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假和談的斗爭——回憶北平和平談判

周恩來在北平和平談判會議上發言

1949年4月，中央指派我參加以周恩來為首的我黨代表團，同以張治中為首的南京政府代表團在北平進行了20天的和平談判。圍繞著北平和談所進行的近4個月的和談斗爭，是在人民解放戰爭即將取得最后勝利時我黨與國民黨反動派的一場重要的政治斗爭，即真和談與假和談的斗爭。現將此次和談的前后經過回顧於后。

美蔣策劃假和談陰謀，我黨的基本方針

1946年下半年，國民黨反動派在美帝國主義的支持下，公然撕毀《停戰協定》、《政協決議》，發動了全面內戰。戰爭頭一年，我軍粉碎了敵人的全面進攻和重點進攻。1947年夏，我軍即由戰略防御轉入戰略反攻。從1948年秋至1949年初，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相繼進行。三大戰役的勝利，使國民黨精銳部隊喪失殆盡，人民解放軍即將渡江。至此，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已成定局。

伴隨著國民黨軍事上的慘敗，其經濟、政治也陷入全面危機。國民黨反動統治已是日薄西山，氣息奄奄。為了挽救行將崩潰的命運，美蔣反動派又一次玩弄起假和談的陰謀，企圖欺騙全國人民，阻止人民解放軍向江南進軍，爭取軍事上的喘息時間，以便重整旗鼓，伺機反攻。

此外，美帝國主義又積極拉攏某些既同中國反動派和美帝國主義有聯系，又同我黨有聯系的中間派右翼，准備在其無法阻止的人民革命勝利后的聯合政府中，形成反對派，從而使革命就此止步，或帶上溫和的色彩。

在國民黨內部，以桂系為首的一些國民黨地方勢力，則企圖取蔣而代之。1948年12月24日和30日，白崇禧兩次致電蔣介石，要求舉行和談，實質是逼蔣下野。與此同時，程潛、張軫及河南、湖北、湖南的參政會都致電蔣介石，表達了同樣的主張。以后，白崇禧還一度策劃湘鄂贛豫黔“五省聯盟”，促蔣下野，以李宗仁出面，代表國民黨南京政府與我“和談”。

在這樣的形勢下，蔣介石於1949年1月1日發出文告，稱：“隻要和議無害於國家的獨立完整，而有助於人民的休養生息，隻要神聖的憲法不由我而違反，民主憲政不因此而破壞，中華民國國體能夠確保，中華民國的法統不致中斷，軍隊有確實保障……則我個人無復他求……個人的進退出處，絕不縈懷。”

國民黨統治區各階層人民對美蔣反動派的假和談陰謀有著不同的反應。廣大民眾飽受剝削壓迫，迫切希望將革命進行到底，翻身作主人。民族資產階級、上層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中許多人對蔣介石的反動獨裁統治雖已有較清醒的認識，但仍有一部分人對美帝和李宗仁有幻想，支持李宗仁的和談活動。民主黨派中也有少數人持中間道路思想，有的幻想通過和談，保留國民黨的一部分力量，以鞏固自己的中間派地位﹔有的幻想吸收國民黨的殘余力量，以壯大自己﹔有人寫信給毛澤東，希望多給李宗仁、白崇禧保留一些東西。

