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口述歷史對中國當代社會史研究的幾點啟示
[摘要] 中國當代社會史是國史的分支史，是以當代中國社會發展和變遷為主脈的社會歷史研究，這種學科定位決定了當代社會史的研究旨趣。口述歷史關注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並以喚醒記憶的方式重建個體生命經驗與宏觀社會結構之間的聯系，因此，口述歷史蘊含著帶有普遍意義的當代社會變遷問題，也是當代社會史研究參與多學科對話，為現實問題提供歷史依據的基礎。
[關鍵詞] 口述歷史 當代社會史 生命敘事
近年來，我國口述歷史在理論和實踐上日臻成熟。一方面，作為史學的分支學科，它的學術地位和價值已經被學界所公認，口述歷史雜志、專欄、學術團體以及各種成果不斷涌現﹔另一方面，作為一種研究方法，越來越被多個學科所使用，並出現了諸如口述歷史民族志等，富有交叉學科特點的新方法、新成果。在口述史學科發展較為完善的西方史學界，口述歷史屬於社會史門下，兩者在研究理念、方法、路徑等方面，有很多相通和共性之處。中國當代社會史是史學研究的一個新領域，正處於學科建設的關鍵時期，口述歷史除了能夠為其提供新史料之外，在理論和方法的構建上又會有哪些啟示呢？
一、人人都有歷史：當代社會史研究視野的定位
“每個人的歷史都不應該被遺忘”，這是寫在《老北京人的口述歷史》[1]扉頁上的一句話，它不僅代表了這一本書的歷史價值判斷，而且標明了口述歷史所秉持的一種史觀。
廣義上講，凡是利用口述史料寫作的歷史都可以稱為口述歷史。從這一概念出發，人類首次有歷史記載時，就有了口述歷史的記錄。它是人類歷史証據中最為古老的形式之一。然而，自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現代口述史學創立以來，口述歷史專指“以錄音訪談的方式搜集口傳記憶以及具有歷史意義的個人觀點。”[2]口述歷史產生之初，史學界更多地把它視為一種活史料，因其彌補文獻史料的不足，凸顯了它的價值和地位。作為口述史學的創立者，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口述歷史檔案館的創辦人艾倫•內文斯（Allan Nevins）是一位政治史學者，他關注的訪談對象多是政界、商界的精英和社會名流，倡導通過搜集他們的口述資料，豐富和擴充文獻檔案內容，並以聲音的形式更多地保留歷史記錄。1961年，杜魯門圖書館首開美國總統口述歷史計劃，通過採訪政府政要、白宮管理人員、家庭成員等相關人物，為歷屆總統和政府搜集口述訪談資料，以挖掘和補充文獻記錄之外的原始資料信息。
直到1960年代中期，口述歷史研究者才開始重視並著手撰寫來自下層社會的歷史。“美國開始出現第二代口述史學家。他們不僅將口述歷史視為非傳統資料的一種來源，而且利用口述歷史方法來描述與賦權於那些沒有文字記錄的和在歷史上被剝奪權利的人群，進而超越第一代口述史學家所主導的精英訪談模式而擴展口述歷史的搜集范圍與視野。”[3]那些曾經被檔案資料忽視的平凡大眾、勞動階級、弱勢群體開始成為口述訪談的對象，他們不再是歷史中的默默無語者或抽象的數字，而紛紛成為了歷史的主角，將自己的經歷和記憶以口述史的形式記錄下來傳之后世。口述歷史的這種轉變或者可以稱之為顛覆性的革命，是在西方整個新社會史發展大背景下發生的，它並不簡單地表現為研究對象的轉換，而是隱含著歷史觀的變化。歷史是由誰創造的，誰才是歷史的主角？這是史學研究需要反復思考和不斷追問的話題。基於這種認識，口述歷史內容不斷拓展，廣涉社會生活史、家族史、婦女史、黑人史、勞工史、個人生命史等多個層面。今天西方的口述歷史，幾乎囊括了社會各個層次的人群，可以發揮的主題極其廣泛。“自下而上”、關注底層、讓大眾發聲，使口述歷史擁有了“人民性”這一值得稱道的主要特色。
