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根據地第四次反“圍剿”的勝利

1932年5月，蔣介石在准備對鄂豫皖、湘鄂西根據地發動“圍剿”時，已組成以何應欽為首的贛粵閩邊區“剿匪”總司令部，指揮江西、廣東、福建、湖南的國民黨軍隊牽制中央根據地紅軍的力量，為大舉進攻中央根據地做准備。

5月20日，臨時中央給蘇區中央局發出指示電，批評蘇區中央局不認識進攻策略的重要性，犯了“右傾與保守主義的錯誤”﹔批評蘇區黨的代表大會對過去中央根據地工作中的“錯誤”批判得不夠徹底，沒有明確地反對機會主義﹔批評周恩來到中央根據地后工作“不得力”。指示電認為全國力量的對比，“已經與三次戰爭時不同”，蘇區中央局和紅軍“應該採取積極的進攻策略，消滅敵人的武力，擴大蘇區奪取一二中心城市，來發展革命的一省數省的勝利”。這時，國民黨軍陳濟棠部以三個師的兵力從廣東北犯，贛南根據地受到嚴重威脅。6月5日，臨時中央發布軍事訓令，指示“一、五軍團主力應先與河西三軍團相呼應解決入贛粵敵”，然后再沿贛江北上，進佔贛州以及南昌等中心城市。6月中旬，周恩來在汀州主持召開蘇區中央局會議，討論貫徹臨時中央指示的問題，對中央根據地的工作進行檢討，並通過《蘇區中央局關於爭取和完成江西及其鄰近省區革命首先勝利的決議》。決議規定中央根據地的紅軍應採取更積極的進攻策略，迅速地向外發展。

6月下旬，紅一、紅五軍團和紅三軍團先后回到信豐西南和大庾東北地區，並恢復紅一方面軍番號。7月初，經過南雄、水口戰役，打擊了人贛粵軍的氣焰，基本穩定了中央根據地的南翼。8月上旬，紅一方面軍陸續北進到達興國及其附近地區。8月8日，毛澤東重任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同日，中革軍委下達攻佔樂安、宜黃戰役的軍事訓令。紅一方面軍在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的直接指揮下，於8月17日克樂安，20日再克宜黃，兩戰兩勝，取得殲敵約三個旅、俘敵5000余人的重大勝利。

樂安、宜黃戰役后，在如何應敵的問題上，蘇區中央局在前線與在后方的負責人發生了意見分歧。在后方的負責人一再催促紅一方面軍繼續向北出擊，威脅南昌，認為這樣才能減輕國民黨軍隊對鄂豫皖、湘鄂西、湘鄂贛根據地的壓力，給這些根據地以直接支援。在前線負責指揮作戰的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認為這個意見行不通。他們於9月23日、25日連續致電蘇區中央局，指出：“在目前敵情與方面軍現有力量條件下，攻城打增援部隊是無把握的，若因求戰心切，魯莽從事，結果反會費時無功，徒勞兵力，欲速反慢，而造成更不利局面。”他們提議盡快在前方召開蘇區中央局會議，討論中央指示和作戰方針。9月26日，紅一方面軍總司令朱德、總政治委員毛澤東發出在敵人尚未大舉進攻前部隊向北工作一時期的訓令，對反”圍剿“作了部署：軍事行動的重點是在南豐以西，宜黃、樂安以南的地區﹔紅軍的主要任務是消滅這些地區的敵軍的據點，建立和擴大這些地區的游擊隊，在宜黃、樂安、南豐之間以備戰姿態布置戰場。但蘇區中央局立即指責這個訓令“完全是離開了原則”，是“極危險的布置”，強令紅一方面軍停止執行。

