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繩對近代中國的個性化解讀

作為著名的近代史專家，胡繩發表過大量有主流意識形態特征又兼具個性的近代史著作，追根溯源，他的敘事手法和解讀歷史的方式，都源於其《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

《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胡繩著

最近，重讀了胡繩的《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一書。這本小冊子1948年在香港生活書店首次出版，后在北京多次再版，被譯成英、俄、德、西班牙以及日文出版，其影響力由此可見。這本小冊子貌不驚人，卻以宏大敘事手法比較全面深入研討1840年之后的中國政治，對於這段歷史給予了非常個性化的解讀。

為什麼說《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是胡繩的代表作

1949年后，胡繩長期擔負理論宣傳責任，繼續中國近代史研究。1950年代發表《中國近代史提綱》、《中國近代歷史的分期問題》等，既具個性化又兼具主流意識形態特征。其實，追根溯源，胡繩的這些解釋，都來源於《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

《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不僅是胡繩的成名作，也是中國意識形態的重要基石之一。胡繩在這本書中所要說明的主題隻有一個：帝國主義怎樣在中國尋找和制造他們的政治工具，他們從中國的反動統治者與中國人民中遇到了怎樣不同的待遇，一切政治改良主義者對於帝國主義者的幻想曾怎樣地損害了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等等。

在北京第六版序言中，胡繩描述了這本書的寫作背景。他說，1947年的中國，是中國政治大變動的前夜，共產黨領導的戰爭已經進入一個偉大的轉折時期。這就像毛澤東1947年12月在《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中所說的那樣：“這是一個歷史的轉折點。這是蔣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統治由發展到消滅的轉折點。這是一百多年以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由發展到消滅的轉折點。”胡繩的《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實際上是按照毛澤東這個提示，解釋一百多年來帝國主義與中國的關系，是與現實政治緊密聯系在一起的。

由於歷史條件的制約，胡繩的這本書隻寫到1924年，而且由於作者當時還是一個非常年輕的學者，具有青年寫作者的普遍弱點，掌握的資料也非常有限，時間也比較匆忙，因而疏漏以及論述不充分在所難免。評論界對這本書有褒有貶，在充分肯定其原創性的同時，也善意指出其主要缺點，即對社會經濟條件缺少必要分析，因而對於所要處理的主要問題，帝國主義各國對中國的統治和中國社會各階級與外國帝國主義之間的關系，沒有深入地從經濟條件上給予說明，只是做一些概念化分析。

胡繩怎麼看待近代中國問題產生的原因

胡繩認為，近代中國全部問題就是因為西方勢力東來，而西方勢力東來，主要因為產業革命。在他看來，英國人十八世紀之前在東方還是比較規矩，雖然所到之處，對於過著落后經濟生活的人民進行搶掠以及其它暴行，但對於遠東這個具有悠久歷史文化傳統的大帝國還是心有畏忌，不敢太過放肆，隻在可能范圍內進行掠奪、欺詐性貿易。但到了十八世紀中葉之后，英國人的做法就不同了，新型工業資本家憑借巨大財富、實力向外拓展，好像他們此時隨著技術手段改進，生產力提升，有著永遠推銷不完的產品，總想著讓這個龐大帝國成為自己的市場。

英國需要中國這個龐大市場，中國就開放這個市場不就行了嗎？開放市場，並不只是對英國有利，對中國產業換代、提升，也是一個非常重要機會。清政府為什麼沒有這樣做，為什麼在英國使臣馬戛爾尼訪華時斷然拒絕了呢？胡繩從兩個方面解釋了清政府的心態、決策困境：第一，清朝閉關鎖國政策是對十六世紀以來歐洲海盜商人不法行為的一種合理答復﹔第二，清朝政府此時這樣做，又是因為保衛自己政權的需要，因為中國歷史上每一個王朝，“外患”往往與“內憂”同時出現。作為一個周邊族群，滿洲人趁著明王朝內亂入主中原，奪得政權，因此滿洲人從自己的經驗，更是深謀遠慮地防御著來自遠方不相識的勢力，尤其是在滿洲人統治不穩的時候，其防范也就勢必加緊。

胡繩對清朝政府閉關鎖國政策的分析是有意義的，確實是內外兩個原因影響了中國，使中國錯過了“柔性”進入世界的機會。這是非常可惜的。

清政府的決斷或許有自己的理由。但英國人以及西方各國卻不這樣認為，他們信奉貿易自由原則，不會輕易接受中國這樣的閉關鎖國。中國政府對貿易的統制與限制，在英國資本家看來，便是他們開辟遠東市場的巨大障礙。如果不能打破這個障礙，遠東其他國家也會仿效。所以，胡繩認為，即便沒有林則徐1839年嚴禁鴉片，戰爭依然會在別的借口下發生。胡繩的這個猜測是對的，中國與外國的僵持需要一場戰爭去打破。

