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穎超:團結黨外人士的楷模
中外同欽風節亮,古今難比懿德昭。高山仰止如慈母,景范長存日月遙。這是澳門愛國人士、原全國政協副主席馬萬祺在鄧穎超逝世后寫下的《悼鄧大姐》的詩句,既是緬懷之情,更是對鄧穎超高風亮節的真實寫照。鄧穎超早年是我黨婦女工作的杰出領導人,同時也輔助周恩來做了大量的統戰工作,到晚年,她又是主管全國政協工作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她作風平和,工作細致,贏得了廣大黨外人士的高度贊譽。
充分營造協商民主的和諧氣氛
出於對周恩來的愛戴和敬仰,更是出於對鄧穎超的敬重和信任,在1983年的全國政協換屆會上,2000多名政協委員以全票贊成鄧穎超出任六屆全國政協主席。盡管年事已高,多病纏身,但鄧穎超在其位、盡其責,以滿腔的熱情,對鞏固和發展新時期的愛國統一戰線傾注了大量心血。
在六屆政協主席任上,鄧穎超十分關注國家的社會主義民主建設。1984年6月, 她到天津視察工作,分別會見了全國政協在津委員和天津市政協委員。人一到齊,她就開門見山地說:“今天開會,我說說你們說說,你們說說我再說說,我不做獨角演員,大家都提意見。我到這裡來,就是來集思廣益的,把大家的意見反映到黨中央,反映到全國政協。”鄧穎超手中沒有事先寫好的講話稿,也沒有長篇大論照本宣科,她詳細地詢問了委員的生活工作情況,詢問他們有什麼困難。大家暢所欲言,爭著發言。鄧穎超認真聽取了大家對政協工作的意見、建議和要求,然后要求天津市委和市政協的同志一定要及時解決能夠解決的困難和問題。她對大家說,大家對一些問題很著急,這是可以理解的。有些事可以馬上辦,馬上解決,有些事還需要創造條件加以解決。我們面臨著一些什麼困難,現在我們是怎麼樣實事求是去辦的,希望大家實事求是地向人民群眾講,人民群眾是會諒解的。
鄧穎超還多次在全國政協的辦公會議上指出, 民主是人民的基本權利。在人民政協,要進一步解放思想,發揚民主,要廣開言路,讓人說話,不能搞一言堂,隻有這樣才能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她鼓勵大家要多提意見建議,要讓別人說話,天不會塌下來。有一次,她在政協工作人員大會上對機關的一件事情作了批評,后來經過有關同志說明情況,在另一次會議上她立即作了更正。還有一次,鄧穎超在政協小組會上即席發言,有一位委員在隨后的發言中稱對鄧穎超主席的“指示”表示感謝,鄧穎超馬上說:“不是指示,不是指示,咱們是平等的,同志式的協商和交換意見,在我們這個圈中,要把‘指示’這兩個字去掉。”
鄧穎超與黨外人士交往一直是和風細雨式的。 就任政協主席后,她邀請黨外政協副秘書長到她在中南海西花廳的家中“串門”敘談。在交談中,她詳細介紹了人民政協的作用和重要意義,並一再叮囑,人民政協是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組織,是實現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這一基本政治制度的重要組織形式,是各黨派、各團體、各界代表參政議政的重要場所。她希望黨外人士立足本黨派的實際,根據中共和各民主黨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方針,對國家的大政方針和群眾生活的重要問題進行政治協商,並通過建議和意見發揮民主監督的作用。
為了充分發揚民主,創造讓大家說話的條件,鄧穎超採取了幾項有力措施:一是加大委員的知情權,對委員關心的問題,邀請中央相關部門負責人作專題報告介紹情況,或向委員發送有關資料﹔二是進一步加強每年一次的組織委員有針對性的視察活動﹔三是進一步發揮專門委員會的作用,進行專題調研﹔四是對委員提案不限時間和人數,委員隨時都可以就有關問題提出意見建議﹔五是重視委員的小組會發言,將其中有關批評建議認真整理后分送有關部門處理﹔六是恢復委員的全委會議的大會發言,而且盡量安排更多場次來進行。
