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變后周恩來指揮南方局進行的政治反攻

皖南事變烈士陵園

周恩來1月11日得知新四軍軍部慘遭蔣軍圍殲后，連夜召開南方局緊急會議，研究局勢和斗爭方針，採取應變的緊急措施。

毛澤東1月15日急告周恩來，政冶上要發動猛烈的、堅決的、全面的反攻，軍事上准備一切必要力量粉碎蔣的進攻，惟如此才能打退蔣介石的挑舋和進攻，“要准備國民黨的突然襲擊。”

1月17日國民政府軍事革命委員會通令，誣蔑新四軍叛變，取消新四軍番號，葉挺交付軍事法庭審判，通緝項英。這反動命令第二天就要在報紙上發表。新聞檢查官已坐在新華日報館監視。

周恩來無比憤恨地在電話中斥責何應欽：“你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他鎮定地部署政治反擊和准備應付國民黨軍警突然襲擊南方局機關，首先動員和組織機關的全體同志應變。

當晚，在紅岩召開南方局和辦事處的全體同志開會，周恩來沉痛地講了皖南事變經過情況，當前我們面臨的形勢和我們的對策。他分析時局發展存在兩種可能：一種可能是國共關系全面破裂﹔另一種可能是打退蔣、何的猖狂進攻，爭取繼續合作抗日。我們雖然損失了一個新四軍軍部，可我們還有幾萬新四軍，幾十萬八路軍，我們還有力量。蔣介石要完全投降必須考慮這點。英美派大資產階級和親日派大資產階級還有矛盾，蔣介石要全面反共就要完全投降，但英美要他牽制日本，不同意他降日，所以蔣既要反共，又不敢徹底破裂。我們堅決反對國民黨的反共政策，但不願破裂，不然我們就要處於兩面作戰的境地，還是要力爭繼續合作抗日，但也要充分准備他全面破裂。就是他不敢全面破裂，我們也要做好應付突然事變的准備。他襲擊我們南方局機關，主要是要搞我們黨的機密：密碼、文件、地下黨員名單等。因此，必要時我們也要進行適當的抵抗，把機密文件毀完了，就准備坐牢。在出現這種情況時，我要出面交涉。我是蔣介石、國民黨請來的，一定要盡可能爭取讓蔣把我們送回延安，爭取全師而歸。如果國民黨把我們全抓起來了，我們就一起坐牢。他們要問你是不是共產黨員，男同志都承認是共產黨員，女同志隻承認是家屬，因為我們是公開的共產黨機關。問你們黨組織的情況，就說我們的中央在延安，主席是毛澤東，這裡有支部，書記是周恩來。再問還有哪些負責人，就說有董必武、鄧穎超，再要問就說不知道，讓他們問周恩來。我們在牢裡，要堅持不泄露黨的機密，好好保養身體。國民黨也有可能不殺我們，但也要作最壞的准備，要准備犧牲。要犧牲，我們一塊兒犧牲。要學習先烈，在任何情況下保持共產黨員的革命氣節。我們現在的工作更困難了，我們當共產黨員就不要怕困難。隻要國民黨還沒有把我們抓起來，就要堅持工作。為了避免和減少犧牲，要疏散一些同志，留下的同志要更加努力地工作。

會后，南方局領導同志有條不紊地緊急部署工作，主要是發動政治反攻。當務之急是對付坐在新華日報館裡的新聞檢查官。同時，要准備辦事處被突然襲擊，要想一切辦法哪怕抵擋幾分鐘，焚毀機密文件。

在國民黨政府反動命令發布的次日凌晨，在國統區的心臟——重慶，爆炸了第一顆重型炸彈——特殊形式的“炸彈宣言”：周恩來在《新華日報》上發表了“向江南死難烈士致哀”和懷葉挺的詩：“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以哀婉的詩句表達了嚴正的質問，沉痛的控訴，憤慨的抗議，嚴厲的譴責。這是周恩來針對蔣介石發出的驚雷閃電般的第一個反擊。國民黨當局出乎意外，手忙腳亂地抓報童，沒收報紙，向《新華日報》發出“最后警告”。但是消息已傳遍山城，震撼中外，贏得了廣泛的同情，激起了巨大的義憤。后來毛澤東聽葉劍英匯報這場斗爭時，贊嘆道：“令人神往”。

