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兩當兵變學術研討會上的講話

(2013年10月9日)

作者: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常務副主任 楊勝群    發布時間:2013-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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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黨全國人民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大精神,奮力推進小康社會建設和民族復興大業的時候,今天我們在這裡召開兩當兵變學術研討會,深切緬懷習仲勛同志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光輝業績,深刻總結中國共產黨領導革命武裝斗爭的寶貴經驗,深入學習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崇高的革命精神,很有意義。

八十一年前,1932年4月2日,為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反動統治,習仲勛和劉林圃等中國共產黨人,率領國民革命軍第17路軍陝西警備第3旅第2團第1營約300余名官兵,在兩當縣發動著名的兩當兵變。兵變成功后,部隊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游擊隊第五支隊,按照預定計劃,撤離兩當北上,准備進入陝甘蘇區與劉志丹同志率領的陝甘游擊隊會合。兵變部隊北進途中孤軍奮戰,晝夜行軍,連續作戰,因敵我力量懸殊、指戰員疲勞過度和彈藥不足等,戰斗失利而被打散,兵變最終陷入失敗。

武裝起義,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武裝斗爭的重要形式。中國革命武裝斗爭的熊熊烈火,是從武裝起義的星星之火燃燒起來的。人民軍隊的創建和發展、壯大也是與武裝起義密不可分的。可以說,沒有武裝起義,就難有人民軍隊的創建和發展、壯大。

從1927年南昌起義到1931年冬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前后,稱之為中國革命的復興時期。這一時期的特點之一,就是武裝起義此起彼伏。有人說,這一時期全國各地大大小小的武裝起義有數百次之多。這麼多武裝起義,有的取得了勝利,有的取得了一定的勝利,但很多都因為各種原因而失敗了。然而,正是這數百次的起義,包括勝利的起義和失敗的起義,一起構成了革命復興的氣象。

這一時期,西北地區也同全國很多地方一樣,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發動了多次武裝起義。在兩當兵變前后,僅陝甘地區大大小小的武裝起義就發生了七十多次。但是,也是由於各種原因,七十多次起義都歸於失敗。這標志著西北地區的革命斗爭未能擺脫低潮。兩當兵變就是在這種形勢下發動的,雖然最后失敗了,但當時對於促進陝甘地區乃至整個西北地區革命武裝斗爭的發展,對於推動陝甘乃至整個西北地區革命形勢走出低潮,具有不可低估的意義和影響。兵變揭開了甘肅革命武裝斗爭的序幕,在甘肅大地上點燃了革命武裝斗爭的星星之火。中國共產黨在甘肅舉起了革命武裝斗爭的旗幟,使中國共產黨在陝甘和西北的政治影響進一步擴大。兵變中誕生的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游擊隊第五支隊輾轉作戰近一個月,對牽制敵人的有生力量,策應、配合劉志丹等同志領導的陝甘革命斗爭,產生了重要作用。兵變中錘煉出來的以習仲勛同志為代表的一批領導骨干,成為陝甘紅軍和陝甘根據地重要的軍事、政治領導干部,后來在西北革命武裝斗爭和革命根據地建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歷史還表明,中國革命正確道路的開辟,也是同武裝起義緊密聯系在一起的。1927年大革命失敗以后,中國共產黨舉起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旗幟。先后發動了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和廣州起義等,雖然最后都失敗了,沒有在城市站住腳,但是卻促成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對中國革命走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道路的成功探索。

兩當兵變也是這樣,它促成了陝甘地區的革命斗爭向創建工農紅軍和革命根據地新階段的重要轉變。兵變失敗后,劉志丹和習仲勛同志等認真總結經驗教訓,調整斗爭方針和策略,很快地取得了主動,打開了新的局面。他們對陝甘地區自1927年10月陝北清澗起義以來革命武裝斗爭的成敗得失,進行了認真的總結和思考,認識到武裝起義要與農民革命運動、農民武裝斗爭緊密結合起來,要依靠人民群眾創造和建立鞏固的革命根據地,走毛澤東開辟的正確的武裝斗爭道路。當時劉志丹同志曾深刻地說:陝甘地區幾十次武裝起義失敗“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軍事運動沒有同農民運動結合起來,沒有建立起革命根據地。如果我們像毛澤東同志那樣,以井岡山為依托,搞武裝割據,建立根據地,逐步發展擴大游擊區,即使嚴重局面到來,我們也有站腳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現在最根本的一條是要有根據地。”當時,西北地區地理位置偏僻,交通、通訊條件很差,與中央蘇區和黨中央的聯系、聯絡不多。陝甘地區的黨組織對毛澤東同志在中央蘇區創造的武裝斗爭和根據地建設的經驗了解不多,大多數時候要靠自己摸索革命斗爭的道路和方法。劉志丹和習仲勛等同志吸取經驗教訓,從陝甘革命斗爭的實際出發,確定了新的斗爭方針和策略,從過去單純注重組織兵變、搞武裝暴動,轉變為將兵變與農民武裝斗爭相結合,依靠人民群眾開展游擊戰爭,建立鞏固的農村革命根據地。經過艱苦卓絕的斗爭,在1934年11月建立了陝甘邊區蘇維埃政府,使革命的星星之火,在陝甘終於形成燎原之勢。陝甘邊蘇區的建立和鞏固,不僅使西北地區的革命斗爭走出了低潮,對推動西北地區革命斗爭的發展壯大,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為后來黨中央和中央紅軍長征到西北准備了可靠的落腳點。在陝甘蘇區基礎上形成的陝甘寧邊區,爾后又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抗日武裝進行偉大抗日戰爭的基地,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解放戰爭的大本營。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武裝斗爭史上,兵運和發動武裝起義一直是黨的一項非常重要的工作。習仲勛等同志領導發動兩當兵變,在這方面創造了寶貴的經驗,特別是深入發動士兵群眾、依靠下級軍官和基層士兵的經驗,為后來黨的兵運和發動武裝起義的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借鑒和啟發。兵變前,1930年2月,習仲勛同志受陝西省委的指派,打入西北民軍第一師第二支隊,為發動兵變做了大量的思想動員、發動和組織、准備工作。他深入士兵和下級軍官中,關心他們的疾苦,同他們交朋友,向他們宣傳革命道理、灌輸民主思想,動員他們參加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的革命。他組織黨員在部隊中秘密串聯,發展黨員和黨的組織,使參加兵變的一個營黨員達到30多人,三個連都建立了黨的秘密組織,為兵變打下了堅實的組織基礎。而且,他教育和引導部隊注意同駐地周圍群眾特別是當地回民搞好關系,幫助群眾搞衛生、收庄稼,尊重群眾風俗和宗教習慣。幫助地方清剿土匪、維護治安,使這支舊部隊的作風初步有了轉變,也為兵變打下了群眾基礎。總之,這次兵變雖然規模不太大,持續時間不算太長,卻是中國共產黨人兵運工作和發動舊軍隊武裝起義的一次完整的成功的實踐,也是中國共產黨人在發動武裝起義方面的一次群眾路線的成功實踐。

