科院、高等學校、文博等系統從事黨史工作的人員的聯系協作，充分發揮離退休老同志的作用，同時加強與有關部門、社會力量的聯系，建立寬廣的黨史資料征集渠道。

（二）堅持嚴謹細致，做好黨史資料整理工作

無論是單位或者個人，征集到一定的黨史資料后，都要對其進行整理。整理一般分為兩步。第一步，將各種各樣的、零散的、雜亂無章的黨史資料有序化，即按照一定的類別和順序排列起來。第二步，對黨史資料的具體內容進行整理，包括進行校勘、考訂，使黨史資料從原始狀態進入到規范、標准狀態。當然，在實際工作中，這兩步是結合進行的，不能截然分開。

對史料的整理和辨析工作，或者說考訂工作，是歷史學的一種重要技藝。史料考証，不僅包括糾正錯誤，而且要搞清楚是什麼人創造了這件史料、為什麼創造了這件史料以及如何創造這件史料。隻有這樣，才能真正弄清楚這件史料的意義和價值。其中，辨別真偽尤為重要。郭沫若說過：“無論作任何研究，材料的鑒別是最必要的基礎階段。材料不足，固然大成問題﹔而材料的真偽或時代如未規定清楚，那比缺乏材料還更加危險。因為材料缺乏，頂多得不出結論而已﹔而材料不正確，便會得出錯誤結論。這樣的結論，比沒有更要有害。”法國歷史學家布洛赫說：“輕視考証使人民闡釋歷史的嘗試從一開始就有極大的缺陷。它不僅使人們忘卻求實這一史學基本職能，而且使歷史學難以不斷更新，無法取得驚人的發現。”可見，包括鑒別真偽在內的史料考証工作，是歷史研究不可缺少的基礎環節。

黨史資料考証工作，一般分為“外考証”和“內考証”。

外考証，可分為兩種。一種是辨偽。黨史資料來源多樣，真偽夾雜。有的內容失真，有的名稱失真，有的作者失真，有的時間失真，必須對其真偽進行認真辨別。這就需要借鑒古代史家長期以來積累的經驗和方法。梁啟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中就曾提出過鑒別偽書的12條“公例”，至今仍有一定的參考價值。辨別真偽是為了去偽存真，弄清史料的可靠性。但經考証為“偽材料”的黨史材料，也並非毫無價值。歷史學家陳寅恪對此有獨到見解：“蓋偽材料亦有時與真材料同一可靠。如某種偽材料，若徑以為某所依托之時代及作者，即據以說明此時代及作者之思想，則變為一真材料矣。”黨史資料不要一旦被確定為偽材料，就簡單地棄之不用，應客觀地衡量其價值，充分利用其可取之處。另一種是校勘。所謂校勘，又稱校讎，是校對勘誤的意思，指用不同版本和有關文獻資料對某一資料進行校對勘誤，目的在於校訂資料中存在的字詞、語句上的錯誤。黨史資料在流傳過程中，不免出現錯誤。尤其是民主革命時期，根據地印刷條件都很落后，形成和流傳下來的黨史資料中，不乏文字缺謬，語法不通，衍文增句，篇章錯位，甚至改易原文等現象，這些都影響了史料的真實可靠性。這就需要做好黨史資料的校勘。為做好校勘，歷史學家總結了很多方法。如陳垣提出了“校法四則”，即對校法、本校法、他校法和理校法。校勘黨史資料，需要綜合運用這些方法。

內考証即對黨史資料內容的真實性加以鑒別。流傳下來的黨史資料中，記載的史事與歷史真實之間經常存在著程度不同的背離關系，出現不真實的情況。鑒別史料內容的真偽，要求透過現象認識本質，進行一番內考証。黨史資料內考証的方法很多，其中，基本的有以下四種。一是求源法，即追尋歷史事實的來源。二是反証法，即舉出有力的反証來判斷是非。三是旁証法，即利用其他資料作為依據，對史事加以他証或補証。四是理証法，主要是正確運用邏輯推理，達到考証史事真偽的目的。在考據中，要堅持“孤証不立”的原則，一般來說，如果一個歷史論斷隻有一項証據支持而沒有旁証，則該項論斷一般不能成立。

