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紅軍被迫長征

1934年4月廣昌失守之后，中央紅軍在根據地內粉碎國民黨軍隊的第五次“圍剿”已極少可能。5月，中央書記處作出決定，准備將中央紅軍主力撤離根據地，並將這一決定報告共產國際。不久，共產國際復電同意。但是，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領導人仍沒有適時作出轉變戰略方針的決斷，戰略轉移的准備工作隻在極少數中央領導人中秘密地進行。為籌劃戰略轉移事宜，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和周恩來組成的“三人團”。“三人團”中，政治上由博古作主，軍事上由李德作主，周恩來負責督促軍事准備計劃的實施。

為了調動和牽制敵人，減輕國民黨軍隊對中央根據地的壓力，並准備實施戰略轉移，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決定組織兩支部隊北上和西進。

7月，尋淮洲、樂少華、粟裕等領導的紅七軍團改稱北上抗日先遣隊，經福建北上到閩浙皖贛邊區，與方志敏領導的紅十軍會合，組成紅十軍團，並成立以方志敏為主席的軍政委員會。11月下旬，紅十軍團分兩路向浙皖邊和皖南行動。由於兵力過小，這支部隊未能牽動“圍剿”中央根據地的敵人，反而以孤軍深入敵后，陷入同十倍於己的敵人艱苦奮戰的境地。1935年1月底，紅十軍團遭到嚴重損失。尋淮洲犧牲，方志敏被俘。方志敏在獄中寫下《可愛的中國》、《清貧》、《獄中紀實》等，抒發了高尚的愛國主義情懷和對共產主義的堅定信念，表現了堅貞不屈的革命氣節。8月，方志敏在南昌英勇就義。紅十軍團余部在粟裕等領導下，轉戰閩浙贛邊，堅持游擊戰爭。

與此同時，紅六軍團奉中革軍委命令於7月下旬退出湘贛根據地西進。在中共中央書記處作出撤離中央根據地，進行戰略轉移決策的情況下，紅六軍團奉命西進帶有探路的性質。

在中央紅軍准備實行戰略轉移的同時，中共中央兩次指示鄂豫皖省委設法擺脫困境，開辟新的根據地。1934年9月，程子華到鄂豫皖根據地傳達中央的指示。11月11日，鄂豫皖省委決定由省委委員高敬亭領導部分武裝組成紅二十八軍，堅持鄂豫皖邊的游擊戰爭。省委率領由程子華任軍長、吳煥先任政治委員、徐海東任副軍長的紅二十五軍共2900余人，以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隊的名義，於11月16日從河南省羅山縣何家沖出發，開始轉移。紅二十五軍歷時10個月，途經4個省，轉戰近萬裡，於1935年9月15日到達陝西省延川縣永平鎮(今永坪)，16日同陝甘紅軍會師，成為紅軍長征中先期到達陝北的第一支隊伍。

1934年10月初，國民黨軍隊推進到中央根據地的腹地。10月10日晚，中央紅軍開始實行戰略轉移。中共中央、中革軍委機關也由瑞金出發，向集結地域開進。10月16日，各部隊在雩都河以北地區集結完畢。從17日開始，中央紅軍主力五個軍團及中央、軍委機關和直屬部隊共8.6萬余人，踏上戰略轉移的征途，開始了著名的長征。留下的紅二十四師和十多個獨立團等共1.6萬余人及部分黨政工作人員，在項英、陳毅等領導下，在中央根據地堅持斗爭。

中共中央的領導者在指揮中央紅軍實行戰略轉移和突圍的時候，又犯了退卻中的逃跑主義錯誤。他們對於戰略轉移這樣的大事，既不召開政治局會議研究，也不對廣大干部、戰士進行充分的政治動員工作。戰略轉移變成大搬家式的行動。紅軍帶著許多笨重的印刷機器、軍工機器等物資，形成一支很龐大、累贅的隊伍，造成部隊行動遲緩，對於行軍打仗極為不利。

