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安參加整風運動

《延安整風報告》（油畫）

回延安途中

1941年10月，我奉命從重慶回延安。和我一起回延安的八路軍重慶辦事處的一批干部中，有南方各省參加七大的黨代表，還有一些去延安學習的同志。我們分乘四輛大卡車，押車的是龍飛虎同志。由於政治環境很壞，沿途行徑非常艱苦，國民黨到處設卡，阻擋我們。離重慶以北150華裡有一個地方叫青木關，是出入重慶北面的門戶，國民黨軍隊在這裡設卡，過往行人一律嚴加檢查。由於周恩來同志親自送我們過青木關，國民黨特務不敢胡作非為，我們較順利地通過了青木關卡。

“雙十節”這天我們到了成都，這天是中華民國成立紀念日，是當時的“國慶節”，晚上全城提燈游行，我們的汽車在街上串來串去，找不到出路，串到天亮才出了成都城。從成都往北前進，經過棧道，到了劍閣，“劍閣天下雄”名不虛傳，盤山路又窄又曲折，傍山險路懸崖絕壁，危險得很。越過秦嶺來到寶雞，國民黨特務機關把我們的車扣留了兩個晚，對我們一個一個地檢查，我們就打電報給八路軍西安辦事處，葉劍英同志聞訊趕到寶雞，經過一番交涉才放我們過去。但有一個人被留下了，就是白崇禧的私人醫生周澤昭，他是一位醫術很高明的外科醫生，在桂林時就跟中國共產黨有聯系。特務發現了周醫生，就把他留下弄回去了（后來他還是到了延安）。被動員到延安去的醫生有好幾個，其中有一位是我在貴州認識的醫生，叫李志中。他愛人是護士叫沈元暉，他們一起到了延安。

在黨中央機關工作

回到延安的第二天，組織上就分配我到中央辦公廳秘書處工作。中央辦公廳由任弼時和李富春同志負責，秘書處長是王首道同志。我協助王首道同志工作，主要負責黨的機密，還有一項任務是為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的會議做記錄。當時由首道同志和我輪流做記錄，誰有時間就誰去。1944年11月王首道同志離開延安，和王震同志一起率領三五九旅南下，我接任秘書處長，為中央做記錄的工作就由我一個人承擔了。秘書處下設6個科室：機要科、材料科、電訊科、文書科、交通科、速記室。秘書處還辦了幾個刊物，有一個編輯委員會，成員有任弼時、李富春、王若飛、王首道、李華生（電訊科長）和我。我主要負責編輯《黨務廣播》，另外《中央電訊》、《中央通信》、《支部生活》等是電訊科管的，所謂《黨務廣播》就是把關於黨務方面的材料，黨的中心工作，每個根據地后方、前線的情況、工作經驗，用電報的形式發到全國各地，發給全黨。有的提供給新華社廣播電台，向全國全世界播發。《黨務廣播》現在中央檔案館還保存著一部分，當然是很不全的。

電訊科經常收到全國各地，主要是敵后抗日根據地黨組織用密碼發給黨中央的報告，內容非常豐富而且重要。有一次，我要李華生同志給電訊科密家凡同志一個任務，編寫一篇關於揭露日本侵略者對我抗日根據地進行蠶食掃蕩、實行“三光”政策的稿子，小密把各根據地給中央報告中的情況加以分析綜合，寫了一篇很好的文章，我把它發給了全黨，新華社廣播電台也播放了。有些材料，是我黨同國民黨蔣介石進行斗爭的有力依據，是宣傳抗日反對投降派的有力武器，我們把它整理好發到八路軍、新四軍各地辦事處。董必武同志在重慶同國民黨蔣介石作斗爭，動員大后方的廣大人民抗日就很需要這方面的材料。1943年8月有兩份《黨務廣播》發往重慶給董老：一份是《共產黨抗擊全部偽軍概況》，一份是《國共兩黨抗戰成績比較》。在《共產黨抗擊全部偽軍概況》中指出：“全國偽軍62萬余人，大部分為國民黨軍所偽化，其中90％（56萬人）以上為共產黨所抗擊，國民黨對之一槍不打。”《國共兩黨抗戰成績比較》以具體事實揭露了國民黨蔣介石消極抗日的真實面目，說明：共產黨抗擊了全部侵華日軍共36個師團，60萬人的58％（35萬人），國民黨僅抗擊了42％（25萬人），共產黨抗擊了偽軍62萬人的90％以上（56萬人），國民黨僅牽制偽軍不足10％。