在即將取得全國勝利的關鍵時刻，要不要將革命進行到底，成為一個尖銳的問題擺在中國人民面前。1949年元旦，毛澤東為新華社寫了新年獻詞《將革命進行到底》。文章尖銳地指出：“現在擺在中國人民、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面前的問題，是將革命進行到底呢，還是使革命半途而廢呢……中國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是否能夠真誠地合作，而不致半途拆伙，就是要看他們在這個問題上是否採取一致的意見，是否能夠為著推翻中國人民的共同敵人而採取一致的步驟。這裡是要一致，要合作，而不是建立什麼‘反對派’，也不是走什麼‘中間路線’。”新年獻詞的發表對於揭露美蔣的陰謀，爭取教育各階層人士起了重大的作用。此時，已有一部分民主人士為了籌備召開新政協，應我黨邀請陸續來到解放區的哈爾濱市和河北省平山縣李家庄（中央統戰部所在地）兩地。新年獻詞發表后，他們進行了多次熱烈的討論。我參加了李家庄的討論並作了報告。1月7日，在李家庄的符定一、周建人、韓兆鶚、翦伯贊、劉清揚、楚圖南、田漢、胡愈之等人聯名致電在哈爾濱的李濟深、沈鈞儒、章伯鈞、馬敘倫、王紹鏊、陳其尤、彭澤民、沙千裡等人，認為民主人士在當前必須認清三點：一、“養癰貽患，芟惡務盡，時至今日，革命必須貫徹到底，斷不能重蹈辛亥革命與北伐戰爭之復轍。”二、“熏蕕不同器，漢賊不兩立。人民民主專政，決不容納反動分子……務使人民陣線內部既無反動派立足之余地，亦無中間路線可言。”三、“經緯萬端，實有賴於群策群力，有賴於中國共產黨的繼續領導與團結所有忠於人民革命事業之黨派團體及民主人士一致行動，通力合作，方可完成人民革命之大業。”並提議：“倘荷贊許，尚祈諸公率先發起聯銜向國外發表嚴正聲明。”

1月5日，新華社發表《評戰犯求和》，深刻地揭露了蔣介石1月1日文告的虛偽性和反動性。

1月14日，毛澤東發表具有重要意義的《關於時局的聲明》，嚴正指出：蔣介石要確保其憲法、法統、國體和軍隊“是繼續戰爭的條件，不是和平的條件。”同時聲明：雖然中國人民解放軍完全能夠消滅國民黨反動分子的殘余力量，但為了迅速結束戰爭，實行真正的和平，減少人民的痛苦，我們願意在八項條件的基礎上進行和平談判。八條是：（一）懲辦戰爭罪犯﹔（二）廢除偽憲法﹔（三）廢除偽法統﹔（四）依據民主原則改編一切反動軍隊﹔（五）沒收官僚資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廢除賣國條約﹔（八）召開沒有反動分子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接收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及其所屬各級政府的一切權利。

聲明一出，立即得到廣泛的擁護。1月15日，在李家庄的部分民主人士召開討論會。與會者一致同意與在哈爾濱的民主人士聯系，共同起草一個支持毛澤東八項條件的聲明。翌日，周建人、胡愈之、楚圖南、符定一、田漢、吳晗等聯名致電哈爾濱方面，略謂：（一）“毛主席所提的八條實為完成中國革命之最低限度的先決條件”﹔（二）“中國人民正注視著所謂國際干涉陰謀之醞釀，並堅決反對美、英、法等帝國主義國家借調停為名而干涉中國內政”﹔再次提議“以上兩點倘蒙贊許，請連同前電所陳意見，由諸公發起，聯銜向國內外發表聲明。”同日，在哈爾濱的李濟深、沈鈞儒等就符定一、周建人等1月7日電復電雲：“頃奉來電，對完成人民民主革命提出寶貴意見三點，高瞻遠矚，謀國情深，業經詳細討論，一致決議發表告國人文件，嚴正表示吾人對革命進行到底之態度。”1月22日，抵解放區的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代表人物及無黨派民主人士李濟深、沈鈞儒、譚平山、郭沫若等55人聯合發表聲明，擁護毛澤東提出的八項條件。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國民主同盟、中國民主促進會、民主救國會、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九三學社、中國致公黨、台灣民主自治同盟、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等民主黨派和團體，香港、海外各界民主人士以及清華大學、燕京大學的教授們，也紛紛發表聲明，熱烈響應。