按照原定計劃，中央紅軍准備轉移到湖南西部同紅二、紅六軍團會合。部隊基本上沿著紅六軍團走過的行軍路線，即沿贛、粵、湘、桂邊境的五嶺山脈一直向西行動。國民黨當局察覺后，在贛南、湘粵邊、湘東南、湘桂邊構筑四道封鎖線，安排重兵進行堵截和尾追。但是，各路敵軍之間存在著復雜的矛盾，對防堵追擊紅軍的態度並不一樣。在中央紅軍轉移前夕，中革軍委主席朱德於9月底致信廣東軍閥陳濟棠，表示願就停止內戰、恢復貿易、代購軍火和建立抗日反蔣統一戰線與之舉行秘密談判。10月5日，中共中央、中革軍委派潘健行(潘漢年)、何長工為代表，同陳濟棠的代表在尋鄔進行會談，達成就地停戰、互通情報、解除封鎖、相互通商和必要時相互借道等五項協議。在中央紅軍突破敵軍第一道封鎖線進入廣東境內時，陳濟棠部基本上沒有堵截。接著，紅軍比較順利地通過第二道封鎖線。在紅軍突破第三道封鎖線，挺進到廣西湘江地域時，蔣介石已調集25個師數十萬大軍，分五路前堵后追，企圖消滅紅軍於湘江之側。面對敵人重兵逼近，博古、李德一籌莫展，只是命令部隊硬攻硬打。11月25日，中革軍委決定紅軍從廣西全州、興安間搶渡湘江。這是國民黨軍隊的第四道封鎖線。

湘江之戰是關系中央紅軍生死存亡的關鍵一戰。紅軍廣大干部、戰士同國民黨軍隊展開了殊死的決戰。11月27日，紅軍先頭部隊渡過湘江，控制了渡河點。大部隊因攜帶輜重過多，行動遲緩，尚未過江即遭到優勢敵軍的夾擊。為強渡湘江，紅軍各軍團浴血奮戰，與敵搏斗，損失慘重。湘江兩岸擔任掩護任務的部隊，為中央領導機關和其他部隊順利過江，與敵展開激戰，付出極大犧牲。12月1日，國民黨軍隊發動全線進攻，企圖奪回渡口，圍殲紅軍於湘江兩岸。紅軍經整日血戰，阻止住敵軍的進攻。到當日17時，中央領導機關和紅軍大部渡過湘江。擔任掩護任務的紅五軍團第三十四師和紅三軍團第十八團被阻止在湘江東岸，最后彈盡糧絕，大部壯烈犧牲。湘江戰役是中央紅軍長征以來最壯烈的一戰。紅軍以飢餓疲憊之師，苦戰五晝夜，終於突破敵軍重兵設防的第四道防線，粉碎了蔣介石圍殲中央紅軍於湘江以東的企圖。但是，紅軍也為此付出了極為慘重的代價。渡過湘江后，中央紅軍和中央機關人員由長征出發時的8.6萬余人銳減至3萬余人。

這時，國民黨當局已判斷紅軍將沿湘桂邊境北上湘西同紅二、紅六軍團會合，於是又在城步、新寧、通道、綏寧、靖縣、武崗、芷江、黔陽、洪江地區構筑碉堡線，集結重兵，企圖把中央紅軍一網打盡。博古、李德無視敵情，仍然堅持按照原定計劃前進。這使紅軍又處在一個非常危急的時刻。如果不改變原定的前進方向，就有全軍覆滅的危險。

在這危急關頭，毛澤東根據敵我雙方的軍事態勢，建議中央紅軍放棄北上同紅二、紅六軍團會合的原定計劃，立即轉向西，到敵軍力量比較薄弱的貴州去開辟新的根據地。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負責人在湖南通道舉行緊急會議。參加會議的張聞天、王稼祥、周恩來等多數同志贊成和支持毛澤東提出的上述轉向的方針。但李德等人拒不接受。會后，博古、李德仍堅持到湘西去。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貴州黎平舉行會議。經過激烈爭論，毛澤東的這一建議得到與會多數同志的贊同，通過了《中央政治局關於戰略方針之決定》。會后，紅軍經貴州腹地向黔北挺進，連克錦屏等七座縣城，12月底佔領烏江南岸的猴場。12月31日晚至次日凌晨，中共中央在猴場召開政治局會議，作出《關於渡江后新的行動方針的決定》。這個決定提出首先在以遵義為中心的黔北地區，然后向川南創建川黔邊新的根據地的戰略任務。會議還決定，關於作戰方針，以及作戰時間與地點的選擇，軍委必須在政治局會議上做報告，以加強政治局對軍委的領導。這個決定，實際上剝奪了博古、李德的軍事指揮權。會后，紅軍渡過烏江，把國民黨的“追剿軍”甩在烏江以東和以南地區，於1935年1月7日佔領黔北重鎮遵義城。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上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