每次在政協全委會議上,鄧穎超都要參加小組會議,聽取委員的意見和批評,有時,她還要與委員個別交談,將聽取到的意見交秘書處,並責成及時處理反饋。
在鄧穎超的關懷和鼓勵下,委員們心情舒暢,紛紛建言獻策。在六屆政協期間,國家一些重大經濟建議政策性問題如建設長江三峽工程,關於黨風和社會風氣等以及知識分子、教育、科技政策性問題等等的批評和建議,在大會發言中都得到了比較充分的反映,並得到落實和解決。
1988年初,新一屆政協換屆之際,在鄧穎超的意見啟示下,全國政協辦公廳起草了《關於政治協商民主監督的暫行規定》,並修定了相應的制度,為下屆政協這方面的工作作了一個很好的鋪墊。
同心開創對台工作新局面
1979年元旦,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了《告台灣同胞書》,這年底,鄧穎超出任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組長。1980年元旦,鄧穎超在全國政協新年茶話會上講話時說:“《告台灣同胞書》所明確宣告的大政方針......不是權宜之計,更非所謂的‘統戰攻勢’,完全是以中華民族的大義和整個國家的根本利益為出發點的”,鄧穎超希望台灣當局以國家利益為重,朝著祖國統一的偉大目標前進,並表示相信富有愛國傳統的台灣人民一定會為實現祖國的統一大業做出積極的貢獻。
1980年11月,浙江省台胞率先在內地創建了浙江省台灣同胞聯誼會。鄧穎超隨即提議中央也成立台聯組織,1981年,鄧穎超專門調當時在河北廊坊挂職地委副書記的時任全國婦聯副主席林麗韞返京,籌備中華全國台胞聯誼會。她對此項工作的進展情況非常重視,從大政方針到具體事務,都給予關心和指導,曾多次對林麗韞說,由於30多年的隔閡,台灣同胞對我們很不了解,全國台聯應努力同台胞溝通,增進海峽兩岸同胞的相互了解。她指出,中華全國台胞聯誼會要做好生活在祖國大陸的台胞的工作,首先要協助黨政有關部門落實好對台胞的政策,徹底平反冤假錯案,團結他們為祖國的四化建設做出貢獻。
1981年9月30日,時任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的葉劍英發表了對台工作的九條建議,即“葉九條”。這是鄧穎超領導的對台工作小組,在廣泛調查研究和征求意見的基礎之上,對海峽兩岸的經濟、貿易、文化、交通、民航、郵電等方面情況進行深入研究,經過反復修改,所擬定的台灣回歸祖國、實現和平統一的具體的方針政策。鄧穎超參加了中央書記處會議的討論,並詳細地研究定稿,報中共中央常委審批。“葉九條”發表后,引起海內外的震動,受到普遍的歡迎。
緊接著,廖承志致蔣經國的公開信在《人民日報》發表,又一次引起海內外的極大震動,觸動了民族的深情。這封公開信的撰寫和發表也是在鄧穎超領導之下進行的。1982年7月,蔣經國發表了一篇悼念父親的文章,字裡行間無不散發著濃濃的思鄉之情。鄧穎超看到后,立即召集對台小組開會研究,建議由副組長廖承志來給當年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同窗蔣經國先生寫公開信。她與廖承志一起推敲文句,文中引用張治中“寥寥海天,不歸待何”的話,還引用了魯迅的著名詩句,既動情感人又道理鏗鏘。正是在這一系列有情有義的對台工作步驟之下,海峽對岸的國民黨當局終於放棄了“三不”政策,開放了對祖國大陸的探親旅游,邁出了打破兩岸阻隔的第一步。
鄧穎超具有豐富的工作經驗和工作藝術。對於對台工作,她曾多次指出,統一祖國大業不可能一蹴而就,要立足於長期的埋頭苦干,要“細水長流”,“見縫插針”,對台工作的政治性、政策性、策略性、時間性很強,每件工作都要扎扎實實地去做。