盡管我國史學界對“社會史是什麼”尚沒有統一的認識，還存在著通史說與專史說的分歧，范式說與視角說的爭論。但是，從我國30多年社會史研究的實踐來看，一系列專題研究，基本揭示了社會史研究的主要內容和重點話題。中國當代社會史是中國社會史的當代部分，其研究對象的確定，很大一部分是近代社會史研究的延續。但同時，還有一定的范疇是中國當代社會所獨有的或變化極大的，后者的開掘需要與整個當代史研究狀況緊密聯系、綜合分析。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中國當代史（國史）研究才真正開啟，最初它是從中共黨史社會主義部分中分離出來的，多年來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史、外交史、經濟史等方面，尤其是對國家領袖人物和上層決策的研究比較突出，這與其斷代史的學科性質相差甚遠。因此，有學者積極倡導“把當代社會史提上研究日程”，認為“與當代政治史、當代經濟史和當代文化史的研究相比，當代社會史研究不但滯后，而且薄弱，是個亟須填補的空白。”[4]也有學者更加直接地指出，當代社會史雖起步較晚，在國史分支學科中最為薄弱，但依然是國史研究中新的生長點。[5]目前中國當代史之於社會史最需要的，一方面是研究領域的拓展，使其真正囊括當代中國歷史的方方面面﹔另一方面是多維的觀察視角，使其實現從多個角度全面、多層次地呈現國史的進程。有學者指出“國史可以說是斷代性質的全史，其中一個重要的內容就是寫社會和普通人的活動。……目前國史研究中，對黨和國家層面上的活動研究頗多，而對社會活動和狀況的研究則明顯薄弱。……隻有從國家與社會的互動中，才能寫出共和國的歷史全貌。”[6]面對當代史的研究現狀和社會史一起步便肩負的重要使命，厘清當代社會史的學科定位就顯得十分迫切。而一個學科的獨立性，除了表現在研究內容之外，它的研究視角、取向、方法也是十分重要的因素。
口述歷史在這方面為當代社會史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鑒，同時口述歷史的成果也使得社會史實現這樣的作為具有了可能性。從近年我國口述史著述來看，有關於“大躍進”、五七干校、“文革”十年、改革開放三十年等共和國不同歷史時期的回憶﹔有關於“土改”、“民主改革”、“上山下鄉”等重大事件的記憶追索﹔也有關於梁漱溟、老舍、浩然、舒蕪等文化名人，以及知青部落、農民工等普通人群體生活經歷的記錄。這些選題和歷史細節是以往當代史中欠缺的，映襯了社會層面的歷史變遷，為社會史研究注入了活力。作為中國當代史的分支史，我們可以這樣認識和理解中國當代社會史：從研究內容上來說，它以普通民眾的社會生活為研究對象，其研究重點一方面是展示各個歷史時期社會發展的真實形貌，另一方面要揭示社會組織、結構、制度變化的動因和規律，而其難點在於分析民眾心態、社會意識形態的形成和流變﹔從學科屬性上來說，它既具有繼承性，是中國古代、近代社會史的延續，又具有開放性，是以新中國建立為起點，正在進行和不斷發展著的歷史，由是觀之，它也是現實性最為突出的史學研究﹔從研究視角和立場上來說，它引用和借鑒社會學、人類學等學科的理論和方法，將“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的研究視角相結合，立足民間史料開展區域研究，以個案研究為基礎最終實現對整體史的全面認識和把握。帶著這些新鮮的治史理念和研究取向，當代社會史定將成為中國當代史中最活躍、最具發展潛力和前景的學科。它的學術意義和貢獻，以及它的現實功用，決定了它是中國當代史學科建設的有力支撐，更是學科發展的新動力和生長點。
二、生命敘事：當代社會史研究的路徑選擇
我們反對把社會史看出是邊角余料，或是“剩余的歷史”的簡單組合，這既是對社會史不公正的貶低，也與社會史長時段、整體研究、“解剖麻雀”的主張完全背離。當代社會史研究是以當代中國社會發展和變遷為主脈的社會歷史研究，一方面要突出有別於政治史、經濟史、文化史的主題，另一方面也要時時觀照與這些分支史相互交叉、滲透的諸多領域。然而，當社會史把觀察視角放低、縮微時，極容易陷入瑣碎和零散。我們如何能夠把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串聯起來，在平凡、蕪雜的瑣事中梳理出社會變遷的脈絡線索，進而揭示整個大歷史的主流呢？