17日動員會后，葉劍英指導軍事組起草了《新四軍皖南部隊慘被圍殲真相》，由周、葉修改審定。這份文件約七千多字，列舉充分事實、文電（包括蔣、顧等的嘉獎），有力地批駁國民黨當局制造的種種莫須有的借口，淋漓盡致地揭露了他們有計劃、有步驟消滅新四軍的陰謀。文件不能公開發表，就由辦事處工作人員分送各小黨派和各界代表人士。這是周恩來題詞見報兩天后給蔣、何等又一次猛擊。

國民黨政府軍委會發出反動命令的第三天，1月20日延安上空升起了又一顆導彈似的“炸彈宣言”：我們黨公開申明，堅決反對“皓電”和不承認1月17日的反動命令，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下令重建新四軍，任命陳毅為新四軍代理軍長，任命了副軍長、政治委員等一批領導要員。軍委發言人發表談話，痛斥親日派破壞抗日，襲擊人民軍隊，發動內戰的滔天罪行，尖銳指出：“這是日寇欲借中國人之手，鎮壓中國的抗日運動，鞏固日本南進的后方，配合希特勒進攻英國的計劃。”號召全國人民以最大的警惕性，注視事變的發展，准備著對付任何黑暗的反動局面。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不但有責任，而且自問有能力，挺身出來收拾時局，決不讓日寇和親日派橫行到底。為了挽救危局，提出解決辦法十二條，包括停止挑舋，取消反動命令，承認錯誤，懲辦禍首等等。國民黨當局把皖南事變說成只是軍紀，中共說，這是關乎政治的大事。他們說只是局部，我們說事涉全局。他們說只是內政，我們說涉及外交。這是中共對國民黨當局最猛烈的政治反攻。

緊接著，美國女記者斯特朗在美國的一些報紙和“美亞”雜志發表長文，詳細記述了周恩來1940年12月下旬同她的幾次談話，並鄭重托她發表的一束材料。尤其重要的是后來托可靠朋友妥交給她的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發言人的正式聲明。同時期斯諾也發表了周恩來給他的材料和他的評論。毫無疑義，這是全面、系統、絕對權威性的信息。全世界都知道了皖南事變的前因后果、國民黨當局的剿共陰謀、中共的強硬態度和解決問題的切實辦法。國民黨當局打內戰，勢必抗戰熄火，日軍南下，直接威脅到英美的利益。英美政府原指望蔣介石牽制日軍南下才給他貸款和軍火，但蔣介石卻用來消滅抗日力量，為降日肅清道路。這種情況，英美人民怎能不關切？英美政府怎能不考慮呢？

這裡充分顯示出周恩來對皖南事變的預見。他靈活運用日、英美、蔣這三者之間的關系，沖破蔣介石封鎖下了兩著絕妙好棋。這些外國朋友都為中國人民抗日作出了國際主義的貢獻。

紅岩、曾家岩、虎頭岩（新華日報館所在地）成了政治反攻的基地。有的同志編寫傳單和小冊子。有的同志把中央文件和有關材料翻譯成英文。有的同志打印出來。有的同志四出散發，並且用各種方式郵送、傳遞到外地和國外。統戰工作委員會下屬的黨派組、婦女組、青年組、文化組等都以適當的方式進行活動。外事組的龔澎不管外國記者宿舍門禁多麼森嚴，總有辦法傳遞信息。在中國保衛大同盟工作的德籍友好人士安娜，通過各種社會關系將宣傳品送往香港和國外。那時有個嚴格規定，外出必須把去向和返回時間告訴留守同志，如果逾時不歸，以便黨組織好有個尋找的線索。必須保留的機密用蠅頭小楷寫在極薄的紙片上，裝在火柴盒裡，再放幾根火柴，一聽到警鈴，馬上焚毀。曾家岩機關不設警衛人員，晚間干部輪流值班。