戰爭的結果是《南京條約》及其相關聯的一個比較完整的條約體系的形成。對於這個體系如何評價，一百多年來見仁見智眾說紛紜。胡繩認為，這個體系表示著清政府在戰爭失敗后自動作出一連串讓步，資本主義各國對中國的帝國主義政策由此建立了穩固的基礎。清政府內部負責外交事務的伊裡布、耆英等，已漸漸失去過去自負不凡的驕態，此后所考慮的只是如何滿足“洋人”的要求，而又不喪失自己的“面子”。

為什麼說從胡繩的這部著作看到十九世紀以來主流的敘事手法漸漸成型

鴉片戰爭之后，中國原本可以利用五口通商的歷史性機遇闊步走向世界，慢慢將一個農業文明轉變成以農業文明為主，而又兼容工業文明、商業文明的“復式文明形態”。然而，清政府沒有這樣做。中國在渾渾噩噩中浪費了20年。

就在這個時候，在鴉片戰爭結束不到10年的時候，太平天國運動爆發。英法美三國在與太平天國進行聯絡之后認為，為了他們的自身利益，各國應該在太平天國與清政府之間選擇中立，不介入不偏袒。對於帝國主義的“中立”政策，胡繩評論道：外國人對中國內戰保持中立自然是應該的。如果當時各國是在道義上同情太平天國，而在實際行動上則承認雙方為對等的交戰團體，力避干涉中國內戰，應該說是一個比較公平的選擇。

但胡繩並不完全這樣認為。胡繩指出，我們必須進一步看出當時各國“中立政策”的實際意義，決定各國政策的出發點不是中國的政治進步，科學發達，而是他們的利益。他們之所以選擇中立，只是為了要觀察一下，看清究竟用什麼方法利用這一復雜局勢為自己取得更多的利益。

各國政策的出發點是為自己謀取最大利益，有什麼錯嗎？隻要各國沒有利用別人的內亂損人利己，不是一個中國最應該期待的政策嗎？

其實，胡繩所遺憾的不是各國的“中立”，而是他們為什麼沒有支持太平天國的“革命事業”。胡繩說：“太平天國方面，對待外國侵略者，雖然還不能恰當地運用革命的外交政策，但天然抱著革命的人民的氣節，並沒有一點媚外的表示。外國人雖然希望太平天國能開放全國，全部容納外國人的要求，但他們並沒有從太平天國的領袖得到任何確實的保証。”這個表達顯然高估了太平天國的覺悟，這是作者的理想，而非太平天國領導人的決斷。

胡繩指出，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動因，是因為清政府雖已願意對外讓步以求全力對內作戰，但清政府所應許的讓步還不夠使外國侵略者滿足，而隻足以鼓勵他們的欲求。同時，也決不是因為各國同情太平天國，所以才發兵威脅清政府。恰恰相反，這倒是因為各國已看出“革命的”太平天國未必能盡如其意，寧可還同清政府打交道，其用兵是為了使清政府更為馴服。

確實，胡繩將清政府、太平天國與外國勢力三方作為一個有機整體進行分析是對的，但英法聯軍執意北上，可能與太平天國並沒有太大關系。事實上，英法美三國在與太平天國進行聯系的嘗試失敗后，三國已近乎徹底放棄了與太平天國聯合的想法，更沒有利用太平天國形成三角關系的企圖。英法聯軍執意北上就是要讓清政府兌現《天津條約》中擴大開放的承諾，就是要與中國構建真正意義的近代國家關系。第二次鴉片戰爭確實是一場可以避免的戰爭，這在戰后簽署的《北京條約》中有比較含蓄的表示。

胡繩期望在太平天國運動早期，帝國主義能夠幫助太平天國干掉清政府。這種想法可能與當時胡繩所屬政治背景有關。其實，從歷史主義的觀點看，太平天國與“共產革命”風馬牛不相及，洪秀全說到底不過是傳統社會一個魯莽的造反者，如果計謀超群，比較幸運，或許能改朝換代，但無論如何與“共產革命”不可同日而語。

胡繩的研究極富啟發，由此我們看到十九世紀以來主流的敘事手法漸漸成型。（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