1984年,鄧小平提出了“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設想,鄧穎超在全國政協六屆一次會議上強調指出,“贊成統一就是愛國。在統一的大前提下,一切問題都好商量,總會求得合情合理的解決”。
鄧穎超平時工作繁忙,但隻要台灣同胞訪問團到訪,她都要會見。1983年至1984年,她先后接見了旅美台胞醫生團、“台灣之將來”研討會的海內外學者、菲律賓台胞團、“亞洲文化研究會”代表團、旅美台胞工商考察團、第一屆海內外青年台胞夏令營全體營員等。在會見時,鄧穎超總是認真聽取台胞對統一祖國的意見建議,針對台胞提出的問題闡述我對台方針政策,同時也以親身經歷,講述國共兩黨合作歷史。她還擠出時間接見了台胞中的文化名人如楊基振夫婦、陳鼓應教授、晏陽初博士、胡秋原先生等,向他們宣傳中共和平統一祖國的方針政策。
鄧穎超還善於團結各民主黨派成員,發揮他們的積極性一起來做祖國統一的工作。1979年底,朱學范當選為民革中央副主席,鄧穎超囑咐他要為祖國統一大業多出力,朱學范按照鄧穎超的囑咐,於1981年2 月發起並主持召開了對台通郵座談會,並向中共對台工作小組遞交了《關於成立對台通郵研究小組的請示報告》,還遞交了具體的工作建議,得到了鄧穎超的嘉許。朱學范在1988年底當選為民革中央主席,鄧穎超專門寫來賀信,信中說:“關於祖國統一實行一國兩制,你和貴黨的同志們一定能取得新的發展和新的成績。”
1990年11月,是張治中將軍百年誕辰,張治中將軍的長子張一真等自台灣來到闊別42年的祖國大陸。鄧穎超知道后,立即邀請張治中的女兒張素我和張一真等到她家做客,贊揚張治中將軍為促成國共兩黨合作和祖國的和平統一所做的工作,她鼓勵張一真說,你現在回來了,也可以為兩岸的和平統一多做些事情。
與黨外人士肝膽相照
鄧穎超身上還具體體現著中共領導干部與黨外人士相處的精神境界:危難不棄肝膽情。
1957年反右風暴驟起,鄧穎超約時任北京政法學院教授兼副教務長、國務院專家局副局長的雷潔瓊到中南海共進午餐,雷潔瓊與鄧穎超已是多年不見。那天,周恩來、鄧穎超在客廳等著雷潔瓊的到來。一見面,鄧穎超就親切地握住雷潔瓊的手問寒問暖,向她了解幾位老知識分子和黨外民主人士的情況,說:“我們黨與非黨朋友就像紅花與綠葉一樣,隻有紅花沒綠葉,花也不好看的,更重要的是花也長不好啊。”她的這番寓意深長的比喻,使雷潔瓊進一步明確了愛國統一戰線的重要性。
冰心與鄧穎超是有著幾十年交情的老朋友。1958年4 月,冰心的愛人吳文藻被劃為右派,在全家感到冤憤無告之時,周恩來和鄧穎超派車接他倆進中南海做客。冰心一見到鄧穎超,一腔悲曲傾瀉而出。鄧穎超握著她的手,仔細地聽她訴說,目光中充滿了同情和理解。這次鄧穎超盡管沒有能具體解答冰心的問題,但她的關懷使冰心感到了安慰和信心。烏雲驅散之后的新時期,鄧穎超與冰心常常相約於賞花季節,一同觀賞滿園春色,鄧穎超還總是採上一大把西花廳院中的白芍藥送給冰心。有一年,冰心因事沒能去賞花,鄧穎超惦記著冰心,就專門帶了花前往探望,由兩位工作人員攜扶著上了冰心住的二樓,與冰心老人傾心交談,使冰心感到無比溫暖。
羅叔章解放前參加過宋美齡領導的婦女指導委員會,並在工作中與我黨保持秘密聯系,積極發揮我黨的統一戰線作用。解放后,她以黨外人士的身份出任中央人民政府辦公廳副主任。“文化大革命”期間,正當造反派揪斗她並逼著她寫假揭發材料之時,鄧穎超在私下裡對她說:“對於外調材料的原則應該是,一不損害組織,二不傷害別人,三要注意保護自己。”
十年浩劫之中,周恩來、鄧穎超夫婦對與我黨真誠合作的原國民黨人員的后代也給予了極為重要的政治保護。1978年底,撥亂反正之時,楊虎城將軍的兒子楊拯民和在京的一部分相關人員在北京飯店團聚紀念,大家邀請鄧穎超參加。鄧穎超還分別請有關人員到家中交談、合影。1991年12月,在召開西安事變55周年紀念會時,鄧穎超病重住院,但她還是派人代她作了書面發言,表達了對張、楊兩將軍的崇高敬意和對其家屬的關愛。