南方局領導同志大力開展國際、國內上層統一戰線工作，深入向小黨派、地方實力派、各界代表人士等宣傳十二條是挽救時局危機的惟一辦法，爭取他們的同情和支持。國民黨元老派，美洲、南洋僑領都打電報譴責蔣介石打內戰，敗壞抗戰大業。民主派、愛國將領也深感憂憤。廣大人民反對內戰，各根據地群眾紛紛嚴重抗議，匯成了風起雲涌的抗議怒潮。

周恩來、葉劍英抓緊做蘇、英、美外交官的工作。周與英國駐華大使卡爾有交往，向他痛陳利害，促卡爾推動英政府向蔣介石施加壓力。美國總統派特使居裡來華調查。國民黨當局曾企圖阻撓居裡同周恩來見面，未能得逞。周恩來向居裡表明了中共的堅決態度。美國政府根據居裡的報告，明確表態，如果蔣介石發動全面內戰，抗戰熄火，美國將暫時停止援助。依賴外援成性的蔣介石最怕這一手。葉劍英向蘇聯駐華大使通信息，對崔可夫做工作。蘇聯大使向何應欽提出質問，外交部長也拒絕出席中國駐蘇大使的宴會。蔣介石感受到了國際的壓力。

在險惡形勢下，為減少損失，南方局逐步撤退干部。先由各組提出名單，經過領導審查后決定。包括干部、進步朋友和烈士遺孤等，回延安的居多數，也有去李先念處和新四軍江北部隊的。一部分文化、新聞、學術等方面的知名黨員干部和進步朋友就撤退到香港、南洋，轉換陣地作戰，在香港形成據點，寫文章，辦報紙，出書刊，再反射到內地來。去南洋的干部還積極開展華僑工作。有些同志就近在四川轉入地下，以公開職業（如中小學教師等）作掩護，隱蔽起來。

周恩來要求，對每一撤退同志，都要周密考慮怎樣使他走得脫，站得住，能發揮作用。撤退途中的合法証件、交通工具、旅費都要有辦法解決。轉入地下的同志一般暫時與組織割斷聯系，由葉劍英把他們的名單帶回延安，倘若因形勢變化，失掉關系，還可以查証。這對黨員是至關重要的。周恩來還提出了“三化”（社會化、職業化、合法化）、“三勤”（勤學、勤業、勤交友），使中央的隱蔽方針更具體化，使黨員從積極方面領會和貫徹。隱蔽不是蟄伏隱僻處，而是深入群眾，廣交明友，努力學習，積儲力量。這次艱巨的撤退工作真正做到了對每個同志負責到底，也同進步朋友結成了患難知交。

我們一般干部都是按周恩來1月17日夜講話行事，不知道十天后中央才同意周、董、鄧留渝，干部逐步撤退的意見。中央原來的意見是緊急先撤周、葉、董、鄧等領導干部，留少數人守機關。中央在1月18、20兩日電周恩來：“國民黨已准備破裂，你們在重慶的環境日險，應即離渝返延”。中央決定“將各辦事處逐步撤銷，人員陸續撤回。周、葉、董、鄧及辦事處、報社重要干部於最短期離渝，將非黨干部迅速向南洋國外撤退。資料、文件、密碼、電稿作積極處理，對留在辦事處人員應給以氣節教育，作好最壞准備”。顯然，中央要考慮張學良、葉挺被扣的教訓。