借助生命敘事應該是一種合理、有效的方法，因為人是歷史的主體，無論偉人還是普通人都是歷史的創造者和承載者，他們在歷史中發揮著不同的作用，因而社會變遷也在他們的人生歲月中留下了層次不一的痕跡。恩格斯曾指出：“歷史是這樣創造的：最終的結果總是從許多單個的意志的相互沖突中產生出來的，而其中每一個意志，又是由於許多特殊的生活條件，才成為它所成為的那樣。這樣就有無數互相交錯的力量，有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而由此就產生出一個總的結果，即歷史事變”。[7]利用個體生命歷程來反映時代變化和探究社會問題，已經被很多人文社會科學學科所採用，口述史在這裡既被作為必不可少的研究手段，同時也是達到這種較高訴求的主要資料來源。盡管口述歷史的客觀性和真實性長期以來遭到傳統史學家的質疑，但它的鮮活靈動、形象感人也始終令抽象枯燥的文獻史料無法與之匹敵。更重要的是，這些故事講述的是他們自己的親身經歷，血肉豐滿、感人至深，在個體生命的講述中映襯出了宏大的社會主題。也就是說，它一方面重建了人民曾經活過的日子，另一方面又將個體與社會緊緊聯系起來。這是口述歷史的魅力所在，也是從年鑒學派到社會史代表人物查爾斯•蒂利（Charles Tilly）以來一直倡導的觀點，即社會史的核心內容是重建宏觀結構變遷中普通人民的歷史，將宏觀結構的變遷同人民的日常生活聯系起來考察，這也應該是中國當代社會史的研究旨趣所在。
那些源於記憶的生命敘事對當代社會史研究有著不可低估的研究意義和價值。其一，個體記憶中承載著時代的集體記憶。任何個人都不是孤立的存在，看似個人生命歷程的講述，表達的卻不只是個人生活的苦樂辛酸，而是一個家庭、一個群體、一個時代的共同經歷和命運。正如保羅•湯普森（Paul Thompson）所說的“口述史學憑著人們記憶裡豐富得驚人的經驗，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描述時代根本變革的工具。”[8]在生命敘事中，我們可以看到整個社會的變化，有時甚至可以反觀到自己的影子。其二，集體記憶一旦形成，會影響到人們的共同歷史意識，甚至影響到民族的認同感。口述歷史通過講述來喚醒人們的記憶，從而發現和揭示其中隱含著的社會關系、社會結構，以及群體的社會心理。其深層的價值在於重塑人們的記憶，從而加強或改變人們對歷史的判斷。《中國知青口述史》採制者劉小萌這樣評價十三位知青的口述：“希望緊緊圍繞這些典型人物的回憶，對那場運動和掩身其后的社會大背景，加以多角度的深度再現。”[9]正是在這些看似個別人物的微觀研究中，我們看到了歷史的洪流。這裡沒有直接的說教，更不是板起面孔的論理，而是把人們曾經活過的日子活脫脫地展示給人看，這才是歷史本應存在的形態，由此也才能打動人、吸引人、教育人。
2008年我採寫的口述史文本《從童養媳到勞動模范》，記述了一名普通婦女從舊中國的童養媳，到建國后在黨的培養下成長為省勞動模范的人生歷程。幾十年間她個人命運的變化十分曲折，而這些變化又無不與時代的變遷緊密相連，新中國很多重大歷史事件都在她的故事中有所呈現：
土改與合作化運動：
沈陽解放那天晚上，那雪下的大呀，白菜都凍到地裡頭了。一過了年，家家戶戶男的去開會，開會就寫牌子、木頭樁子，下頭就放糧，完了釘樁子，寫著姓氏名誰，分地。俺們家分了一垧（十畝）地，還分了三畝不好的，在壕溝外的墳圈那裡，隻能種蕎麥，這日子就好了。49年開春就自己種地了，求人換工差具（互助組的前身），你家有犁我家有馬，合著干。1952年成立初級社，55年冬天就走合作化道路了。開始入社，我二哥入了，我媽也入進去了，那都是自願的。那時候，有錢的不願意入，願意自個兒干。我願意入，到工作隊登記，人家告訴我：“你不行，才十五歲，不夠十六周歲，不到入社年齡。”我就說：“我今年不夠，那這冬天能干活嗎？你不得到明年才干活嗎？到了明年春天我不就十六歲了？就這麼給我寫上了，不兩天，就正式批准了，我就入社參加革命了。
入黨記憶：
