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川會談前后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紅軍經過二萬五千裡的長途跋涉，突破了敵人的圍追堵截，勝利到達了陝北革命根據地——吳起鎮。11月，中央紅軍和紅十五軍團配合，在直羅鎮打了一個大勝仗，全殲敵人一個師，擊潰一個師，師長牛元峰自殺身亡。這—仗繳獲了許多武器彈藥，抓獲了很多俘虜，給敵人以沉重的打擊。同時我黨抗日救亡的主張和優待俘虜的行動，對東北軍產生很大的影響。張學良本人也受到很大的震動，不得不重新考慮自己的出路。

我黨在長征途中，就已經發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號召全國各黨派、各界人士和各部隊停止敵對行動，共同抗日救國。到達陝北后，12月在瓦窯堡又召開了政治局會議，進一步確定了毛澤東同志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正確方針。對於我黨團結抗日的這些方針政策，當時張學良將軍已有所了解。為了爭取東北軍停止內戰，我們黨釋放了國民黨俘虜，首先釋放了張學良的親信六一九團團長——高福源。高福源本來是東北講武堂畢業的學生，做過張學良衛隊營的營長，以后升任為尖子團團長，很受張的器重。高是在榆林橋戰役中被我十五軍團俘獲的，在瓦窯堡住了兩個多月。他親身體驗到我軍優待俘虜、紀律嚴明、秋毫無犯、官兵一致的優良作風，親眼看到我黨我軍真誠團結抗日的言行，認識到隻有團結抗日才有出路，悔恨自己不去打日本人，反而與自己的同胞紅軍作戰，覺得對不起東北的三千萬父老兄弟，要求回去做張學良的工作，爭取張共同抗日。周恩來副主席親自接見了高福源。在問明他的安全確有保証以后，就同意讓他回西安去對張學良進行勸說。

高於1936年1月起程，先到洛川，經由東北軍六十七軍長王以哲的引見，回去見到了張學良。高向張詳細報告了在紅軍中的所見所聞和自己的切身感受，勸張學良同共產黨團結抗日，“打回老家去”。高的勸說，對張學良很有影響。與此同時，我黨也通過多種渠道，對張進行了工作。加上張本人有家仇國恨，聽了高福源的陳述，因此下了決心，決定與我黨談判共同抗日的問題。他讓高立即返回瓦窯堡，請我軍派出正式代表，到洛川會談。這樣，就為雙方接觸，建立了聯系。

2月中旬，中央決定，讓李克農同志和我一起到洛川同張學良會談。克農同志是代表團總的負責人。克農同志曾經長期從事黨的地下工作，有豐富的斗爭經驗。中央到達瓦窯堡后，克農同志任中央聯絡局局長，當時的聯絡局對外實際上是外事部門的性質。因此，黨派他全面負責這次會談工作。當時我是蘇維埃政府國民經濟部貿易總局局長，讓我負責談判通商、貿易問題。如果會談成功，還要我到白區去採購一批蘇區急需的物資。

我們是2月21日從瓦窯堡出發的。代表團—行除克農同志和我以外，還有中央軍委二局研究員戴鏡元同志，他以機要譯電員的身分參加﹔還有蘇維埃中央政府的一位同志，負責警衛工作﹔另有中央保衛局的一位飼養員同志。此外，中央還派了兩個同志護送，在我們到達鄜縣（今富縣）后，他們就回去了。高福源作為聯絡員陪我們同行。

我們都騎著馬，改了裝。克農同志和我身著中山服。我改名叫“徐之光”。戴鏡元穿學生服，當時他隻有17歲，個子小，加上很少講話，有些羞怯，很像剛出遠門上學的學生。警衛員是陝北人打扮，頭上圍一條毛巾，身著對襟白布衫，腰間扎一根布帶，懷裡藏著駁殼前面。高福源也著的是便服。

我們這次出來，是中央派的正式代表，首次與東北軍會談，能否談成，是很難預料的。當時，我們作了兩手准備：一是談成，兩軍停戰，互不侵犯，相互通商。根據張學良的態度和東北軍的情況，以及我們黨的政治影響和紅軍作戰能力，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到底是首次接觸，我們也不能不作好談不成的准備。當時我們大家對於黨把這樣重要的任務交給我們，都感到很振奮，願意盡最大努力去完成。同時，也感到任務是艱巨的。

