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性的抗日救亡運動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舊址
日本對東北三省的大規模侵略強烈地震動了中國社會。各階層愛國人士看到大片國土迅速淪喪，政府屈辱退讓，無不痛心疾首，義憤填膺。一個群眾性的抗日救亡運動很快在全國許多城市和村鎮興起。工農商學兵各界民眾團體和知名人士，紛紛發表通電，抗議日本的侵略暴行，要求國民黨政府抗日。中共中央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也多次發表宣言、作出決議，號召工農紅軍和被壓迫民眾以民族革命戰爭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許多大中城市舉行各界抗日救國大會，游行請願，參加階層之廣，規模之大，為幾年來所未見。上海、北平舉行的各界抗日救國群眾大會，參加人數達十幾萬。1931年9月21日和24日，上海3.5萬名碼頭工人先后舉行反日大罷工，拒絕為日本船隻裝卸貨物。南京、天津、北平、漢口、青島、太原、蕪湖、長沙、重慶、桂林、汕頭等城市的工人和其他勞動群眾， 也都以集會請願、募集捐款、禁售日貨等形式，掀起抗日愛國運動的熱潮。許多城市的工商業者也舉行抗日集會，同群眾一道開展抵制日貨的活動，給予日本經濟侵略以相當嚴重的打擊。
青年學生更是勇敢地走在愛國運動的前頭。許多城市的大、中學生舉行集會游行，發表通電，開展抗日宣傳，建立抗日團體，要求國民黨政府停止內戰，一致對外，武裝民眾，出兵抗日。隨著東北事態的日趨嚴重，學生運動的浪潮也愈益高漲。從9月末開始，許多地方的學生由分別向當地政府請願，發展到派代表或自行結隊匯集到南京向國民黨中央請願。憤怒的學生毆打了南京政府外交部部長王正廷，迫使蔣介石幾次出面接見學生，答復質問。11 月，蔣介石表示“個人決心北上”以欺騙輿論，學生乘機發起“送蔣北上抗日”運動，一時間到南京敦促政府出兵的學生達2萬多人。11月末，國民黨政府向國聯提議將錦州劃為“中立區”交由國際共管，企圖以承認日本佔領東北來謀求對日妥協。學生聞訊后更加憤怒，立即改請願團為示威團，又一次掀起前往南京示威的高潮。12月17日，匯集南京的各地學生3萬多人舉行聯合大示威，但遭到大批國民黨軍警的壓制和阻攔。
從1931年10月開始，在東北相繼興起為數眾多的抗日義勇軍。其中較著名的領導人有黑龍江省的馬佔山、蘇炳文，吉林省的李杜、丁超(后於1933年1月投降日軍)、王德林、馮佔海，遼寧省的黃顯聲、唐聚五、鄧鐵梅等。他們多數是屬於東北三省的軍、警界人士。他們領導的斗爭給日軍以相當大的打擊。11月，馬佔山統率黑龍江駐軍所進行的嫩江橋抗 戰，是一次較大規模的抵抗，對東北抗日斗爭一度發生重要的影響。義勇軍的斗爭揭開了東北抗日游擊戰爭的序幕。但這些義勇軍由於沒有統一的組織和指揮，領導人物成分復雜，意見分歧，隻奮戰了一年有余。
聲勢浩大的群眾性抗日救亡運動高潮，沖擊著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引起國民黨內各派系之間矛盾的激化。還在1931年5月，汪精衛、孫科、陳濟棠、李宗仁等反蔣派就在廣州另外成立一個“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同南京的國民黨中央和政府分庭抗禮。 此時他們更利用全國高昂的民氣，發動對蔣介石集團的猛烈攻擊，一時形成頗為濃厚的倒蔣氣氛。幾個地方軍閥也各據一方，擁兵自重。國民黨反動統治陷人嚴重的危機之中。12月15日，蔣介石被迫辭去國民政府主席及行政院院長職務，並將屬於粵系的第十九路軍從江西調出，衛戍京滬。這樣，寧粵雙方取得暫時和解，組成以孫科為首的所謂統一的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但是，蔣介石的“下野”，不過是一種以退為進的策略。他表面上不問政事，實際上仍操縱著南京政府的軍事、 政治和經濟大權。1932年1月中旬，汪精衛同蔣介石在杭州談判，達成權力分配的協議，蔣介石任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汪精衛任行政院院長。蔣、汪 再度實現合作。汪精衛對蔣介石的對日不抵抗政策表示全力支持。這成了他們合作的基礎。
