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瑞金到延安的坎坷歷程

延  安

我從１９２５年五卅運動前，即開始進行秘密革命活動。1925年冬到1926年冬，黨決定派我到江西省南昌中共江西地方委員會工作。當時生活較苦，我患了肺結核。此后一直帶病工作，每年都要咳幾次血。1932年5月，我在江西省蘇維埃政府工作，肺病大發作，大吐血，經過幾天搶救，度過了生命的危險。從那時起，我治療了５年病。

１９３２年５月，我在江西興國縣治病。６月以后，由江西轉赴福建省汀州治病，周以栗先在那裡治病。同年９月，毛主席也來到我們療養的山上一所房子裡休養，他是被“左”傾機會主義者排斥被迫來休養的。

１９３３年春，我和周以栗先后回到江西瑞金縣治病。當時的“左”傾路線宗派主義的中央，發動了對毛主席的大進攻，反鄧、毛、謝、古的斗爭開始了。這是他們大反毛主席的前奏。接著也打擊我，隻因我肺病嚴重沒拿我去斗，但曾三番五次逼我先寫聲明書或口頭檢查，讓我交代和毛主席的關系，都被我拒絕。

離開蘇區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初，我和周以栗得知紅軍要出發遠征。大約是紅軍出發前兩天，我們到中央組織局羅邁那裡，要求黨中央允許我們跟軍隊遠征。羅邁隻簡單地回答：“你們不能跟軍隊走，要服從組織決定，你們就留在這裡治病，沒有什麼可以多說的。”當時，我知道我的妻子彭儒要隨軍隊走，我曾向羅邁提出要求，可否讓她留下照顧我治病。羅邁回答說：“一切聽黨的決定，不能再多說。”在此情況下，周以栗和我已知再無話可說，便仍回原療養地。紅軍主力出發后不久，蘇區中央分局（項英任書記，陳毅為司令員）通知周以栗和我由瑞金轉移到於都縣的一個鄉村。

１９３５年二三月間，蘇區中央分局通知周以栗和我，說是蘇區情況嚴重，你們必須離開蘇區，病員必須大疏散安置，並決定要我們化裝潛赴白區治病。當時，我們要求見項英，要求中央分局允許我們留在蘇區，項英不見我們。后來陳毅見了我們，他對我們表示同情和安慰，但仍勸我們鑒於當時的嚴重形勢，還應服從中央分局決定到白區去治病。陳毅說了當時敵人進攻的嚴重情勢，還說紅軍主力已到貴州，中央開了會，但困難還很大。他說服我們離開蘇區到白區，因為今后隻能是分散打游擊，我們不可能隨軍隊行動，留在蘇區難以找到休養的地方。他又說，中央分局經過考慮決定，要我們化裝到白區去治病，盡可能利用社會關系做掩護。經過他這些談話，我和周以栗已了解到，我們留在蘇區已不可能，隻好同意化裝到白區去治病。當時我們曾向陳毅提出要求，給我們介紹一個白區黨的組織關系。他說，白區的黨被敵人嚴重地破壞了，現在白區黨的組織沒有什麼關系可以介紹了。我們又向他提出我們到白區養病的時間。他說，你們准備兩年吧。兩年以后，形勢總會變的。最后，陳毅為我寫了兩個條子，說是你到了白區，在不得已時，可以去找一找金滿城，是個文學家。

中央分局派一個排的部隊，護送我們到白區去。途中，我們遭遇了敵人突襲，周以栗犧牲了。我脫險后，返回原出發地療養。大約是４月間，在當時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錯誤領導下，蘇區斗爭形勢更為嚴重，留在那裡的紅軍決定向外突圍。中央分局決定我隨紅軍獨立三團行動，並由他們掩護我到白區治病。這個團的團長是徐洪，政委是張凱。獨立三團是在一個晚上突圍的。走了一些時候，要渡過一條河。原計劃分兩路渡河，團長帶兩個營走，政委帶一個營走，我跟張凱帶的這個營行動。這個營到了河邊，一部分剛渡到了河中，就發現有敵人阻擊，渡河未成又退了回來。敵人不斷圍堵追擊，張凱所帶的部隊最后隻剩下幾十人，沖不出去。彭儒被俘（當時也有說她被打死了的）。