蔣介石內外交困，在全國人民強大的壓力下，不得不於1月21日宣布由李宗仁代總統，實際上是退居幕后操縱，玩弄假和談、真備戰的手法。

李宗仁的“謀和”活動，我黨的斗爭策略

李宗仁代總統后，便積極進行“謀和”活動。他擺出開明姿態，一方面下令“釋放政治犯”，“恢復各黨派的合法地位”，“啟封停刊報紙”﹔另一方面電邀李濟深、章伯鈞、張東蓀去南京，又派邵力子、甘介侯去上海訪晤宋慶齡、章士釗、顏惠慶、羅隆基、張瀾等。（李宗仁在他后來寫的回憶錄中說：“這些人對我還友好，似乎不懷惡感。我若得到他們的支持，定能造成第三種力量，以制造反共之輿論。這樣共產黨就不得不放棄毫無意義的把內戰打到底的目的。”）對李宗仁的“謀和”活動，我黨採取針鋒相對的策略，1月25日即以發言人名義發表談話，指出：“對國民黨的偽善，人們應保持清醒的頭腦”﹔同日，中央發電指示上海、香港黨組織，要求“迅即將李（濟深）、沈（鈞儒）、馬（敘倫）、郭（沫若）等的聲明及我黨上述談話，連同我黨1月14日聲明向國民黨各大城市廣為啟（散）發，使廣大群眾不受美帝及國民黨的欺騙。尤其要注意爭取中間分子。”1月28日，中央又致電上海黨組織，要他們同尚在上海的張瀾、黃炎培、羅隆基等交換意見。電文謂：“如果南京反動政府及李（宗仁）、孫（科）、邵（力子）、張（群）等接受毛主席的八項條件，並即逮捕各主要戰犯（如蔣介石、陳立夫一大批等），以便實現真和平真民主，那就是好的﹔如果隻提出要南京反動政府釋放政治犯，取消特務，恢復民主同盟活動及容許被封的報紙，雜志復刊等等，那就是很危險的。因為對前項要求張（瀾）、黃（炎培）、羅（隆基）等人不一定肯提出，而對后項要求既易為張、黃、羅等贊同，又易為南京在形式上接受，結果轉使民主人士陷入被動，且有承認反動統治之嫌。”要求著重說服他們堅持李濟深等55人聲明的立場。

已來解放區的民主人士在這方面做了許多工作。周建人、翦伯贊、田漢、胡愈之、韓兆鶚、嚴信民、吳晗、楚圖南等聯名致電張瀾、黃炎培、史良、陳銘樞、羅隆基等人。章乃器、施復亮、孫起孟等也致電香港的民主人士，請他們堅持正確的立場。

與此同時，中央還向上海等地黨組織發出指示，要求他們配合這一斗爭，在國民黨統治區各大城市發動工人、學生等群眾運動，在條件成熟的地方，工會、學生會等團體可公開活動，被啟封的報紙可自動復刊，並注意使中間階層人士的民主運動和群眾運動相配合，以揭露李宗仁和平談判的欺騙性。實際上，李宗仁雖然想採取一些旨在爭取中間力量的做法，但在國民黨頑固派的阻撓抵制下，所謂“釋放政治犯”，“恢復各黨派的合法地位”，“啟封停刊報紙”等命令，多未兌現。這樣，就在廣大人民面前暴露了國民黨並無和平誠意，反使李宗仁處於政治上更加被動的地位。在上海、香港的民主黨派人士，亦未受其蒙騙，李宗仁爭取第三方面的企圖基本失敗。

李宗仁這時仍未放棄假和談的基本立場，但迫於形勢，於1月27日致電毛澤東，表示願意以八項條件作為和談的基礎。

在此前后，為了試探我方的反應，李宗仁還安排了一些人士直接與我接洽。

1月12日，白崇禧派黃紹竑飛抵香港，想托李濟深幫忙，促成桂系方面單獨與我和談。但此時李濟深已來解放區了，黃即通過我在港負責干部，致電李濟深，表示為促蔣下野，“尤宜與中共方面取得諒解與合作，方為有利”。李宗仁代總統后，一月底派黃啟漢、劉仲華為代表抵平，葉劍英接待了他們。黃、劉轉達李宗仁的話說：李宗仁願意以和平方式解決問題。具體辦法是：（一）實現局部和平﹔（二）切實在八項條件之上內應外合，推動全面和平。葉劍英答應將其談話內容轉陳中央。2月1日，中央致電彭真、葉劍英、林彪、羅榮桓、聶榮臻等人，指出：黃啟漢、劉仲華的談話“是有政治內容的，且有文章可做”，“如劉仲華尚在北平，望令其迅速返寧，面告李宗仁。如其果有反蔣、反美，接受毛主席八條要求的真意，即應迅速與蔣分裂……如李、白托黃、劉轉告之言，純系騙局，則中共便無此余暇與之敷衍。”