日本侵佔東北三省以后，又很快在上海發動侵略戰爭，以轉移國際上對中國東北問題的關注，迫使國民黨當局承認其佔領東北的既成事實，並把上海變成它侵略中國內地的新基地。同在東北一樣，日軍事先制造一系列事件作為借口，接著於1932年1月28日夜發動對上海閘北區的進攻(即一二八事變)。蔡廷鍇、蔣光鼐率領的第十九路軍進行了英勇抵抗。上海各界民眾紛紛組織義勇軍、敢死隊、救護隊協助作戰，護理傷員，捐獻慰勞金和慰勞品。全國各地民眾和海外華僑僅捐給第十九路軍的款項即達700余萬元。中國共產黨通過上海黨組織發動群眾，支援前線。中共江蘇省委領導下成立的上海民眾反日救國聯合會，在這一活動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在廣大人民群眾的有力支援下，第十九路軍和隨后參戰的第五軍(張治中任軍長)部分官兵，不顧武器裝備和兵員數量遠不如日軍等種種困難，發揚頑強戰斗、不怕犧牲的愛國精神，堅持抵抗一個多月，取得重大戰果。日本侵略軍被迫三易主帥，數度增兵，結果是損傷1萬余人卻無法實現速戰速決的迷夢。上海數十萬軍民同仇敵愾，齊心御侮，涌現出大量可歌可泣的愛國英雄事跡。
蔣介石、汪精衛聯合掌權的國民黨政府，對一二八事變提出所謂“一面抵 抗，一面交涉”的方針，實際上是要在略作抵抗之后仍然請求英、美等國出面調停，求得對日妥協。最后，中國軍隊在腹背受敵又無援軍的情況下，不得已於3月1 日奉命放棄前線陣地，撤出上海。經過英、美等國“調停”，中日雙方代表進行談判，於5月5日簽訂《淞滬停戰協定》。協定規定上海至蘇州、昆山一帶地區中國 軍隊不能駐扎，隻能由警察接管，而日本反而可以在許多地區駐扎軍隊。這個屈辱的停戰協定傳出后，遭到上海人民乃至全國人民的強烈反對。上海各團體抗日聯合會等群眾組織通電表示抗議，指責國民黨政府喪權辱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也在通電中反對這一協定。
這時，國民黨統治集團決定加強對內部的控制和對人民的壓迫。《淞滬停戰協定》簽訂不久，蔣介石就正式宣布“攘外必先安內”為國民黨處理對內對外關系的基本國策，立即部署對南方革命根據地紅軍的第四次”圍剿“，並將英勇抗日的第十九路軍調往江西參加“剿共”。對許多地方的群眾抗日活動，也採取措施進行壓制和取締。這樣，全國性的抗日愛國運動暫時遭受了挫折。
日本侵略中國的九一八事變和一二八事變，使中國國內出現了新的政治形勢。民族危機的尖銳化，使城市的抗日愛國運動沸騰起來。青年學生再次發揮了先鋒作用。在知識界的上層分子中，在民族資產階級和上層小資產階級中，許多人發出了要求國民黨當局在政治上“改弦更張”，抵抗日本，實行民主的呼聲。有的人甚至對國民黨進行了強烈的譴責。1931年12月，各界人士熊希齡、馬相伯、章炳麟、沈鈞儒、左舜生、黃炎培等60余人組成中華民國國難救濟會，連續發表宣言、通電，要求“立時解除黨禁，進行制憲”，“萬不宜復襲訓政之名，行專制之實”。一些本來支持或不反對國民黨政府的報刊也發生了變化。商辦的上海《申報》和《新聞報》甘冒風險，刊登學生的抗日宣言。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東方雜志》發表評論，指責國民黨當局斷送東北三省，“不知尚有何顏面以對人民？”上海的《社會與教育》周刊發表文章，提醒國民黨當局“不可再妄存依賴別國積極援我的虛想”，而應自己奮斗。天津的《大公報》也發表 主張抗日的評論。大公報社所辦的《國聞周報》發表的一篇文章，指責蔣介石、汪精衛、胡漢民等“誤國多矣”。北平的《世界日報》發表社論，反對對日本的侵略實行退讓，勸告蔣介石等人改變不抵抗政策，否則，“異日即起諸公之白骨而鞭之，亦何足贖罪於萬一”。
事實表明，在日本大舉入侵東北以后，中國的政治形勢已開始發生深刻變化。日本竭力用武力擴大在中國的獨佔范圍，正在成為中華民族的首要敵人。反對日本侵略的民族革命斗爭，正在成為中國各族人民的主要斗爭。中國一切不願做亡國奴的階級、階層都有可能參加到這一革命斗爭中來，民族革命的陣營將空前擴大。中國的民族斗爭和階級斗爭正在進入一個新的階 段，出現了自1927年大革命失敗以來不曾有過的革命發展的新形勢。如何科學地估計這一形勢，並制定正確的路線和政策，是擺在中國共產黨面前的重大任務。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上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