萬福麟曾是張學良的部下,原為東北軍高級將領。1984年7月1日,鄧穎超視察天津時,專門約見了在天津的萬福麟之子、全國政協委員萬國權及其夫人劉宗華。見面時,鄧穎超招呼萬國權坐在她的身邊,風趣地說:“萬國權,你的權力不小呀,萬國的大權啊!”她接著熱情地說,“共產黨歷來對各界愛國人士,對為中國人民的事業做過貢獻的人是不會忘記的。您是黨的朋友,在黨的生日這天特地請你來談談。”這次見面時,鄧穎超還詳細詢問了萬國權的家庭、子女、生活、住房等情況,對他們生活狀況表達關注之情,讓萬國權十分感動。
鄧穎超經常對工作人員說,要廣交新朋友,但不能忘記老朋友,不能人一走茶就涼。為此,每逢在京的政協委員活動日,她都特意一並邀請上屆委員和民主黨派機關的同志參加。對政協的黨外副主席葉聖陶、胡子昂、錢昌照,鄧穎超更是囑咐工作人員要保持經常性的聯系,對黨外老同志提出的意見建議,能辦的一定要辦,不能辦的要親自上門進行詳細的匯報解釋,征得黨外老同志的諒解和同意。
廣泛團結原工商業者
1955年,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達到了高潮,工商業者家屬對此存在一些疑慮心理,為此,全國婦聯決定召開一次工商業者家屬代表會議,並由鄧穎超領導會議准備工作。鄧穎超與中央統戰部商量后,向中央打報告,建議此次會議與民建、工商聯共同召開。在最初擬訂的會議籌備委員會名單中,這些單位的黨組成員和相關人選共有25人,鄧穎超看后,認為名單的統一戰線性質還要加強,方方面面都要考慮周全。她說,民建、工商聯的主委、副主委如黃炎培、李燭塵等都要吸收為籌備委員會委員,也要更多地吸收女工商業者和工商業者家屬中的知名人士進籌備會,籌備事宜要與他們充分磋商。這樣,籌備委員會擴大為75人,團結面大大加寬了。
這次大會的主報告也由鄧穎超來作,鄧穎超對秘書班子說,你們不能關門起草,要走出去,請進來,要了解更多的情況,有的放矢。為此,報告起草班子到上海、天津、北京進行調研,請了114位同志參加座談。1956年3月,全國工商業者家屬和女工商業者代表大會在北京隆重召開。這次會議,對於團結工商業者,穩定人心,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惡劣環境中,鄧穎超也沒有停止對工商業人士的關懷和團結。“文化大革命”開始后,榮毅仁已經被打倒靠邊站了,但因為他是孫中山百年誕辰籌備委員會委員,便按原定安排參加孫中山先生一百周年誕辰紀念大會。當他步入會場時,一些熟人表情尷尬,不敢與他打招呼,這時,遠處的鄧穎超看到了榮毅仁落寞寡歡的樣子,悄悄地讓人找榮毅仁過來,她關切地對榮毅仁說:“恩來要我找到你,帶給你幾句話,要沉得住氣,要頂得住,要經受得住考驗,我們相信你會這樣的。”榮毅仁看著鄧穎超堅毅的目光,心裡無比感動,趕緊點點頭。從此以后,榮毅仁心中明亮了許多。
1984年6月下旬,鄧穎超到天津視察政協工作期間,專門抽出時間,主動提出在原定的日程之外增加一項活動,去探望原全國政協副主席、天津市工商界代表人士周叔弢先生的遺孀左道腴。在周老病重期間,鄧穎超兩次派人來看望,周老病逝后,她因為工作走不開,也派了人來吊唁。鄧穎超一見到左道腴,就對自己在周老去世后沒有能及時登門看望表示歉意,對周老生前的愛國主義精神給予高度評價。她還拉著左道腴的手,關心地詢問她的身體狀況,當得知左道腴有心臟病后,便開導她要樂觀,並以自己為例說:“我就有高血糖,醫生說治這種病有三種辦法:一是打針吃藥,二是餓肚子,三是運動。我採取了第三種辦法,每天飯前走1000步,飯后走200步,天天堅持,果然血糖就降下來了。”鄧穎超還關心地囑咐左道腴,有困難就找市政協主席和副主席。看著鄧穎超慈祥的面容,左道腴流下了感動的熱淚。
鄧穎超在國內外享有崇高的威望,斯人已逝,德昭后人,她是我黨統一戰線工作的堅定執行者,是團結黨外人士的楷模。
原載:黨史縱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