2月12日，劉伯承、陳毅在河南信陽接見了白崇禧派來的私人代表李書城。李此行的目的，主要是受托了解我方對白崇禧及國民黨湖北省主席張篤倫、河南省主席張軫的態度。劉伯承、陳毅向他說明我黨必須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根本立場，並以傅作義為例，反復說明了如果白崇禧能以實際行動作出貢獻，我們將歡迎和優待，張軫、張篤倫也是這樣。

李宗仁還直接、間接地安排了一些人士組成“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團”、“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團”前來洽談，我方都採取了積極接待的態度。“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團”邱致中、吳裕后等於2月6日抵平。葉劍英接待了他們，並說明了和平必須是在八條基礎之上的真正的和平。經過交談，他們表示認識到共產黨是要和平的，戰爭販子在南方。2月14日，由顏惠慶、章士釗、江庸組成的“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團”抵平，邵力予以私人資格隨團前來。對於這個代表團，我黨採取積極熱情、誠懇坦白的方針，由葉劍英負責接談。還邀請傅作義、鄧寶珊等同他們接觸。翌日，葉劍英與顏、邵、章、江會晤，並於當晚設宴招待代表團一行，傅作義、鄧寶珊也應邀赴宴。初晤結果表明，顏、邵、章、江對我們是友好的，向我們表示敬佩之意，也提出了今后工作的某些建議。但他們此次的目的，是想國共兩黨以對等身分實行南北議和。葉劍英坦率地指出：實現民主、和平、統一的新中國的偉大目標基本上有兩種方式，即天津方式和北平方式。從我們的願望講希望北平方式，但這取決於國民黨是否以民族利害為重，以人民利益為重，希望李宗仁認清形勢，按照八條，同蔣介石真正決裂。2月17日，我方召開歡迎“上海人民和平和代表團”大會，北平市副市長徐冰講了話。會后，葉劍英又分別與代表團成員晤談。翌日，董必武、林彪、羅榮桓、聶榮臻、葉劍英宴請顏惠慶一行，進行了深入的談話。2月20日，還邀請他們參加招待民主人士的400人的大宴會。22日，他們飛抵石家庄，傅作義、鄧寶珊同行。我去石家庄迎接他們，陪同他們抵達西柏坡。毛澤東、周恩來接見了代表團成員，商談了有關和談及通郵、通航事宜。這樣就為正式和談鋪平了道路。他們也比較充分地了解了解放區的情況和我黨的主張。這對他們回去后向李宗仁做工作以及后來參加新政協，是有重要作用的。葉劍英曾按照中央的指示挽留邵力子。邵力子答道：此次恐怕仍須回去，不過，下次可以再來。2月17日，他們帶了毛澤東給李宗仁的一封信離平返南京。

北平談判

3月26日，中共中央通知南京政府，以毛澤東八項條件為基礎，於4月1日在北平舉行和談。4月1日，南京政府派出由張治中（首席代表）、邵力子、劉斐、章士釗、黃紹竑、李蒸組成的和談代表團抵平。我方首席代表為周恩來，代表是：林伯渠、葉劍英、林彪、李維漢，后來又加派聶榮臻為代表

李宗仁雖然公開表示願意以八項條件作為談判的基礎，但這是假的。實際上是想保存國民黨的政府與軍隊，佔有江南數省，以期東山再起。李宗仁在台上進行和談活動，蔣介石在台下則加緊實施在三至六個月內完成大規模擴軍的計劃。其備戰計劃包括：重建400個師﹔征募250萬新兵﹔重新召集退役軍官﹔編制新的裝甲兵團﹔擴充空軍。這是我們和廣大人民完全不能同意的。因此，談判的焦點是：南京政府是真接受八條還是假接受八條。

談判前夕，張治中曾去溪口 見蔣介石。對此，我黨是有警惕的。張治中抵平后，周恩來即當面質問他，指出這顯然是蔣介石仍在幕后操縱，並質詢南京“四一慘案” 事件真相。張治中作了一些解釋，4月6日，新華社發表社論尖銳地指出：雖然李宗仁政府“表示希望參與和平解決國內問題，但是他們和繼續主戰的蔣介石及其死黨一樣，反對人民解放軍繼續前進，反對接受中共的八項條件”。“他們要把反動勢力‘平等’地‘光榮地’保存下來，以為卷土重來的資本”。社論指出這是一種極荒謬、極反動的態度，是與立功贖罪的態度完全不相容的。社論嚴肅地表明了我方的態度，打破了南京代表團的幻想。