1958年我就上大隊當隊長去了。大躍進起早貪黑地干，都得干到半夜，政策一下來，工作隊一來一宣傳，咱就帶頭呀，一干就干到半夜。那時心裡頭充滿了樂、興奮，怎麼干力氣也干不完，干什麼都高興。在地裡歇氣兒的時候，看見有塊糞，趕緊按到苗根底下埋上，也不嫌臟。……我是56年4月份入團的，1959年2月24日入黨。要入黨了，睡不著覺，高興得都掉淚，那種滋味比上老何家去的心情還復雜，不知道是樂還是難受哇。總覺得一天書沒念過，苦出身，做童養媳出身，一點文化沒有，一下子就要成為一個中國共產黨黨員了，我也整不好那滋味，那激動勁。宣誓那天，來我們公社開的宣誓會，一看到那黨旗挂出來，眼淚就止不住似的，瞅瞅主席像，瞅瞅黨旗，就是一個高興、激動，沒有話說。就尋思一個給人家當童養媳的，今天站著講話跟個人似的了，揚眉吐氣了。我心裡總是暗想要嚴格要求自己，黨員就得像個黨員樣子，做出個表率出來。
“文革”時期的鄉村干部：
“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我就挨批斗了。罪狀還挺多呢，主要罪狀就是抱著劉少奇大腿不放，破壞民兵連，教育青年扎根農村干革命，自己卻找個軍官跑了。再一個，就是這兒開會那兒開會，在家勞動少。其實呢，那時規定，大隊干部每年必須勞動120天，我每年都超，可誰給你証實呀？當時王登雲是大隊書記，我是副書記，開除他黨籍，讓我簽字我沒簽。我說：“不行，開除他就得開除我，一切事都是經我們三個支委決定的。”他們沒辦法就走了。他們找不出事兒，能查出錯嘛？分房場，王登雲書記那房場，院裡頭有墳，還有棵小榆樹。我那房場，偏臉子，坡兒，完了咱自個兒墊，好房產都給社員了。王登雲家裡五個孩子，生活可困難了，但公家的便宜一點不佔。秋天生產隊分白菜，地頭馬踩、碾子軋、扒拉棵的不好的白菜分給大隊干部，然后分小隊干部，最后那好的才分社員。社員為啥佩服你，就在這。
老勞模的晚年境遇：
2003年，我聽說《沈陽日報》登了一則消息，說給勞模補助，我這心裡挺盼望又挺不好意思。這事不管真也好、假也好，黨還想著咱們，還給錢，我覺得這是挺討愧的事。2004年，農電局來通知，讓我到市工會去領2000塊錢補助。我身體不好，老伴和妹夫替我去領的。結果到那一查，我是五十年代的勞模，給了5000塊錢。你瞅這5000塊錢拿回來，我就哭上了。我就尋思啊，黨還想著我呢，還一個勁地給錢。我現在的錢就夠花了，因為我工資低，都給補助兩回了，退休時110塊零3毛，那年補了200多，后來又補助了100多。一個勁地給錢，我的心裡可真不好受。這些年也不為黨工作了，一點余熱也不發揮了，你看張成哲和尉鳳英這些老勞模，人家還在工作，還在做對社會有益的事情。你說我現在啥工作也不做了，黨給的錢還拿，真不好意思啊！
中國當代社會史首要任務是深入細致地呈現1949年以來中國社會的發展歷程，再現人們平凡而真切的生活時日，其次是在相鄰學科的碰撞中尋找闡釋問題的理論和角度，針對當下社會問題，給予歷史的分析和判斷，惟其如此才能在學術交流與整合中顯示其應有的學科地位，並避免曾有學者批評的，由於一味地迎合社會學“導致社會史變成了‘社會學’的‘歷史投影’。”[10]碎片化是近年來社會史研究中出現的突出問題，它實質反映出的是，如何處理微觀個案研究與宏觀整體洞察，展示歷史細節與運用理論分析的關系問題。口述歷史的研究實踐証明，這兩者不僅不是相互矛盾、不共戴天的，而且隻有既兼顧又結合，才能夠結出好的成果。細節是歷史的血肉，沒有細節歷史勢必顯得空泛，但拘泥於細節的堆積或利用細節肢解歷史，就難以給人以歷史整體感，甚至誤導人們對歷史本質的認識。從細微處著手和切入，時時牽引和昭示著重大的歷史事件和背景，最終落腳於對歷史原因、經驗和規律的把握，這才是中國當代社會史研究應該做和必須做的工作，也是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給予我們的重要啟示。
三、多學科交叉印証：當代社會史研究的深度拓展
作為一種研究方法，口述歷史被史學、社會學、人類學、教育學、社會醫學等多個學科研究所應用，雖目標指向各有不同，採寫手段同中有異，但“搶救活史料”的客觀效果卻為多角度的當代社會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考線索和分析文本。歷史學與社會學等其他社會科學的關系好比是消費者和生產者。“在科學面前，歷史的地位本質上是寄生式的。歷史學家借用了人類學、社會學、心理學的一般通則，以便順利完成他們的任務：協助我們理解過去。”“從社會科學中汲取理論的史學作品不斷拓寬、加深了歷史探索的范圍，於是史家以往不曾考慮的問題浮現了，而過去一直忽視的主題也紛紛躍出。”[11]這種判斷對當代社會史研究來說可謂恰切適宜，也就是說，多學科共同參與的口述史制作，豐富了史學研究的內涵，滋養了當代史研究的問題意識。