在此情況下，張凱認為我再不能跟部隊行動了，要我離開部隊，爭取通過當地群眾幫助，潛赴白區找地方療養。這樣，我離開部隊住在一個山棚裡。以后又通過張凱介紹，陳一新和我住在一起了，他也是要到白區去的。他是王明（陳紹禹）的叔伯弟弟，已有了老婆，現在在上海。他又說，蘇區中央分局這次要他跟著一個獨立營突圍，准備到達適當地方再化裝到上海去。后來這個獨立營被敵人打散了，他才跑到了這裡。知道這些情況后，我們在山棚裡就開始研究化裝到白區去的問題。

化裝潛赴白區　　

我們決定化裝為商人，我為老板，陳一新為店員。出去的路線決定先到梅縣，再經汕頭往上海。

抵達汕頭后，我向陳一新提出，我想先到香港，在那裡治一下病，然后再往上海，陳一新表示同意。

到香港后三天后，陳一新就到上海去了。我和他約定先在香港治一下病，他先往上海，希望他到了上海找到黨的關系后，就寫信告訴我。他去后，我次日進了東華醫院治病。我在香港住了十幾天，未曾收到過陳一新來信。全國解放后，我在中共江西省委工作，現在記不清是在１９４９年下半年或１９５０年上半年，到中南局開會，同時也開中南軍政委員會時，我在武漢見到陳一新，才知道他在湖北省人委擔任副主席。他說從香港回到上海后，沒有找到黨的關系，以后在上海當了一段小學教員。

我在香港東華醫院治療的同時，就考慮著今后再往哪裡去治病的問題。香港生活費高，我在那裡毫無社會關系，不能久住。於是決定先從廣州彭儒的哥哥彭瑛處打聽出彭儒的消息再說。彭瑛幾年前在廣州國民黨省黨部宣傳部任干事。１９３２年秋在福建汀州治病時，彭儒曾從那裡的郵局和她家裡通過信（這是當時中央蘇區唯一可以和白區通郵的一個地方）。她的父親回信告訴了她哥哥彭瑛在廣州的情況。我當時選了一個旅館作為通信處，化名王真給彭瑛去了信。本來我那時並未指望一定有回信，因為距離上次通信時間已過去很久，通信處是否變更了也不知道，即使收到我的信，她家裡是否回信也很難肯定，而且彭儒被俘后的生死更是成大問題。出乎意料的是，去信后，兩天內我到旅館去查看時，竟然有了一封回信。我趁著旅館收信框前沒有什麼人時取了這封回信，內心又喜又驚地回到了醫院。回信是彭瑛寫的，信中首先告訴我彭儒已平安達到廣州，現在和以前一樣好，還表示關心我的身體，其意極為親切，並要我到廣州去休息，還告訴我他在廣州的地址。特別使我比較放心的是彭儒在信箋旁邊寫了幾行關切安慰我的話，說她已安全到了廣州，極盼我盡快到廣州來等語。

我得到回信，曾想了又想，彭瑛究竟是怎樣一個人？如果我到那裡去是否會害我？彭儒被俘后的情況究竟如何？我再三考慮，認為彭儒在政治上是不至於發生什麼大變化的，我猜想是得自她哥哥之助才能被釋放，如果政治上變節了因而保存生命，那或許不會這樣快到達廣州，至少也要被感化一時期。至於她的哥哥對我的態度，我當時是這樣估計的：他對於我是有相當同情誠意的，因為如果他對我不同情甚至反對，那麼他接到我的信以后就一定不會回信，更加不會把我的信交給彭儒，既然他把我的信交給了彭儒，而且共同很懇切地回了我的信，那可以看出他對我一定有很大的誠意。而且我很有把握認定彭儒無論在什麼困難之下是一定會援助我的。因此，我決定到廣州去一趟。