為了充分交換意見，4月2日至12日，雙方代表先進行了個別商淡。南京代表們一方面與我方代表就一些問題交換意見，一方面還與李濟深、黃炎培、譚平山、傅作義、鄧寶珊等多方面交談。

4月8日上午，毛澤東、周恩來在香山接見張治中，就談判中有關事宜，長談了4個小時。毛澤東談到，為了減少南京代表團的困難，可以不在和平條款中提出戰犯的名字，對南京代表團的處境和困難，也表示諒解。並說，和談方案先由中共方面草擬，拿出方案后，正式談判就容易了。將來簽字，如李宗仁、何應欽、於右任、居正、童冠賢等都來參加則更好。毛澤東還邀請張治中吃午飯，張得知毛、周昨宵一夜未眠，使辭謝而歸。

4月13日，舉行第一次正式會議。我方提出了在八項條件原則基礎上制定的《國內和平協定》草案。周恩來對草案的各條作了說明，雙方進行了充分的討論。我們的態度是：如南京政府真正接受八項條件，那一切都好商量，而是否接受八條，又主要集中在兩個根本問題上，周恩來說：“中心問題是接收和改編。”

（1）關於我軍渡江接收國民黨軍隊問題。南京方面企圖劃江而治（何應欽曾在12日電示南京代表團說：“簽約后駐軍，第一期最好各駐原防地”，“渡江問題要嚴加拒絕。”）。我方則指明，人民解放軍必須渡江接收國民黨政權。周恩來說，今天的革命，再不能像辛亥革命和北伐戰爭那樣，由於中途妥協而使反動派最后又得到勝利。因此，要堅持將革命進行到底。南京代表團雖然不能反對渡江，但總希望慢一點。我方指出：慢一點渡江，無異給廣州、溪口以掩護，使之獲得喘息之機。同時我方也向他們表示，在談判期間可暫不渡江。

（2）關於改編國民黨軍隊問題。南京代表團希望雙方軍隊分期分批各就駐在區域內自行改編，這實質上是要保留其軍隊。我方則堅決主張依據民主原則，改編國民黨的反動軍隊。至於改編方法，考慮到國民黨軍隊的出路，提出先依照原編制集中整理，然后再改編為人民解放軍。后來，南京代表團同意改編，但希望將改編劃分為兩個時期，在聯合政府成立前，國民黨所統轄的部隊由他們自己處理﹔聯合政府成立后，再由整編委員會處理。我方不同意這樣辦。

以上兩條是關系到人民革命能否進行到底的根本問題，是不能讓步的。但是為了盡量爭取以和乎方法解決問題，我黨在其他問題上作了許多讓步。在討論協定草案時，南京代表團對草案提出了四十余條意見，我方接受了二十余條。例如戰犯問題，南京方面是很關心的。毛澤東在4月8日致李宗仁電中就談到：“貴方既然同意以八項條件為談判基礎，則根據此八項原則以求具體實現，自不難獲得正確之解決。戰犯問題。亦是如此，總以是否有利於中國人民解放事業之推進，是否有利於用和平方法解決問題為標准。”討論協定草案時，南京代表團對戰犯問題爭得很厲害，主張不要將戰犯問題寫入協定。我方照顧他們的意見，將戰犯分為兩類，對其中怙惡不悛者，應於從嚴懲辦﹔而“一切戰犯，不問何人，如能認清是非，幡然悔悟，出於真心實意，確有事實表現，因而有利於中國人民解放事業之推進，有利於用和平方法解決國內問題者，准予取消戰犯罪名，給以寬大待遇。”除戰犯外，對於國民黨軍隊官兵及國民黨政府工作人員，決議修正案也表示了予以寬大處理的精神，其它各項問題也在認真聽取南京代表團的意見后，作了適當的解決。