黨史資料經過校勘、考証之后，就可以以一定的題目和體例將其匯編成書。這屬於資料性的、輯錄性的歷史編纂工作。編纂黨史資料要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注意服務現實和內外有別，抓好選題、編目、選材、標題、編排、注釋、按語等各個環節，把資料立准、立穩，為資料運用打下可靠基礎。

（三）堅持征用結合，做好黨史資料運用工作

黨史資料征集工作不能單純為征集而征集，不能征集后就束之高閣。完整的黨史資料准備工作，還包括保護、開發和利用黨史資料。就黨史部門而言，要抓緊改善保管、利用、展示條件，提高黨史資料工作電子化、網絡化水平，創辦特色鮮明的黨史資料信息服務平台。要按照國家有關法律法規和政策規定，既做好保密工作，又適應工作需要和社會需求加大開發開放力度。就黨史研究者而言，要及時將征集到的史料運用到研究工作中，充分發揮其學術價值和社會價值。史料一經運用，黨史研究和編撰工作實際上也就開始了。在運用史料進行黨史研究過程中，應注意堅持下列幾個基本原則。

第一，堅持論從史出。所謂論從史出，主要是強調概念、判斷、論說，以及對歷史的闡釋、評價，都應該從資料証據中總結、概括、抽象出來。黨史研究要堅持有一分材料說一分話。在確實沒有足夠資料來証明某事的情況下，根據邏輯推理也可能會有一個說法，但也不能輕易下結論。一些黨史研究者強調“問題意識”，這是一種好現象。但“問題意識”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人們的頭腦中自發產生的，而是從史料証據中提煉出來的。當然，人們在開始進行研究時，不可能完全排除某種概念，不可能完全沒有問題假設，但“先入”不可“為主”，需要用史料進行驗証。要堅決抵制按照某種事先設定的概念去裁剪、取舍史料的不良做法。

第二，堅持史料互証。黨史研究要堅持開放的史料觀，避免封閉的史料觀。要重視使用第一手資料，確保史料的可靠性、准確性。要學習運用歷史學家王國維提出的“地下材料”與文字材料互証的“二重証據法”的精神，努力擴大史料運用的范圍。要充分發揮黨史研究與現實聯系緊密，不僅有書証、物証而且有“人証”的特點，拓寬史料互証的渠道。

第三，堅持精選精用。各種黨史資料的價值有高低之分，其中最有助於反映歷史本來面貌、接近歷史真實的黨史資料，其價值也最高。進行黨史研究，並不是說羅列的史料越多越好，而是需要選取最能說明問題的史料。這就要求在運用史料過程中必須精挑細選，盡量運用典型史料。研究者要學會從浩如煙海的史料中去粗取精，找到最能反映歷史事實的內在聯系和本質的資料。如果不同類型的黨史資料對同一歷史事實的記錄出現矛盾時，一般來說，文字資料要服從實物資料，口述資料要服從文字資料，報刊資料要服從檔案資料，外部資料要服從內部資料。

四、怎樣切實提高黨史資料征集和准備工作的成效

黨史資料的征集和准備，是一項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工作。做好這項工作，既要有責任意識、服務意識，又要有科學意識、發展意識﹔既要注重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來推動，又要以健全的制度、高素質的隊伍來保障。

