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北事變

華北是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地區之一，當時包括河北、山東、山西、察哈爾、綏遠五省和北平、天津兩市。1933年5月《塘沽協定》簽訂后，主持北平軍分會的何應欽，對日交涉所持的原則是妥協退讓。不久，日本軍部重提“分離華北”，確定了使華北特殊化的侵略擴張政策。1934年4月17日，日本外務省情報部部長天羽英二在記者招待會上發表談話，其后被稱為“天羽聲明”。這個“聲明”拒絕國際社會對日本制造九一八事變的譴責，公開宣布中國為日本的勢力范圍，反對各國對中國的援助。“天羽聲明”出籠的第二天，日本關東軍沈陽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即假借“華北人民愛國協會”名義，向日本陸軍參謀部提交機密文件，提出目前最迫切的是“建立一個新的華北政權”。1935年1月4日，關東軍在大連召開會議，決定要在華北扶植能夠“忠實貫徹日本要求的誠實的政權”。此后，日本軍隊便在華北地區不斷制造事端，加緊了侵略步伐。1935年1月，關東軍制造察東事件，迫使國民黨軍第二十九軍撤出察哈爾東部。

在民族危機加深的形勢下，國民黨政府繼續屈服於日本的壓力。1935年5月4日，上海《新生周刊》因發表《閑話皇帝》一文，被日本指為“侮辱天皇，妨害邦交”，要求國民黨政府封閉新生周刊社，懲辦主編及作者。國民黨政府立即將該刊予以封閉，並把擔任主編的杜重遠囚禁。6月10日，國民黨政府又頒布《申做國民對於友邦務敦睦誼令》，把日本稱為“友邦”，宣稱：“對於友邦，務敦睦誼，不得有排斥及挑撥惡感之言論行為，尤不得以此為目的，組織任何團體，以妨國交”，“如有違背，定予嚴懲”。

國民黨政府的軟弱，使日本侵略者更加肆無忌憚。1935年5月，日軍制造河北事件，出動坦克、裝甲車、炮隊到河北省政府門前武裝示威，關東軍則集結重兵於山海關、古北口待命。

河北事件發生后，日本方面多次向何應欽提出對華北擁有實際統治權的無理要求。6月9日，日本華北駐屯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向何應欽提交“備忘錄”，並限期實行。“備忘錄”內容主要有：取消河北省和北平、天津兩市的國民黨黨部﹔撤退駐河北省的國民黨中央軍、東北軍和憲兵第三團﹔撤換河北省主席和北平、天津兩市市長﹔撤銷北平軍分會政治訓練處﹔禁止全國抗日活動等。7月6日，何應欽致函梅津美治郎，表示6月9日所提各事均承諾之。梅津美治郎的“備忘錄”和何應欽的書面復函，被稱為“何梅協定”。

在河北事件發生之時，日本關東軍又在察哈爾制造張北事件。日本方面借口其人員在張北受到中國軍隊盤查，於6月11日向察哈爾省代主席、民政廳長秦德純提出無理要求。6月27日，國民黨政府指派秦德純與日軍代表土肥原賢二以換文方式簽訂了“秦土協定”。國民黨當局同意從察哈爾省撤退中國駐軍和國民黨黨部，解散抗日機關和團體，“招聘”日本人為軍事和政治顧問。

“何梅協定”和“秦土協定”，實際上把包括北平、天津在內的河北、察哈爾兩省的大部分主權奉送給了日本。國民黨政府的喪權辱國政策，助長了日本吞並整個華北進而滅亡中國的侵略氣焰。

為使華北五省二市脫離中國而“獨立”，日本侵略者大力收買漢奸，鼓動”防共自治運動“。11月25日，日本扶植漢奸殷汝耕在河北通縣成立“冀東防共自治政府”，控制冀東22個縣。國民黨當局計劃於12月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作為適應日本要求”華北自治“的妥協辦法。這個委員會以國民黨軍第二十九軍軍長、曾任察哈爾省主席的宋哲元為委員長，委員中包括日本推薦的老官僚王揖唐、王克敏等人。在日本政府看來，成立這個委員會，是使華北成為第二個“滿洲國”的過渡。

在這期間，日本還以中日“經濟提攜”為幌子，加緊對華北進行經濟掠奪。日本資本逐步控制了華北的鐵、煤、鹽等軍需資源和交通運輸、電力設備。華北的部分農村也逐漸變成日本的植棉區。在天津、青島等大城市，日本單獨經營的公司迅速增加，不少工廠、礦山變成中日“聯營”的企業。日本商人還大規模地武裝走私，使日貨泛濫於中國市場，對已經處於衰退狀態中的中國民族工商業構成嚴重的威脅。

中國民族工商業在外國資本、官僚資本的壓迫和封建經濟的束縛下，處境本來就十分艱難。九一八事變以后，由於東北的淪陷和華北的“特殊化”，國內市場進一步縮小。日本的經濟掠奪，更使中國民族工商業陷入困境。1932年以后，民族工商業明顯地走向衰敗。1934年至1936年間，上海新設工廠為76家，而舊廠因不景氣改組的竟為839家，還有238家歇業。全國紗廠擁有的紗錠數，1935年雖比1932年略有增加，但紗錠開工率很低。熱水瓶、制藥、印刷、橡膠等十幾個工業部門的停工率也分別達到25-50%。許多工廠商店陷於破產、半破產的境地。如天津北洋等六家紗廠(號稱“北洋六廠”)有四家落入日本資本家之手。上海、天津、青島三個最大的棉紡織中心，1936年日資紗廠都已取得超越民族資本工廠的優勢地位。火柴、面粉等工業，也因受到日本資本的壓迫而一蹶不振。

通過華北事變，日本輕而易舉地控制了華北大部分地區。從關外到關內，中國人民遭受日本侵略者的殘酷蹂躪，而大大小小的漢奸賣國賊，卻仗勢欺人，狐假虎威。此時有人描述這種情景說：“愛國有罪，冤獄遍於國中﹔賣國有賞，漢奸彈冠相慶。”日本擴大對華北的侵略，使中華民族陷人空前嚴重的民族危機。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上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