這些刊物，也是整風准備工作的一部分。

參加整風運動

1942年，我黨開展了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整風運動。2月1日，毛澤東同志在黨校開學典禮上作了《整頓黨的作風》的報告，2月8日在延安干部會上發表演講《反對黨八股》，連同在1941年5月發表的《改造我們的學習》共三篇文章，是毛澤東同志關於整風運動的基本著作。毛澤東同志講得很清楚，“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這就是整風的任務。1942年6月8日，黨中央發出了《關於在全黨進行整頓三風學習運動的指示》，從此在全黨開展了以整頓三風為任務的整風運動。中央成立了三人領導小組：毛澤東、任弼時、王稼祥。

整風的目的是為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作准備。我黨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是1928年6月在莫斯科舉行的，到1942年已經有14年的時間沒召開黨的代表大會了。這十多年中，我黨經歷了艱苦曲折的歷程，黨的組織遭到很大破壞，紅軍遭到極大的損失，全黨的思想也比較混亂。黨中央決定利用抗日戰爭相持階段的空隙，即日本侵略者沒有力量進攻我們，我們也還沒有足夠的力量反擊日寇，雙方相持，保持現有的陣地，把前方各地的干部集中到延安黨校學習，進行整風。整風就是通過學習文件，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總結歷史的經驗，以達到統一全黨思想的目的。

在組織上，首先是整頓中央黨校。毛澤東同志親自擔任了黨校校長，並把中央黨校分為四個部。即“黨校第一部”，學員是高級干部和七大代表﹔“黨校第二部”，學員是地師級，以及團級領導干部﹔“黨校第三部”是培養馬列主義理論干部﹔“黨校第四部”的學員，是文化較低的干部。他們在中央黨校，首先參加了整風運動。“實事求是”就是在整風運動中提出來的，中央黨校校訓“實事求是”四個大字，就是毛澤東同志的親筆題詞。為了搞好整風學習，從中央到基層都成立了學習委員會，中央是總學委，毛澤東同志總負責。中央辦公廳秘書處學委成員有王首道、我、李華生、李金德、曾三等，王首道同志總負責。

整風運動的發展過程，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學習整風文件，提高干部思想認識。規定學習22個文件，高級干部專門學習《六大以前》、《六大以來》，研究黨的歷史上“兩條路線”斗爭，總結歷史經驗。5月2日一23日，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后，即以學習《講話》為中心，進行人生觀的教育，進一步提高了干部思想水平﹔第二階段，理論聯系實際，主要對各種錯誤思想和自由主義進行批判﹔第三階段，審查干部。這次整風運動很民主，沒有抓辮子、打棍子的現象，真正做到了暢所欲言。

整頓黨風主要是反對宗派主義，特別是山頭主義，現在叫“派性”，當然“派性”不是革命的，像“文化大革命”時期的資產階級派性。而那時山頭主義還是革命的，是不自覺形成的，是由於歷史的原因和戰爭環境造成的，各根據地被敵人封鎖切割，互不聯系，這樣很容易形成山頭。敵人佔據著大城市，當然我們隻有佔據山頭打游擊戰。山頭有井岡山、太行山、大別山、五台山、五夷山等等。“山大王”佔據著山頭，有的山頭別人插不進去，考慮問題，處理事情非常缺乏全局觀點，隻從本山頭的利益出發，這就是山頭主義。我們的黨，我們的軍隊，當時確實存在著比較嚴重的山頭主義，這個地方的干部調到那個地方去工作就不行。新四軍就是由湘鄂贛、閩浙贛、海陸豐、湘鄂西、鄂豫皖等根據地的軍隊組成的，就是新編第四軍。為什麼叫“新編”？因為北伐戰爭時有一個第四軍，李濟深為軍長，后來是張發奎為軍長，我黨派出的葉挺則擔任第四軍獨立團的團長。抗日戰爭時期組成的新四軍，葉挺任軍長，由於他剛從德國回來，尚未回到黨內，屬於統戰人物，蔣介石也比較容易接受。皖南事變后，陳毅同志為代軍長，劉少奇同志為政治委員，張雲逸為副軍長。新四軍由很多山頭組成，如果不反掉宗派主義，這支軍隊怎麼打仗，怎能團結到一起呢？