毛澤東曾稱贊習仲勛同志是“從群眾中走出來的群眾領袖”。領導兩當兵變和在兵變中群眾路線的成功實踐,是習仲勛同志成為人民軍隊卓越的軍事指揮員、成為黨和人民軍隊卓越政治工作者的光輝起點。在以后革命戰爭的各個時期,他始終堅持艱苦實踐黨的群眾路線,堅持從群眾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在任何情況下堅決相信和尊重人民群眾,緊緊依靠人民群眾,為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事業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兩當兵變失敗后,習仲勛同志曾轉赴渭北、三原從事革命活動。1933年3月后,他曾擔任陝甘邊游擊隊總指揮部政委、中共陝甘邊特委軍委書記等職,與劉志丹等同志一起發動群眾,先后創建了以照金為中心和以南梁為中心的陝甘邊區革命根據地。1934年11月,習仲勛同志當選為陝甘邊區蘇維埃政府主席,在領導邊區的政權建設、經濟建設、文化建設和群眾工作的同時,還參與領導蘇區的武裝斗爭,多次指揮粉碎國民黨軍對蘇區的“圍剿”。1935年春,陝北、陝甘邊兩塊革命根據地合並成為西北革命根據地后,習仲勛同志擔任中共西北工作委員會委員,並繼續擔任陝甘邊區蘇維埃政府主席。全國抗日戰爭爆發后,習仲勛同志先后任中共關中特委書記、中共陝甘寧邊區綏德地委書記兼綏德警備區和陝甘寧晉綏聯防軍警備第一旅政治委員等職。他不負黨中央的重托,在關中地區指揮根據地軍民堅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衛原則,多次擊退國民黨頑固派的武裝進攻,勝利地保衛了黨中央駐地的南大門。在綏德地區,他又不負黨中央的重托,指揮根據地軍民堅守陝甘寧邊區的北大門,保証了黨的重要領導人和數以千計的八路軍將領及其他干部,安全順利地奔赴抗戰前線或從前線回到延安。抗日戰爭勝利后,習仲勛同志曾任西北局前敵委員會書記、陝甘寧野戰集團軍政治委員、西北野戰兵團副政治委員等職。他協同彭德懷同志指揮保衛黨中央、毛主席和陝甘寧邊區的戰役,先后取得青化砭、羊馬河、蟠龍鎮“三戰三捷”和隴東、三邊戰斗的勝利,粉碎了國民黨軍隊對陝甘寧邊區的進攻,奠定了西北地區人民解放戰爭勝利發展的大好局面。在后來整個解放戰爭期間,習仲勛同志都沒有離開過西北,為解放大西北、解放全中國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光輝的歷史,總是蘊含著不朽的歷史精神。八十一年前發生的兩當兵變,作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斗爭的光輝典范載入了中國革命的史冊。而那一代中國共產黨人在起義中所表現出來的以民族復興為己任的擔當精神和為共產主義理想奮斗百折不撓的斗爭精神,也成為了今天黨和人民寶貴的精神財富。

參加兩當兵變的習仲勛、劉林圃等同志,當時都是很有才華的青年。他們在民族災難深重、國家風雨如磐之際,毅然投身革命,加入中國共產黨,選擇了一條充滿艱難和危險的人生道路。當時,在國民黨反動派殘酷鎮壓革命的白色恐怖下,從事兵運和發動國民黨軍隊進行武裝起義,不僅艱難異常,而且勝數很小。習仲勛同志后來回憶兩當兵變時深有感觸地說:“兵運工作是艱苦的,兵變后游擊運動也是艱苦的,既無經驗,又是星星之火,很容易失敗。”以一個營的兵力舉行兵變,兵變之后部隊要生存發展,艱難險阻可想而知。星星之火,隨時都可能在陝甘的崇山峻嶺中熄滅。但是,他們為了革命的復興,義無反顧,勇往直前。兵變失敗后,他們沒有悲觀,沒有氣餒,而是認真總結經驗教訓,繼續進行新的斗爭和探索,終於開創了陝甘革命斗爭的新局面。

今天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開創的偉大事業的繼續。讓我們永遠銘記光輝的歷史,也永遠繼承和弘揚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崇高的革命精神,銳意進取,開拓創新,敢於斗爭,敢於勝利,創造更加輝煌的業績!

來源:隴南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