社會學視域下的口述史最為典型的是，孫立平和郭於華共同主持的“二十世紀下半期中國農村社會生活口述資料收集與研究計劃”。此項研究已經進行了十余年，他們先后在華北的西村、陝北的驥村、東北的石灣和西南的柳坪進行了長期調查研究工作，在搜集到的大量民間歷史資料的基礎上，記錄了革命與宏觀歷史變遷背景下農民的日常生活形態，揭示了土改、合作化、人民公社、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文化大革命”乃至改革開放等不同歷史時期鄉民社會生活的變化，以及他們對於這些經歷的感受、記憶、講述和理解。這項基於社會學和人類學的口述史研究，突出了社會史研究的兩個轉向：由精英的歷史轉向普通民眾的歷史﹔由政治的歷史轉向日常社會生活的歷史。正如研究者所言：“既然無論從理論還是實踐層面, 婦女都是中國社會革命性變革的參與者和重要動力, 她們當然也應該是這一歷史過程的言說者和解釋者。然而, 在正式的歷史和革命史記述中, 她們的經歷和感受, 她們的所思所想, 她們的記憶和講述卻往往無聲無息, 她們的故事成為一種歷史中視而不見的缺失。她們沒有歷史, 或者至多隻有由他人代言的女性歷史。”[12]如果我們進一步探究其深入村落收集口述史料的目的就會發現，他們意在通過“訴苦”這種記憶的追溯，重現“土改”的“真相”，並以此來豐富對“革命”、“斗爭”和“社會動員”等理論問題和觀念問題的認知與理解。[13]
與上述研究相似的是由民族學和人類學者李紹明、王銘銘和楊正文等主持的“西南地區‘民主改革’口述史調查計劃”。此項研究2006年10月啟動，調查地點集中在“藏彝走廊”地區，主要針對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壩羌族藏族自治州和涼山彝族自治州的民主改革，通過口述史的形式訪談了10位曾經參與或親歷“民主改革”的老人。他們當中有西南地區第一批民族研究者，有親歷“民主改革”第一線的民族工作者，有參與“民主改革”決策的政府官員，有當地頭人的管家，還有曾經在當地土司與人民政府之間擔任翻譯工作的人員，以及經歷過“民主改革”的喇嘛和一般百姓。口述史之所以成為必要，就在於“關於‘民改’的起因、過程、結果，正式的文字記載至為大而化之，未能充分展現這個深刻影響了少數民族政治、經濟、社會生活方方面面的‘活生生的歷史動態’。而側重於口述史，也使我們能夠將一個歷史大事件放在不同人物——如土司、民族學家、工作隊員、士兵、干部、商人、百姓——的人生史中考察，從其在人物人生史中的地位，來反觀‘民改’的歷史相貌。”其更為深層的訴求在於，要想真正理解“中國這個包含不同社會的社會”的空前變局，“口述史、口承傳統、人生史這些活生生的歷史是根本。”[14]
如果說社會學和民族學的研究意在破解歷史真實之“相”，那麼由首都醫科大學師生完成的赤腳醫生時期口述史，[15]則直指赤腳醫生現象對當前首都農村衛生工作的啟示。從1965年冬天開始，北京共為各郊區縣農村人民公社生產大隊培訓了5000多名半農半醫的“赤腳醫生”，70年代京郊“赤腳醫生”已達到1.3萬余人，為農民提供防病、治病、婦幼保健、計劃生育等服務，直至1985年，衛生部開始對赤腳醫生進行業務考核，改稱“鄉村醫生”。這項研究通過現場調查、人物訪談等方法，從衛生部門管理者、赤腳醫生和受益群眾三個層面，反映了當時農村醫療衛生狀況、衛生管理、合作醫療、赤腳醫生行醫和教育培訓、醫患關系，以及有關的社會政治背景、經濟制度和村落文化。其價值不僅在於回顧與梳理了赤腳醫生在我國醫療衛生史上書寫的奇跡，更在於可以透過這被譽為“以最少投入獲得了最大健康收益”的“中國模式”，為當前探索農村醫療衛生體制改革、完善農村醫療衛生服務體系提供借鑒和啟示。