我事先沒給彭瑛去信告訴我的行期。我到了廣州，下車后雇了一輛出租小汽車，按照回信上告訴我的門牌，出其不意地到了彭瑛家裡。我當時見到了彭瑛、彭儒和她的嫂嫂。他們高興地說了一些關心我身體和安慰我的話。我問了彭儒被俘后是如何被營救出的情況。他們一面談著，一面將彭儒被釋放的幾個電報和國民黨廣東省黨部常務委員黃麟書給鄧龍光的一封保釋信給我看。原來，她是被廣東獨立九師一個部隊俘虜的，俘虜她的那個團的團長名叫唐璞，是一個湖南人，年紀約50歲。那個團長念及同鄉與所謂愛惜青年的關系，在知道彭儒哥哥任事於國民黨廣東省黨部的時候（彭儒被審時說出的），便打了一個電報去查問，彭瑛接到了這個電報后，請求他的上司黃麟書去電鄧龍光保釋，一面他又得到黃的保釋信，親自到安遠獨立九師師部去。彭儒便順利地被釋放，並偕其哥哥回到廣州。

為了安全起見，當天晚飯后，彭瑛便把我帶到廣州市沙河他的一個湖南同鄉譚養元家裡去。一個多月后，彭瑛要我住到他的家裡去。於是，我７月間又回到廣州。可是，他家隻住一個房間，那時正是夏天，城市的空氣也很不好，我在他家住了很短一段時間，又咳血了。彭瑛為了照顧我療養病，也為了減輕一些生活負擔，他通過親戚，在離廣州大約80華裡靠海邊的一個村——潭山（大概屬番禺縣）租了兩間房子，把他的家和我一起遷到這個鄉下去了。這個村庄既靠海邊，附近又有一片鬆林。我在這個地方住了半年多，對療養有大幫助，我的病好了些。

１９３５年大約九十月間，彭儒的母親來到廣州潭山鄉下來看我們。那時西南政局便有些動搖，廣東與南京沖突益烈，國民黨省黨部將改組，彭瑛的飯碗將要發生問題。在這樣的情形下，我和彭儒回到她的家鄉湖南宜章碕石彭家。１９３６年冬天，發生了西安事變。我由此估算了紅軍北上的方向。大約是１９３７年１月，彭儒家裡同村的一個叫周禮的紅軍干部曾給他家裡來了信，說紅軍已到達陝北，我和彭儒得此消息，心裡暗自無限高興。我決心離開彭儒家去找紅軍。經過一番周折，１９３７年３月到了廣州。

到上海尋找黨的關系　　

我到廣州后，休息了很短一段時間，４月間搭輪船經一星期到了上海。

我當時的想法是：首先是想到上海去找我們黨的關系，爭取等弄清楚紅軍在西北的所在地，要有把握地再往西北去（西安事變后，雖然我已經大體知道紅軍已到西北）。我到上海去找黨的關系的希望， 就是寄托在到上海后，看能否找到宋的慶齡，如能找到她，得到她的幫助，就可能找到黨的關系。因為我在1935年離開江西蘇區時，陳毅曾說我們如果到上海，有可能找到魯迅、宋慶齡時，就有可能找到黨的關系，說他們同情我們黨，和我黨有聯系。陳一新在江西安南地區時，也對我說過這樣的話。

我在上海住了一星期，這一星期中，我每天跑書店，如生活書店、上海雜志公司等，去翻閱書報。我從一個刊物上知道上海有左翼文化運動的一批人，反對左翼者把艾思奇、平心等列為左翼代表人物。我特別在《自修大學》、《讀書生活》上，看到了艾思奇、平心自己做的一些文章，因此判斷艾思奇、平心這一類人是接近和同情我們黨的。我覺得當時在上海要找到黨的關系，隻有設法接近左翼文化運動的作家才有希望。於是我照著艾、平等著作出版的書店去設法訪問他們。