整頓學風，就是反對教條主義，當時教條主義的代表人物是王明、博古。教條主義者就是本本主義，照抄照搬蘇聯經驗，搬馬恩列斯的本本、生吞活剝，講起話來引經據典，但並不理解其精神實質，只是會背誦一些詞句概念，開口就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怎麼講的，我們的黨員大多是工農出身，本本知識很少，沒有什麼理論，很容易做教條主義的俘虜。特別是一些青年學生，聽了感到很新鮮，很帶勁，而聽毛澤東同志的報告反而不大感興趣。王明、博古、凱豐等人，根本沒接觸中國革命的實際，講起話來，隻會引用馬列主義的一些詞句，空洞無物，實際對馬列主義也不真懂，隻不過是用馬列主義的一些詞句嚇唬人。要指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不反掉教條主義，不把馬克思主義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實際相結合，是不可能的。

整頓文風，就是反對黨八股。八股調是清朝時考秀才的一種作文格式，我們黨當時的文風是一種新八股，講話、寫文章都是從國際形勢開始，其次是國內形勢，一整套形式主義的東西，空洞無物。王明的一篇典型文章叫《為中共更加布爾塞維克化而斗爭》，不是講實際斗爭，不是有什麼寫什麼，而是生搬硬套，矯揉造作。封建主義統治者用八股調來束縛人們的思想，為的是不讓人民起來造它的反﹔教條主義者用這種八股調來僵化人們的思想，脫離實際。

在延安整風運動中，也提出“反對經驗主義”，實際上是對著周恩來同志的，周恩來同志當時很誠懇地作了自我批評，作了檢討。由於形勢的發展，需要周恩來同志工作，就沒有深入地“批判”他。當時要做統戰工作呀！不僅是國內，還要在國際上搞統一戰線，爭取國際援助，這個工作非這位全才周恩來同志不可，因此經驗主義沒有深入反下去。

在“整風運動”的第二階段，大家認真學習文件，聯系實際來提高思想覺悟，熱心地幫助有思想錯誤的同志，積極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對待犯有錯誤的同志，堅持了和風細雨、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的方針，不論是比較正確地執行了中央路線和方針政策的同志，還是犯有錯誤的同志，都解決了思想問題。錯誤非常嚴重的王明，他不承認錯誤，總是把責任推給“共產國際”，他說：“那些東西不是我們的，而是共產國際的指示。”就是對王明這樣頑固堅持錯誤的人，也沒有斗他，堅持擺事實講道理，把他的問題嚴肅地指出來。后來王明要求去蘇聯治病，黨中央照樣同意他去了。

整風學習開始強調民主，號召大家提意見，即使是錯誤的意見，也不立即反駁。可是不久，在某些單位出現了對錯誤思想開斗爭大會。中央黨校也召開了斗爭大會。在邊區高干會上檢查邊區過去歷史經驗教訓時開展了“清算錯誤路線”的斗爭。

1942年10月間，毛澤東同志在邊區高干會上講話，指出整風不僅要弄清無產和非無產（半條心的），而且要弄清革命與反革命（兩條心）的問題，提出“要注意反特務斗爭”。1942年12月，運動進入到第三階段，出現了不正常的現象，審查干部搞極左與反特斗爭混在一起。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作出決定，在整風的同時進行一次普遍的審查干部運動。審干本來是正常的事情，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國民黨反動派妄圖消滅共產黨、八路軍，通過各種渠道往延安派遣特務，搞我們的情報。為了純潔我們黨的隊伍，消除異己分子，防止敵人鑽進我們內部來搞破壞，為了不讓敵人的破壞陰謀得逞，審干完全必要。但是不能亂審查呀，要有事實，不能毫無根據地猜測呀，說什麼這裡黨是假的，那裡的組織也是假的，這個地方的黨是國民黨發展起來的，那個地方的黨也是國民黨發展起來的，國民黨搞什麼“紅旗政策”，說是這些共產黨是“打著紅旗反紅旗”等等。在康生極左思想指導下，審干越搞越厲害，搞逼供信，搞得人人自危，最后發展到搞“搶救運動”，就是說你這個人已經是叛徒、是特務了，要把你挽救過來，名義是“搶救”，實際上是捕風捉影，逼供信、車輪戰、疲勞戰，整得你沒辦法，隻好承認“我是叛徒”、“特務”。這樣就成了特務如麻。1943年4月，搞出了所謂“陝南、甘肅、河南、湖北、隴海等特務案”，其中有個河南的共產黨員叫張克勤，被逼得沒辦法，就編造了一套謊話，說他成立了“紅旗黨”，如何發展黨員，如何打進共產黨內部等等，於是，似乎各地都有“紅旗黨”，是國民黨的紅旗政策。不得了啦！張克勤卻用這一套過了關，不但不再斗他了，還請他到處去作報告現身說法，騎上高頭大馬，到處給他吃大米飯、好菜。當時氣氛很緊張，搞得特務如麻，草木皆兵，所以亂捕亂殺的現象也產生了。

