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九一八事變到七七事變

九一八歷史博物館

九一八事變時，我17歲，正在上海讀書。1931年9月18日晚，日軍制造柳條湖事件，旋即以此為借口悍然攻佔沈陽。第二天，我們就從報紙上看到這個驚人的消息。

當時個國東北駐軍大部執行了蔣介石“不抵抗”的命令。即便如此，在日軍進攻沈陽的當天夜裡，仍有部分官兵和警察、公安部隊違令奮起抵抗。此后，日軍鐵蹄所到之處，反抗侵略的義師如潮，烽火四起。幾個月內，東北愛國軍民組織起30多萬抗日義勇軍和其他形式的武裝。張學良將軍受著“不抵抗”命令的壓力，也暗中從北平軍分會批撥槍彈、現款、物資援助義勇軍。中國人是不可侮的！

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蔣介石的不抵抗主義，激起全國人民洶涌澎湃的抗日怒潮。各地各界紛紛到南京向國民黨政府請願，要求出兵抗日。學生抗日運動的聲勢尤為浩大。規模最大的請願是1931年11月26日那一次，上海、北平等地請願學生約兩萬余人集中於南京向國民政府請願。這次請願，我也參加了。我們這些從各地來的學生代表在國民政府大門外的廣場上，我在前幾排上海復旦大學學生的隊伍中間，在淒風苦雨中站了一整夜，到第二天下午一點鐘，蔣介石才出來接見。在激憤的群眾面前，他敷衍地答應“三天之內出兵”。學生要求他寫下字據以便帶回去出示廣大同學，他借口“回去寫”就退走了。一會兒，送出一個“手諭”，以“對於諸生請願，自可接受”，“望轉告各同學，安心求學，擁護政府”等空言搪塞，隻字不提出兵抗日。學生知道上當，到12月17日，又有兩萬多人集中到南京，這次不再是請願，而是各地學生聯合大示威。國民政府竟派軍警開槍鎮壓，在南京珍珠港橋造成流血慘案。上海文生氏英文專科學校學生、共青團員楊桐恆當場犧牲，傷百余人。我亦是現場目擊者之一。

日本帝國主義在強佔我國東三省之后，為了轉移國際視線，掩護它炮制“滿洲國”，把我東北變成它獨佔殖民地的步驟，又在上海制造事端，於1932年1月28日晚，發動進攻，企圖佔領上海，這就是一二八事變。

當時駐在上海的十九路軍，在總指揮蔣光鼐和軍長蔡廷錯的率領下，奮起抵抗。第五軍軍長張治中在促使蔣介石認可后，也率部參加了作戰。在我國軍隊的英勇抗擊下，日軍屢戰屢挫，傷亡慘重，被迫三易統帥，並不斷增兵，使其侵略上海的兵力從數千人增加到六七萬人。而我軍人數不足四萬人，要求增援，竟被蔣介石拒絕。這樣，我軍經過一個多月的浴血抗戰，終因敵眾我寡，被迫於3月1日撤退。國民政府從戰爭一開始就驚惶失措，開戰兩天后遷都洛陽，並暗中與日本妥協，經過談判終於於5月5日同日本簽訂喪權辱國的停戰協定。

在淞滬抗戰期間，全國人民和海外僑胞熱烈支援。各地各界參戰的義勇軍就有五千多人。其中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民眾反日救國義勇軍有兩千多人，它的前方辦事處設在十九路軍前線指揮部的隔壁，在執行救護、運輸、募捐、宣傳、慰勞等任務中，同十九路軍配合得很密切。全國同胞和海外僑胞捐助現款、食品、日用品、藥物、器材等也非常踴躍，僅捐款一項，就達七百多萬元，而軍政部欠發十九路軍的軍餉競達六百多萬元，蔣光鼐將軍曾感慨地說：“淞滬之役，我軍得民眾莫大之幫助，近者簞食壺漿，遠者輸財捐助，慰勞獎勵，永不敢忘。”