有一天在新知書店我向該店店員探問艾、平等住處，那店員非常同情地告訴我說，平心住處不知道，艾思奇可在讀書生活社拜會他。我立即到讀書生活社去，時已傍晚，社門關著，約我次日下午3時再來。我按時再去，剛問起艾君在否的時候，艾就出現在我面前，“我就是艾思奇”，艾見面說了這句話。后來我和艾談起我來上海的動機，我問起七君子情形，又問及西安事變，艾談話中說了一句“我們國民黨方面”，因此使我非常懷疑（艾當時迫於環境，談話當然是很謹慎的，他也很難相信我是什麼樣的一個人）。我本擬向他吐露的關於我本人究竟要找什麼樣的朋友的真情，也就不好再說下去。但是他又仿佛認為我是一個好人，暗示著上海環境還是不太好。我頭一次和艾見面談話，絲毫未獲我預期的結果。我第二次去找他，未見著他，他留下一個條子，約我過兩天再去。

在我未到上海之前，就懷著這樣一種希望，以為可從魯迅、蔡元培那裡設法間接找到黨的關系。可是當我還在湖南時，魯迅去世了，那時我在報上看到魯迅逝世的消息，失聲痛哭。后來到了上海，也不知道蔡元培究竟住在哪裡，而我直接去找他，也不見得可以找得到。於是我決定到南京去。到南京去時，有兩個希望，一個就是彭瑛曾介紹了他的一個執友李奇中，希望從李那裡籌措一些路費﹔另一希望，就是去找蔡元培得意的一個北大學生陳劍翛，想從陳那裡間接找到蔡元培。

在南京得到幫助　　

我於1937年陰歷五月初一到了南京，旋即去找李奇中（李過去和彭瑛共事於國民黨廣東省黨部，李在廣州被捕一次，是彭瑛當時設法援救出來的。這是彭瑛告訴我的一些情形），他當時在國民黨中央軍校學習。因彭瑛給他的信中故意說我是要到外面找事，請他設法籌路費，於是我向他提起路費找事問題。他答復說，找事是極困難，因為我現在還是學生，至於路費，當盡力幫助。

過一天李奇中約我到他家去吃便飯。在座的有他的兩個同學，都是十七路軍楊虎城那裡的軍官。他們談起西安事變，說，如果紅軍、東北軍、十七路軍三位一體成功了，那事情就妙了，可惜共產黨卻不這樣干。他們對於十七路軍似乎比較悲觀。他們又談論起蔣介石的西安事變回憶錄的出版，是李奇中先提起的。李問他的兩個同學看見這個本子沒有。李當時說這個回憶錄的出版對於國家領袖風格是不好的。他說：“誰不知道委員長與周恩來談判，要談判就談判，這是國家內政，你（指蔣介石）不同共產黨談判，又還有什麼好辦法呢？”李還說：“如果真正國共合作，在我認為是好的，但是不知道將來結果如何。”我非常注意聽他們的談論，有時也插一兩句反問的話，為的是引他們多談一點。

這二人走后，我對李奇中說：“我想到廣西去。”並說：“聽說廣西還不錯。”他問我：“你那裡有朋友麼？”我又佯答復：“不多。”后來我向他問起西北情形，他說：“西安事變已經談判好了，紅軍改編三個師，據說由中央每月給50萬，但是到底究竟怎樣，現在還不知道。”他還說，西安事變后，有許多青年學生到了陝北。我接著就說：“將來有機會，我也想到西北去看看。”他進一步問我，到底我的去向是怎樣，他忠告式地向我提出，他覺得青年人不要隨便亂跑，外面朋友不多的話，找事是異常困難的，他認為如果我真有意思到西北去，這也是好的。從李奇中和他兩個朋友及和我的談話中，我看出他是不會阻撓我到西北去的，並且以他與彭瑛患難朋友的關系，即使知道我真要到西北，他也不至於為難我。於是我進一步向他說：“到西北不就是到陝北去嗎？”他說：“那當然，現在所謂西北去，就是指陝北去。”“不過彭瑛是否贊成你去呢？”我說：“這是我自己的事，即據你說的去那裡的也不隻我一個。”“並且去陝北，也不一定要做共產黨。”我補充一句。他說：“做共產黨現在也沒什麼了不得。”他進一步問我：“你在陝北有什麼朋友嗎？”我說：“多年以前，聽說有些朋友到過紅軍裡去，但現在不知道情形。”這一段談話，他已經看出我某些真意，並大體猜出我是什麼樣的一個人。他進而再向我說：“我是彭瑛的患難朋友，我們彼此過去雖不相識，而我卻等於彭瑛和你一樣，你有什麼話盡管說，你過去參加過紅軍嗎？”我大膽地說：“很久以前曾參加過。”他說：“我過去也參加過呢。”我告訴他我決心到陝北去，並請他幫助我籌措路費。他告訴我說，他們軍校要到洛陽去進行畢業演習，有車上洛陽。他要我和他一起搭他們到洛陽演習的車往西安，不過要在南京等一星期。於是，我同意和他一起同車北去，並對他表示謝意。當時，他告訴了我開車日期、時間。他認為同他同車去，路上也要安全一些，並要我在南京，少外出，且切不可談政治問題，他告訴我南京環境非常壞。於是我就等著動身離開南京。