為了解決紅軍行動方針的分歧，蘇區中央局於10月上旬在江西寧都小源舉行全體會議(即寧都會議)。會議要求紅軍以進攻戰略粉碎敵之大舉進攻，進而奪取中心城市，實現江西及鄰近省區的首先勝利。為此，會議討論了在根據地緊急動員群眾、擴大紅軍、開展白區工作等問題。會議對1932年的幾次戰役作了評價，認為攻打贛州是“絕對需要”的﹔雖然承認攻佔漳州取得了勝利，但又批評這樣做耽誤了北上攻打中心城市的時間。會議主要對毛澤東和他在紅軍中實行的戰略戰術進行了錯誤的批評和指責。毛澤東領導紅軍在歷次反“圍剿”中實行的“誘敵深入”的方針，被指責為“專去等待敵人進攻的右傾主要危險”﹔他在當年3月江口會議上提出的向贛東北方向發展的主張，被指責為對奪取中心城市方針的“消極怠工”﹔他對臨時中央和蘇區中央局急於進攻中心城市的錯誤戰略方針所提出的批評，被指責為“否認過去勝利成績”和“不尊重黨領導機關”。會議還把紅一方面軍9月26日的軍事訓令說成是“純粹防御路線”，是“以准備為中心的等待敵人進攻”的“右傾”方針。會議在毛澤東是否繼續留在前方指揮作戰問題上發生尖銳的意見分歧。周恩來主張讓毛澤東繼續留在前線，朱德、王稼祥也表示不同意解除毛澤東在紅軍中的領導職務。但這種意見未被會議接受。由於不能取得中央局的全權信任，毛澤東堅決不同意由他”負指揮戰爭全責“。會議通過周恩來的提議，毛澤東“仍留前方助理”，同時批准毛澤東“暫時請病假，必要時到前方”。會后不久，臨時中央先以要毛澤東主持臨時中央政府工作的名義把他調回后方，接著撤銷了他所擔任的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的職務，決定這一職務由周恩來兼任。

寧都會議后，紅一方面軍在總司令朱德、總政治委員周恩來的指揮下，從10月開始，發動建寧、黎川、泰寧戰役，開辟建黎泰根據地，為以后的反“圍剿”作戰創造了有利條件。隨后，又進行金溪、資溪戰役。在1933年1月8日南城黃獅渡戰斗中，紅五軍團副總指揮趙博生不幸犧牲。

1932年底，國民黨贛粵閩邊區“剿匪”總司令部調集30多個師的兵力，分左、中、右三路軍，開始對中央根據地和紅一方面軍發動第四次大規模軍事“圍剿”。蔣介石嫡系陳誠指揮的部隊約16萬人為中路軍，擔任主攻任務。這時，紅一方面軍共有三個軍團和四個軍，約7萬人。

1933年1月下旬，蘇區中央局按照寧都會議所確定的軍事方針，連電紅一方面軍總部，要求紅軍主動出擊，迅速攻佔南豐、南城。紅一方面軍領導人不同意這個意見，主張在撫河東岸連續求得運動戰解決敵人。2月4日，蘇區中央局再電前方，要求紅軍”猛攻南豐，雖大損失，亦所不惜“，並稱中央局的指令必須立即執行。這時國民黨軍隊作了新的部署，在撫河以東調動敵人已無可能，朱德、周恩來乃決定率領紅軍主力西渡撫河，進攻南豐城，但同時提出，如果強攻南豐不能奏效，就要轉攻宜黃、樂安，調動敵人於山地，在運動戰中加以殲滅。2月12日，紅軍攻南豐城，激戰一夜，傷亡400多人。當發覺敵軍主力馳援南豐時，周恩來、朱德於2月13日即把對南豐的強攻改為佯攻，留一部分兵力迷惑敵軍，主力秘密而迅速地轉移到敵前進的右翼宜黃南部，待機殲敵。2月26日，國民黨軍隊向黃陂推進，進入紅軍伏擊圈。紅軍出敵不意，集中優勢兵力予以各個擊破。經過2月28日和3月1日的兩次激戰，國民黨軍第五十二、第五十九師幾乎全部被殲，兩師師長李明、陳時驥被俘。接著，國民黨軍隊又調集兵力直扑廣昌，尋找紅軍主力決戰。3月21日，紅軍在草台崗又殲敵近一個師。黃陂、草台崗兩戰共殲敵三個師，俘敵1萬余人，繳槍1萬余支。這樣，就打破了國民黨軍隊對中央根據地的第四次“圍剿”。

第四次反“圍剿”的勝利，是周恩來、朱德等運用和發展以往反“圍剿”的成功經驗，從實際出發，沒有機械地執行蘇區中央局進攻南豐的命令的結果。在紅軍處於受敵夾擊的不利態勢時，他們適時定下決心，毅然採取退卻的步驟，由被動轉為主動，從而取得了第四次反“圍剿”的勝利，並且創造了紅軍戰爭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兵團伏擊殲敵的范例。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上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