瓦窯堡位於延安以北。我們一路從北向南經蟠龍、甘泉、鄜縣，到達洛川。為了減少沿途的麻煩，每經城鎮總是繞道通過，夜間也總是住宿在紅軍駐地的村庄。只是在鄜縣進了城。那是2月25日上午，西北風卷著大雪，從我們的背后和側面打來，路上積雪很厚，行路確很艱難。我們暫歇在城外一個村子裡，由高福源進城聯系。城裡駐有東北軍六十七軍一個團，他們早有准備，知道我們已到城外，就由團長親自出來把我們迎進城去，還款待我們吃了一頓午飯。飯后，我們急向洛川趕去。這時風雪小多了，行軍速度也快些，到洛川時已近午夜。

洛 川 會 談

洛川是東北軍六十七軍的駐地。我們到達時，軍長王以哲、參謀長趙鎮藩熱情地接待我們。這次會談是秘密進行的。我們出發時，沒有對任何人講過要到洛川會談﹔王以哲、趙鎮藩他們更是小心冀翼，生怕泄露出去。他們把我們安排在一個事先准備好的、行人稀少、非常僻靜的院子裡。六十七軍軍部駐屯在洛川東門附近的孔廟大院內，我們住的四合院就在他們的軍部旁邊。這是一個有三進的四合院，我們住在最后一進，外面有哨兵把守。他們派了參謀處長佟道和一名副官陪我們住在裡面，負責雙方的聯絡工作。在這裡，他們把生活和伙食都安排得很好，據說是他們的上級長官親自交待的。

王以哲、趙鎮藩接待我們以后，很快向張學良秘密發報匯報情況。我們在出發前，我黨中央也以總政治委員毛澤東和司令員彭德懷的名義，電告了張學良和王以哲。張曾表示要親自參加會談。但這時，張因事正在南京，所以回電要王、趙妥善招待我們，可以先談局部問題、具體問題，重大問題等他回來再談。

當時通商問題是雙方都迫切要解決的問題，所以就先從通商問題談起。在東北軍方面有許多問題急需解決。因為我們到達陝北后，接連打了幾個勝仗，解放了許多地方，好些農村成了革命根據地。有些地方也是我們經常活動的游擊區。六十七軍的部分軍隊，幾個月來被困在城裡，買不到糧食和柴火。好些東西靠飛機空投接濟，但數量遠遠不能滿足駐軍的需要。信件投遞更談不上。加上部隊長時期得不到換防，軍需裝備不好解決。所以他們希望停止內戰，互不侵犯，相互通商。當時我們紅軍也有些困難需要解決。如軍需、武器彈藥、醫療、器械、藥品以及一些必要的電訊、文化設備都很缺乏。同時，陝北地廣人稀，土地脊薄，再加國民黨的禍害，人民生活極端困難。我們蘇維埃政府和紅軍不但要解決軍隊自身的給養，還要解決人民生活疾苦的問題，因此通過會談，打破封鎖，也是我們在這次會談中期決的重要任務之一。

根據雙方的迫切需要，我們到達的第二天就開始和王以哲、趙鎮藩進行會談。雙方首先對通商問題交換看法。我們說：當前日寇燒殺擄掠，蹂躪人民，而蔣介石卻搞不抵抗政策，給人民帶來了深重災難。我們都是中華兒女，應該炮口對外，收復失地。因此，兩軍不宜再對立下去，應該盡快解除封鎖，實行通商貿易，互通有無，以解決彼此的困難。通過通商貿易，也可以相互走訪，加深了解。為此，互相可派人到對方管轄地區採購所需物品，對方不得阻攔﹔還應給予方便，並保護辦貨人員的安全。他們說：城裡部隊被圍困幾個月，糧食、柴火、蔬菜等農副產品供應缺乏，他們希望：一是由他們派人下鄉採購，二是由我們動員老鄉送貸進城。他們還要求恢復六十七軍在鄜縣、甘泉、延安公路上的交通運輸，並允許被困在甘泉縣的兩個營換防。當時，克農同志又具體講了大敵當前，應該停止內戰、團結起來、一致抗日等我黨的主張，並提出各守現有駐地等等問題。我們隨時把談判的情況，用密電向中央作了匯報。

會談就紅軍與東北軍六十七軍局部合作問題達成了幾項口頭協議：

政治方面：他們正式同意我黨提出的“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

軍事方面：確定雙方互不侵犯，各守原防（包括六十七軍在陝甘邊區及關中地區的防地），我方允許在甘泉被圍困半年的六十七軍的兩個營重新換防。

經濟方面：恢復紅、白區通商，恢復六十七軍在鄜縣、甘泉、延安公路上的交通經濟往來。延安、甘泉兩地六十七軍所需的糧食、柴火等物，一是六十七軍自己向當地蘇區群眾購買﹔一是紅軍轉飭當地蘇維埃發動群眾送糧、送柴進城出賣，便利東北軍。雙方都可互派人員到對方駐地辦貨。雙方對辦貨人員要負保護之責，並給予方便。但為掩人耳目，辦貨人員應著便服。