上述幾例雖專注於各自學科命題的解讀，但其生動、細膩的口述史資料無疑是中國當代史研究的寶貴資糧，它們不是散落於民間的可有可無的片段故事，而是承載了共和國生命歷程的集體記憶。這些基於對某一區域或多個個案細致、完整、全面的記錄，蘊含著帶有普遍意義的當代社會變遷問題，也是社會史可以參與多學科討論對話並為現實問題的解決提供歷史依據的前提和基礎。口述史的實踐証明，邁向田野、問詢民間是當代社會史研究獲取史料、開掘研究問題、理解中國社會的有效途徑。當代社會史雖時間跨度不長，但新中國建立后中國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改革開放前后兩個三十年人民生活日新月異，隻有把這些從日常起居到社會心理，從民風民俗到社會結構的巨變都如實記載和深度詮釋，中國當代社會史才真正是人民的歷史，才能更好地發揮史學資政、育人、護國的功能。正如英國社會史學家塞繆爾（Raphael Samuel）所說：“社會史的活力在於它關心的是真實的生活，而不是抽象的概念，著眼於普通老百姓，而不是權貴名流，側重於日常事物，而不是聳人聽聞的重大事件。”[16]在艱巨的任務面前，口述歷史是中國當代社會史的重要基石和源泉，因此，充分開發和利用口述歷史是中國當代社會史研究的必然選擇。
參引文獻：
[1] 定宜庄：《老北京人的口述歷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版。
[2]〔美〕唐納德•裡奇著，王芝芝、姚力譯：《大家來做口述歷史》，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版，第2頁。
[3]轉引自楊祥銀：《當代美國口述史學的主流趨勢》，《社會科學戰線》2011年第2期。
[4]田居儉：《當代社會史是國史研究亟待拓展的領域》，《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報》2008年3月25日。
[5]朱佳木：《努力建構中國當代社會史學科》，《當代中國史研究》2011年第6期。
[6]楊鳳城：《關於國史研究的幾個問題》，《當代中國史研究》2001年第3期。
[7]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8頁。
[8]轉引自沈固朝：《與人民共寫歷史——西方口述史的發展及對我們的啟發》，《史學理論》1995年第2期。
[9]劉小萌：《中國知青口述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8頁。
[10]王先明:《新時期中國近代社會史研究評析》，《史學月刊》2008年第12期。
[11]辛西亞•海伊：《何謂歷史社會學》，S.肯德裡克等編、王辛慧等譯，《解釋過去，了解現在——歷史社會學》，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7、33頁。
[12]郭於華：《心靈的集體化：陝北驥村農業合作化的女性記憶》，《中國社會科學》2003年第4期。
[13]郭於華、孫立平：《訴苦：一種農民國家觀念形成的中介機制》，景天魁主編：《中國社會學年鑒1999—2002》，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9—51頁﹔方慧容：《“無事件境”與生活世界中的“真實”——西村農民土地改革時期社會生活的記憶》，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編：《中國社會學》（第二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83—371頁。
[14]王銘銘：《口述史•口承傳統•人生史》，《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08年第2期。
[15]呂兆豐，線福華，王曉燕主編：《碧流瓊沙——赤腳醫生時期口述史》，北京燕山出版社2010年版。
[16] 轉引自徐浩、侯建新：《當代西方史學流派》，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132頁。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副研究員）
原載：當代中國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