當時，西安救國聯合會的一個委員李木庵老先生也請假回南京料理家務。李木庵是湖南桂陽人，與李奇中是同鄉，且曾幫助李奇中解決過一個離婚案子，李木庵與李奇中算是好朋友。經李奇中介紹我跟他見了面。李奇中並說：“李老先生是一個進步的愛國志士。”后來我在李木庵住的旅館和他進行了一次非常愉快的談話。我問及陝北和西安事變情形。這位老先生異常熱忱地以無黨無派的立場，述說著西安事變由於共產黨的和平方針解決的經過。他說：“這造福於民族國家是不小。”后來繼續說到陝北紅軍的情形，無形中流露出他是站在紅軍這一邊的。我問到西安救國聯合會的情形，他說：“我是其中的一個委員，”“救國會是無黨派的，它是促進和平統一實行救國的一個團體。”我告訴他我要到陝北，我說過去那裡曾有過我一些朋友，並請他給我一些指導和幫助。他反問著我，是否加入過紅軍，我率直地告訴他我加入過。他又問我為什麼到南京來的，我告訴他因身體有病，曾在廣東、湖南休養很久，現在特經過南京，我向他談及過紅軍過去一些情形。於是他相信我過去是紅軍裡的。他進而告訴我紅軍在西安有辦事處，但現在不能公開，並說周恩來、葉劍英都在那裡，他問我認識周、葉嗎？我說周不曾認識過，葉好像見過面。他說，那很好，我可以設法介紹你在西安找到辦事處。我請他寫信給我介紹。他想了一下，說，“西安救國聯合會我有一個熟人，是陝北來的，名謝華，你到西安可去找他，他可以介紹你到葉那裡去。”接著他寫了一個小條子給謝華。我收好了這條子，他又囑咐我，這個條子是要守秘密的，切不可給旁人知道。這樣我和李木庵老人結束了這一次愉快的談話。焦思苦慮的不得解決的問題，意外地獲得了這位老人的援助，使我可以順利找到黨的關系了。我和李木庵的這一次談話，李奇中是不知道的。