（一）以高度的使命感對待黨史資料征集和准備工作

無論從當前還是長遠看，黨史資料征集和准備工作都必須進一步抓緊抓好。現在，黨史資料征集和准備工作還受到一些條件的制約，遇到了許多問題。比如，黨史資料征集與黨史研究相脫節，黨史研究部門與檔案保管部門協調配合不夠，黨史資料征集工作缺少足夠的經費支持，等等。出現這些問題的根本原因，在於對黨史資料征集和准備工作的重要性、緊迫性的認識還不夠充分，沒能使黨史資料征集和准備工作在整個黨史工作的統一部署和規劃中佔有應有的地位，沒能有組織有計劃地把黨史資料征集和准備工作充分開展起來。要改變這種狀況，必須進一步提高對黨史資料征集和准備工作重要性、緊迫性的認識，為提高黨史資料征集和准備工作水平作出不懈努力。黨史部門既要多爭取黨委支持，多同有關部門協商溝通，又要在做好基礎工作的前提下爭取主動，找准切入點，圍繞黨委、政府關注的重大問題謀劃黨史研究的資料准備工作，把著力點放在以史鑒今、資政育人上，避免隻重管理、不重利用和鑽故紙堆、不求實效的傾向。

（二）以戰略的眼光謀劃黨史資料征集和准備工作

黨史資料征集和准備工作應當有總體規劃和長遠考慮，相關部門既分工又協作，有組織有計劃地開展這項工作。要堅持從實際出發，在廣泛征集基礎上，根據黨史研究和黨史宣傳教育的需要，集中人力、物力、財力，有重點地開展資料征集和准備工作。要通盤謀劃黨史資料的搶救與及時存史工作。概括地講，要圍繞民主革命時期專題研究的深入，重點加強填補空白和搶救性質的黨史資料的征集和准備﹔圍繞深化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黨史研究的任務，集中開展這一時期黨史資料的征集和准備﹔圍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史的研究和《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三卷的編寫工作，抓緊開展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黨史資料的征集和准備。要即時跟進歷史，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進程中豐富生動的實踐資料收集、整理好，通過編輯《改革開放實錄》等方式留存下來，通過編寫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史初步運用起來，為后人的進一步研究提供重要線索、打下堅實基礎。要有使命意識和歷史眼光，千萬不能讓今天的黨史資料白白流失而成為明天搶救的對象。要抓住紀念活動的契機，加大對黨史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的文獻資料、口述史料、回憶錄的征集力度。要繼續征集領導干部及社會人士個人留存的黨史資料。要關注國（境）外有關中共黨史資料的解密、出版動態，以多種方式搜集、採購具有重要史料價值的專題資料，做好外文黨史資料的搜集、翻譯和出版工作。要重視編輯出版系列黨史文獻資料叢書，為黨史研究和黨史宣傳教育提供基本資料。

（三）以健全的體制機制推動黨史資料征集和准備工作

為推動黨史資料征集和准備工作持續發展，亟需建立健全工作機制，提高管理水平。要建立健全協作機制，加強上下溝通、橫向協調、優勢互補，形成團結協作的工作合力。黨史部門要切實履行黨史資料征集工作職責，承擔整合、協調黨史資源的責任，努力成為黨史資料征集、編纂和交流的中心。要建立健全激勵機制。按照自願原則，以無償捐贈為主，也可以採取復制、收購、代為保管等多種靈活方式征集黨史資料。要建立健全管理利用機制。按照國家有關法律法規和政策規定，加大開放力度，更好地利用黨史資料。積極推動黨史資料館、陳列館建設，使之成為集征集、保管、展示、利用為一體的綜合性黨史場館。

（四）以高素質的隊伍保障黨史資料征集和准備工作

黨史資料征集和准備工作開展的好壞，與從事這項工作的人員素質密切相關。黨史資料征集和准備是一項清苦的工作，要通過表彰先進、樹立典型，激勵黨史工作者繼承和發揚愛崗敬業、淡泊名利、無私奉獻的優良傳統和作風﹔要把工作實踐作為人才培養的主渠道，努力培養一批善於征集、善於管理、善於運用、善於協調的優秀人才。要鼓勵研究人員多做資料工作，打下堅實的史料功底﹔要鼓勵資料人員投身研究實踐，疏通資料利用渠道。要有意識地大力培養政治立場堅定而理論素養深厚，緊跟學術前沿而史實基礎牢固的高素質黨史研究人才。（本文作者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主任）

原載：：中共黨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