1943年7月15日，康生在楊家嶺中央大禮堂作了“搶救失足者”的報告，於是在延安、在陝甘寧邊區進一步掀起了“搶救運動”，大搞逼供信、車輪戰、疲勞戰，那個厲害勁難以形容，整得你暈頭轉向，沒辦法，隻好“算了，去他的”，承認是“特務”，是“叛徒”。記得在楊家嶺禮堂“搶救”一名年輕的女同志，她叫小余，是蔡暢大姐領導的中共中央婦女工作委員會的工作人員，是河南人，還不到20歲，說她也參加了“紅旗黨”，頭天晚上開大會一直搞到第二天天亮，非說她參加了“紅旗黨”不可，她死也不承認。大會不斷高呼口號，也有謾罵的。主持會的人說：“你不說，我們有証據，不坦白加倍治罪。”小余說：“有証據拿出來吧！”吳玉章同志當時正在病中，聽說了這件事，他拄著一根棍子來到會場，他完全出於好心，哭著說：“小余呀，你就承認了吧。”小余很是感動，沒辦法就說：“好，我承認，我是參加了紅旗黨，是特務，來延安是搞破壞的。”好了，這一下算是解脫了，從寬處理。搶救方式很多，有勸說、控訴、個別談話、大會小會批判等，結果很多人被迫“坦白”了自己的“問題”。在楊家嶺，“青委”有一青年人，是清華大學的學生，叫什麼忘記了，他也是從敵佔區到延安來的，看到到處搞逼供信，他害怕，就自殺了。有的也被抓了起來。

在“搶救運動”中，我們中央秘書處總算是健康的，沒有發生大問題，王首道同志是比較穩的，他主張不實的東西不要輕易下結論。但個別同志也受到了懷疑，如當時秘書處的密家凡同志，他是湖北地下黨送來的七大代表，由於七大一時開不成會，就調他到中央秘書處來暫時工作。這個同志思想活躍。在大搞逼供信的情況下，有人咬他，說他是“特務”。於是他成了“失足者”，在秘書處的學習會上，大家“搶救”他，給他提出一連串的問題，讓他回答，有些問題提得很離奇，甚至是推理推出來的，如說，“你在白區工作，你被特務、內奸包圍得水泄不通，你一定叛變當了特務。”小密很年輕，他就反駁。我覺得他駁得很有道理，所以我在會上幾天沒發言。后來，在半夜裡社會部派來一輛馬車把他抓走了，關在“西北公學”，就是康生的社會部的一個學校裡，第二天早晨小密不見了，才知道被抓走了。我是長期做組織工作的，比較清楚組織工作的特點和方法。我對那樣搞有些想法，認為不對頭，但不敢說。

另外，還“搶救”過柯慶施，他是統戰部副部長，部長是王明。柯慶施同志很早就在蘇聯，傳說他是我們黨惟一見到過列寧的人。不知道是什麼人在中央大禮堂的石頭牆上寫了“柯慶施是特務”幾個字，在一次大會上，被發現了，康生等人也不調查研究，就立即搶救起來了。鬧得柯慶施不知所措，他的愛人得知柯被搶救，就投井自殺了。我們都不知道，第二天早晨起來發現每口井都加了木蓋加上鎖，這才知道這事。后來幸虧中央發現是錯誤的，很快糾正了。

后來大家慢慢地對這個搶救運動懷疑起來了，看到這樣搞不對頭。我們中直機關黨委書記是李富春同志，我也是委員，都發現這樣搞不對頭。怎麼收場呢？轉個彎子，把搶救運動改為“自救運動”，就是說自己有問題自己交待，這實際上就是“搶救運動”收場了。毛澤東同志最后總結了“一個不殺，大部不抓”、“嚴禁逼供信”兩條方針的經驗。這兩條方針對整個解放區是重要的，當時各根據地也搞整風運動、審干運動，要是沒有這兩條方針，把根據地搞亂，問題就更大了。從黨的歷史看，在蘇區也有類似“搶救運動”，造成了嚴重的肅反擴大化，傷害了很多好同志。