我在南京時還會見了我的一個同鄉陳劍翛。他是北大學生，后曾留學英國，１９２６年春由英回國后，曾回到遂川。那時我正以國民黨省黨部指導員名義在遂川建立縣黨部，曾請他演講了一次，當時他是講什麼是馬克思學說。這次講演后，曾和他往來幾次，當時曾把他當作朋友，那時他對我們是同情的，特別在改造縣政等問題上，能和我們一致。他的父親和我的父親是同宗，又是所謂道友。在大革命失敗后，我就不知道他的消息了。后來在東方雜志撰稿人上看見有他的名字，並注明他在中央大學任教務長，因而知道他在南京。他在北大時是蔡元培的得意學生，我去會見他的目的，就是希望他能幫助我去見蔡元培（當時我不知道蔡在重病，且政治態度消極了）。我到南京第二天往中央大學去訪問他，果然見到他了。他開始見著我很愕然，但他還記得我是陳林（我中小學的真名），他頗驚訝地問我為什麼到南京來。我告訴他我是從湖南來的，並把我的來意略為說了一點。他首先似乎很傷感地談起家鄉情形，后來又說到南京環境還不好，要我在行動上注意，他表示對我很愛惜，說我是一個有為的青年人。說到蔡元培，他告訴我蔡病得很重，且現在已謝絕一切政治問題，並說南京方面有許多人對蔡不滿，非難蔡曾害了許多青年。他說明他是願意幫助我去見蔡的，但據他估計，一定不能達到會見的目的，所以他主張還是不去見的好。他最后表示對我很關念，主張我不要多留南京。在我和他的談話中，他也曾談及時局，似乎表示他是不滿南京現狀的，他特別表示不滿意藍衣社，認為蔣介石眼光不如孫中山，因此在我問及國共談判問題時，他覺得前途還很難知道，他覺得國共如能合作，那是好現象。說起中華民族前途時，他覺得很悲觀似的，他說：“我在學校對學生說中華民族有希望，實在我心裡感覺中國很危險，現在南京還在鬧著很利害的派別斗爭。”我也曾把在湖南知道的關於國大選舉的腐敗情形，告訴了他一些，我說這樣情形的國大，對民族國家是沒有多大意思的。他說他和毛澤東等７個人曾組織過一個小組，他認為他和毛是朋友，他說自己當時還沒有看出毛是這樣有才干的人。他也認識張國燾，但他對張國燾不佩服。

來到延安

與李奇中同車到洛陽之后，我即轉車赴西安。我到西安時已是夜間，次晨即往西安救國聯合會去找謝華。見了謝華，我交給他李木庵老先生的信。稍談，他旋即送我到西安我軍辦事處。我在十分歡慶和異常振奮的心情中，見到了周恩來和葉劍英。周恩來見了我，緊握我的手說，我們想不到你還能活下來。他一面安慰我先在西安治病，同時，把我送到宣俠父家裡休息。過了幾天，周恩來還給了我一些路費寄給彭儒，讓彭儒能很快回到陝北來。我在西安治病休養了一個月（因到了西安咳血病又發作）。大約是１９３７年６月間，我先由西安到了我一心向往的陝北，並且很快在無限振奮、無限激動的心情中，見到了毛主席！毛主席給了我莫大的鼓勵。我向他匯報了我是怎麼到白區去治病，又是怎麼回到延安的。

回到陝北后，我的身體還是不好，中央要我繼續休息。但是，抗戰爆發，自己急於想做工作。到了１９３７年大約是八九月，中央決定我到陝甘寧邊區政府任教育廳廳長。我在邊區政府教育廳工作，時間共有三四個月，身體仍然不好，一面工作，一面半休息。

１９３８年初到３月，根據毛主席、黨中央決定，我擔任軍委總政宣傳部部長。那時，我的肺病尚未好，黨中央決定我赴蘇聯治病。大約是３月上旬，我和蔡暢等同志，從延安到西安，再從西安起即搭乘蘇聯紅軍運輸隊汽車往新疆。我記得從西安到新疆哈密一段都是汽車，從哈密到迪化（即現在的烏魯木齊———編者注）坐的是飛機。以后我一直在迪化治病，未去蘇聯。當時，迪化我黨的負責人是鄧發。到了１９３９年７月，我那時病已好些，我向鄧發提出要求回延安。鄧發原有意留我在迪化工作，曾征求過我的意見。我因患肺病，那裡氣候冷些，我向鄧發建議我仍回延安。鄧發同意我仍回延安。

我由新疆回到延安后，那時，中央組織部部長是陳雲，李富春是副部長。我曾向陳雲匯報了我根據蘇區中央分局的決定到白區去治病的兩年情況。他負責審查了我這兩年在白區養病的經過和歷史事實，並為我寫了書面結論，黨組織表示對我信任。１９４０年冬，中央決定成立陝甘寧邊區中央局，陳雲通知我說，中央決定我到邊區中央局（后改為西北局）擔任組織部部長。

（摘自：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資料》，中共黨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