南方局反復研究了撤留問題，仍舊認為時局發展存在兩種可能性：一是國共關系完全破裂，全面內戰爆發﹔二是國民黨當局還不敢全面破裂。由於國內外的責難，他們正由進攻開始轉向防御。隻要還有打退他們進攻的任何可能性，就不應丟掉。我們要進行政治大反攻，不可輕易放棄這塊重要陣地。隻要還沒有最后破裂，這裡是同他們交涉的主渠道，也是聯系中間派和廣大群眾的要地。況且我黨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力量尚未撤退、轉移、疏散完畢。再說蔣介石也不會放我們全走，因此，以逐步撤退為好，周、董、鄧留下。最后周恩來堅決表示：“我要堅持到最后”。周恩來反復向中央陳述了自己的建議。

中央1月25日仍電示周：“蔣若不接受十二條，你要求回延。”蔣介石發出反動命令一周后，日寇突然在河南大舉進攻。三日后，中央同意葉返延，周、董、鄧留渝及干部逐步撤退的建議，並指出：“但須估計到蔣全部逮捕我們的人，須准備應付全部逮捕”，並“明告張沖，除非取消1月17日命令，沒有談判余地，辦事處人員要打要殺權在他們，我們是每人都准備殺頭的。如他們亦認為兩軍相交，不斬來使，則放我們回延，否則他們自便。在他們沒有宣布全部破裂以前（取消八路軍番號，宣布中共叛變）我們辦事處仍留少數人不走，以待他們的覺悟。”周恩來對此早有思想准備，17日夜講話已庄嚴表態：“如果國民黨把我們都抓起來了，我們就一起坐牢。要犧牲，我們一塊兒犧牲。”27日又代表我們——他自己和全體留渝同志向中央保証：“捕、扣、討、殺，我們都准備著了，毫無畏懼。”讓中央放心。

在中央電報前，他已向張沖明確表示，執行十二條是中共台不動搖的渙心．要捕要殺．我們早准備著了。這就堵塞了他們以周恩來等為人質，要挾中央讓步的任何妄想。

今年在征集周、鄧遺物時，發現皖南事變時鄧穎超曾將母親遺物和周恩來珍愛的紀念品放在小磁匣內寄存好友家，並說倘她不能來取回，就留作紀念吧。他們真是一切都准備著了。

從1月17日到27日，周恩來始終堅持兩種可能性和兩手准備，毫無動搖猶豫。當時國際國內的一些因素還不確定，尤其是頭兩三天毛澤東估計隻剩一種可能性了。他的堅持不是出於憤激和僥幸，而是科學的分析、切身的體驗，和不怕犧牲的決心。這是何等的預見、信心和勇氣！

這短短十天，是關鍵的十天，對政治大反攻至關重要的十天。在蔣介石1月17日反動命令見報同一天，周恩來就給他迅雷不及掩耳的迎頭一擊，接著又廣泛宣傳中央1月20日電文，做了一系列工作，充分發揮了政治進攻的威力。中央1月20日以后指出“同他（蔣）全面破裂，目前不可能”，“如蔣准備全面破裂，我們便以破裂對付破裂，如蔣未准備全面破裂，我們便以尖銳對立求得暫時緩和。”周恩來正是這樣做的。

這十天堅持做爭取中間派的工作，起了大作用。廣大群眾和進步朋友得到鼓勵。他們說紅岩像屹立在國統區的燈塔，隻要燈光不熄滅，任憑雨暴風狂，驚濤駭浪，他們就不迷失方向，就有信心和勇氣。

有序地撤退黨的干部和進步朋友，保存了一部分國家精英，使人人得所，發揮作用。留下的同志革命意志經過一次淬火，也進一步學習到應變的經驗。

如果周恩來等領導同志全先撤了（國民黨當局也不會全放。某種意義上說，我們以周、董、鄧留下換取了葉劍英和一大批干部的撤退），隻留少數中層或一般干部，那是撐持不了那樣險惡局面的。歷史可能要經歷更多曲折，黨和人民將付出更大代價。周恩來起了不可代替的作用。

（摘自：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資料》，中共黨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