中央紅軍到達陝北之前，陝北也搞了一個肅反運動，是高崗他們搞的，也是“左”得很，把劉志丹同志抓起來了，幸虧長征勝利，中央紅軍到了陝北，毛澤東同志知道了，才派周恩來同志把劉志丹同志放出來，再晚一點劉志丹同志就會被殺害的。周恩來同志跟我說過，志丹同志是在戰場上犧牲的，本來他是高級指揮官，沒必要去沖鋒陷陣，他就是為了洗刷自己，証明自己不是什麼特務，寧可沖鋒陷陣犧牲自己，所以莫明其妙地沖了上去，犧牲了。沒有這個肅反運動劉志丹同志也不致於犧牲。“陝北出了個劉志丹”，這是陝北民歌唱的歌詞。陝北是很重要的，二萬五千裡長征在歷史上寫下了光輝的篇章，但沒有陝北根據地，就沒有長征的落腳點，紅軍到陝北時隻剩下3萬人，如果沒有這個落腳點，這3萬人能否保住還是個問題，那就無家可歸了。陝北也是抗日戰爭的出發點，所以陝北被稱為“革命聖地”。毛澤東同志用“落腳點，出發點”，來概括陝北根據地的重要性是非常正確的。

審干、“搶救運動”，這些“左”的東西不僅在延安，早在江西中央蘇區也搞了，叫“AB團”﹔洪湖地區、鄂豫皖也搞了，叫揪“改組派”。江西蘇區我沒身臨其境，但很多同志跟我講過，一個支部開會，都到齊了，突然保衛局把會場圍住，將人抓去審問，非法用刑，殺害了不少革命同志。

那時也搞株連。一個人總要有些社會關系，家屬、親友、同鄉、同學等，一個受審查，株連一片。真是“左”得很，很多同志參加革命，沒死在敵人的屠刀之下，卻死在自己人的手裡。我們中國革命的代價大啊，非常之大，大得不可估量！我們黨內這種互相殘殺的教訓非常沉痛。所以說，我們黨的歷史上，除陳獨秀的右傾、王明的先“左”傾后右傾以外，大多數犯錯誤是“左”傾，至今“左”的殘余也還沒肅清，運動一來誰敢說話呢？說了就是右傾。

延安整風運動后期極左的“搶救運動”很快被黨中央糾正了，毛澤東同志指示“搶救運動”停下來，轉個彎子把“搶救運動”改為“自救運動”。1943年8月15日中央通過了《關於審查干部的決定》，提出9條方針，即“首長負責，親自動手，領導骨干與廣大群眾相結合，一般號召與個別指導相結合，調查研究，分清是非輕重，爭取失足者，培養干部，教育群眾。”反對“逼供信”的主觀主義的錯誤做法。10月9日，毛澤東提出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的方針政策。這樣才把這場運動停下來，最后一審定，全是假的，連張克勤也沒有問題。黨中央及時地做了善后工作，給被審查受迫害的同志賠禮道歉。毛澤東同志有一次去黨校講演，我陪他一起去，我親眼看到，在講到“搶救運動”時，他脫下帽子，深深地鞠了一躬，向被“搶救”的同志表示道歉。這種實事求是的作風，使在場的同志非常感動，至今記憶猶新。

延安整風運動，雖然中間有一個審干的搶救運動的插曲，傷害了一些同志，但總的來說，整風運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事實上整風運動是中國共產黨黨史上一次偉大的學習運動，通過這次整風大大地提高了全黨的馬列主義理論水平，提高了識別能力，使廣大黨員認識了什麼是正確路線，什麼是錯誤路線，什麼是符合馬列主義的，什麼是違反馬列主義的。全黨對山頭主義認識比較清楚了，看到了它對革命事業的危害性。有這種思想的人，感到不合法了，沒有市場了，見不得人了。從而山頭主義得到了很大的糾正和克服﹔主觀主義，教條主義更是沒有市場了。全黨明確了要指導中國革命到勝利，必須使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實踐相結合﹔黨八股從此使人見了就討厭、就抵制，一種新的文風在全黨開始形成。當然，這些非馬克思主義的東西，要一下子完全去掉也不可能的。蘇聯有一本小說，叫《前線》，講的是蘇聯反法西斯戰爭中，斯大林反主觀主義、反教條主義的故事。小說中一個前線的高級指揮官，名叫哥爾洛夫，他是保守思想的典型代表，被斯大林撤職了﹔另一個叫客裡空，是教條主義的典型，夸夸其談不干實事，是一個受到了各方面的批判和鄙視的知識分子。這本小說，當時配合整風運動當作教材學習，對干部教育意義很大。那時候，每個人一提“哥爾洛夫”，誰都懂得是批評主觀主義的代名詞，一提“客裡空”就知道是指代表講空話的知識分子。

整風運動的成績是偉大的，為我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勝利召開奠定了基礎，為中國革命勝利的到來准備了條件。

（摘自：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資料》，中共黨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