以上口頭協議商定后，我們也以密電向中央匯報，得到批准。雙方約定自3月5日起秘密下達執行。

洛 川 續 談

張學良是3月3日從南京回到西安的，4日親自駕駛飛機飛抵洛川，到后就來我們住處看望。他身著便裝，手拄文明棍，貌似商人。用他自己的話說：“我是來做大買賣的，搞的是整銷，不是零售。”克農同志握住他的手說：“張將軍，你解甲從商啦！”隨即是一陣笑聲。雖然是第一次見面，但主客之間都不拘形跡，比較隨便。

下午3點左右，就在我們住地開始了會談。張學良談了幾個方面的問題。他首先表示：會談開始的情況，已聽過王、趙的報告，認為很好，完全同意那幾項協議。接著談到國際國內形勢。他先請我們發表中共方面的看法，並問中共對抗日戰爭的看法。對這兩個問題，克農同志根據中央瓦窯堡會議的精神，作了解釋說明。張又提出了抗日民族統—戰線和我軍東征的問題。他認為我們東征既然是抗日，就不應該走山西，而應該走寧夏、綏遠﹔認為我們講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不包括蔣介石不行，他說蔣介石有國家政權、軍隊、財權，實力雄厚﹔還說蔣這個人什麼都干得出來。

克農同志解釋東征取道山西，是為了號召全國人民起來共同抗日和解決我軍軍需與兵源的問題。至予抗日統一戰線包括不包括蔣介石，這取決於蔣介石本人。我黨“八一宣言”和瓦窯堡會議，對國際國內形勢，對中日政治、經濟、軍事等情況，都已作了透徹的分析。提出停止內戰、團結抗日、全國總動員、全民總動員、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等主張。目前我軍正開赴抗日前線，對日作戰。這些都是符合全國人民意願的。而蔣介石從“九一八”事變以來，不僅不抗日，反而繼續堅持反共反人民的政策，鎮壓抗日民眾，“圍剿”抗日紅軍，堅持他的“攘外必先安內”的錯誤政策。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與他合作，豈不是與虎謀皮嗎？在這個問題上，雙方展開了坦率的爭論。最后克農同志表示：你的意見，我們可以向黨中央匯報。這次會談，對聯蔣抗日還是反蔣抗日的問題，雙方沒有取得一致的看法。

我們的會談，持續到5日凌晨4點左右才結束。雙方確定了這樣幾條協議：

一、我方請示中央，請毛澤東同志或周恩來同志與張學良當面會晤，進一步商談抗日救國大計。地點初步定在膚施縣城（延安），時間由我方決定。

二、為了推動國防政府的成立和組織抗日聯軍的活動，由我方派一位代表常駐西安（即后來派的劉鼎同志），由張學良給以灰色名義作掩護，以便開展工作。

三、紅軍與東北軍派代表出國的路線問題，由張學良負責與新疆盛世才聯系。

四、這是一次重要的秘密會談，不登報，不外傳，隻在雙方部隊秘密實施。

會談期間，除商定這些問題外，彼此還作了進一步交談，使張學良對我黨抗日救國的一系列方針政策，有了比較深刻的了解。這次會談雖是初步接觸，是打前站的性質，但確是很重要的。它在聯合抗日問題上，邁出了可喜的—步，為周恩來副主席同張學良在延安進一步的商談，鋪平了道路。

4月9日，周副主席偕李克農同志等到膚施（延安）與張學良、王以哲會商聯合抗日救國大計。在談到是否聯蔣抗日這個問題時，恩來同志說：抗戰如果爭取不到蔣介石這個集團參加，將是一個大的損失，爭取過來是有好處的。但蔣介石是中國大官僚買辦階級的頭子，視人民為死敵，他的指導思想是西太后的“寧予外人，不給家奴”的思想，所以他採取了“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對外實行不抵抗主義，使日寇佔領了我東北全境，在華北長驅直入，如履平地。使我無數炎黃子孫，慘死在日寇的鐵蹄之下。對內他又瘋狂鎮壓抗日民眾，“圍剿”抗日紅軍，實際上充當了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不過，為了抗日大計，我們可以既往不咎，願意爭取這個力量。但是先讓步是不行的。讓步太多，會使不知足的人認為我們軟弱可欺，在這方面我們是有教訓的。所以要讓步，還得要斗爭﹔隻有經過斗爭，才能達到真正的團結。最后商定：由張在裡面勸，我們在外面逼，內外夾攻，逼蔣抗日。這次會談，就成為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和實行第二次國共合作的重要契機。

（摘自：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資料》，中共黨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