淞滬抗戰失敗以后，群眾抗日運動繼續高漲。運動的中心內容是反對上海停戰協定和繼續援助東北義勇軍。5月，上海市各界成立民眾反對停戰協定援助東北義勇軍聯合會（簡稱“民聯”）。我這時是共青團復旦大學支部書記，被選為民聯青年部部長。6月，由上海市民聯等80多個抗日團體聯合成立全國和江蘇全省民眾援助東北義勇軍反對上海自由市代表大會籌備處，我又被選為籌備處的青年部部長。接著，籌備處又於同年的7月17日召開了民聯的江蘇省代表大會，但事機不密，當場被捕88人，我在其中。被捕后，經龍華淞滬警備司令部押解到國民政府軍政部軍法司轉南京警備司令部，按《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判決，蕭萬才、曹順標、邱文治等13個同志犧牲於雨花台，70個同志被判處無期和有期徒刑，除兩個女同志留在南京坐牢外，其余都被囚禁到蘇州軍人監獄。

我們身陷囹圄，心系祖國命運，被鎖在高牆囚室之內，仍不時伺機買通看守，高價秘密地斷斷續續地買進報紙。這使我們零星地得知：1933年初，日軍侵佔熱河和進犯長城各口，當地軍民奮起抵抗﹔同年11月，福建成立人民革命政府，宣布反蔣抗日，不久失敗﹔1935年，簽訂“何梅協定”，致使河北和察哈爾的主權大部喪失﹔日本帝國主義又策動漢奸搞起“華北五省自治運動”，使華北形勢危急達到極點﹔在這種形勢下，北平學生於12月9日爆發了—二·九運動﹔1936年，張學良、楊虎城將軍發動了西安事變。我們得到這些消息，片片斷斷而不連續，隱隱約約而不清楚。獄中生活，渾如隔世。然而，我們的心卻時刻系念著祖國的安危。

1937年8月，獄中仍是一片死寂，但監獄上空不斷有作戰飛機飛來飛去。我們開頭還不知道發生什麼事，后來向看守打聽，才知道發生了七七盧溝橋事變，八一三事變中國軍隊在上海也同日本侵略軍接火了。這時獄外帶進信來，暗示我們“大哥二哥多年不睦，近已握手言和”，我們猜想國共兩黨可能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了。

國共兩黨談判的條件之一，是國民黨釋放全國政治犯。當時我們黨的談判代表是周恩來、秦邦憲、葉劍英同志。在達成協議之后，他們到南京監獄裡看望過一些同志，這些同志當即釋放了。其他同志也很快釋放了。我們在蘇州的，要晚一些。此時關在蘇州軍人監獄的政治犯約400人，是按刑期長短分批釋放的。我的刑期較長，在8月30日第三批釋放。

上海—帶正在炮火紛飛，交通受阻，我和另一位出獄的同志克服種種困難，繞道嘉興。回到上海。我找到了半公開的八路軍辦事處，很快同江蘇省委取得聯系。當時黨的組織正在恢復中，省委決定我留在上海，同省委單線聯系，負責黨內文件和黨刊的發行工作。11月初，上海將淪陷，省委為做好准備，決定隻留下少部分同志隱蔽起來，把多數同志分散到上海以外去開展工作。

當時我的叔父溫崇信在昆山，后又到太倉當縣長，因支援八一三抗戰有功，被調往安微六安，任安徽省第三區專員兼保安司令。李宗仁先生出任安徽省政府主席時，省政府遷到六安。黨便利用這個關系，派我到叔父那裡參加抗敵后援會的工作。其后，我在六安參加創辦了抗戰訓練班，招收當地男女中學生一百多人，接受抗戰的政治和軍事訓練。當時，當地的黨組織還沒有恢復，我就和武漢八路軍辦事處董必武同志聯系，訓練班用的政治形勢、游擊戰爭、戰地服務、戰時救護等教材，也都是董必武同志寄給我的。當時年輕學員的那股抗戰熱情，兩黨合作和全民團結抗戰的那火熱的局面，今天想起來仍令人興奮。1938年2月，李宗仁先生去職，我的叔父也去職往重慶北碚復旦大學教書（他原是復旦大學教授），我則徑奔革命聖地延安，投身於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火熱的敵后抗戰中去。

（摘自：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資料》，中共黨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