談判中，我方代表團還主動向他們保証，若李宗仁政府接受和平協定，我黨將負責同各民主黨派協商，接受他們以及南京政府方面若干人參加新的政治協商會議，也參加聯合政府。4月14日，我受周恩來之托向在北平的部分民主人士報告第一次談判的經過以及南京代表團對《國內和平協定》草案的意見，並廣泛征求民主人士的意見。沈鈞儒、馬敘倫、黃炎培、譚平山、彭澤民、蔡廷鍇等人先后發了言。他們的意見很集中，認為我方已作出了不小的讓步，《國內和平協定》草案之寬大已出乎意料，在渡江接收國民黨反動政權、改編其軍隊及戰犯這些根本問題上，不應該再讓步。最后，我將接受了南京政府代表團二十余條意見后修改過的《國內和平協定》（八條二十四款）修正案稿向大家宣讀，大家均表同意，並認為不需要逐條討論了。

4月15日，召開第二次正式會議。會上宣布了協定的修正案。周恩來說：這是定稿了。我們總是盡量求取原則上的同意和實施技術上的合理，以便南京代表團說服南京政府，使協定很快簽字，從而推動和平事業的進行。最后他鄭重宣布：談判以4月20日為限期，南京政府是否願意簽字，須在20日以前表態。南京代表團派黃紹竑、屈武於4月16日攜《國內和平協定》修正案飛南京請示，希望南京政府能接受這一協定。

4月20日晚，我方得到李宗仁、何應欽的復電，不同意在《國內和平協定》修正案上簽字，並反對渡江。21日，毛澤東、朱德發布渡江命令，謂：“拒絕這個協定，就是表示國民黨反動派決心將他們發動的反革命戰爭打到底。拒絕這個協定，就是表示國民黨反動派在今年1月1日所提議的和平談判，不過是企圖阻止人民解放軍向前推進，以便反動派獲得喘息時間，然后卷土重來扑滅革命勢力。拒絕這個協定，就是表示南京李宗仁政府所謂承認中共八個和平條件以為談判基礎是完全虛偽的。”命令一下，中國人民解放軍便全面渡江。

談判破裂后，我陪同周恩來在北京飯店召集各黨派、團體和民主人士代表會議，周恩來作了《關於南京政府拒絕和談及時局的發展》的報告。與會的馮友蘭等一批教授會后向我們表示：“中共所提和平方案，條件非常寬大，南方人民將更清楚地看到誰是誰非。”並希望人民解放軍早日解放全中國，相信我黨今后能與各民主黨派真誠合作。

爭取南京代表團的工作

南京代表團大多數人同我黨是熟悉的，他們當中有的人同情我黨（如章士釗），有的人長時間同我黨進行和平談判，並不贊成蔣介石的內戰政策（如張治中、邵力子），有的人屬於地方派系，在國民黨政府中並不得勢（如劉斐、黃紹閎等），他們一般是有和平願望的。我黨既把他們作為談判的對手，同時又把他們作為爭取、教育的對象，並通過他們爭取李宗仁真正同蔣介石決裂，按照八條達成協議。因此他們來平后，我方除熱情接待外，還對他們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正式談判前，我方代表多次與他們個別談話，交換意見。特別是毛澤東，從4月8日起，分別邀請張治中、邵力子和章士釗、黃紹竑和劉斐、李蒸和盧郁文（南京代表團秘書長）談話，使他們思想有了轉變。見了毛澤東后，張治中很興奮。吃飯時，他談到了共產黨的朴素、誠懇、吃苦耐勞、自我批評和虛心學習種種美德。他感慨萬端地說：“國民黨的失敗是應該的，共產黨的成功並非偶然。”在這一期間裡，他們親眼看到了解放區的新氣象，人民當家作主的情形及我黨干部的優良傳統，很為感動。4月7日晚，我們為南京代表們安排了晚會，演出了秧歌劇。演出完后，張治中對我方人員說：“真好！站在代表的立場，我不能鼓掌。但站在領會一種新藝術的觀點，我始終是在笑著。我衷心地喜悅，這是我們民族的活力，一種青春的質素在裡面。”南京代表中有人還與三輪車夫、飯店茶館店員、大學生、中學生談話，深切地感到共產黨的領導是大有前途的。他們承認國民黨的錯誤和失敗，承認今后的國家工作應由共產黨來領導，同意了《國內和平協定》修正案，並表示願意說服李宗仁接受這一協定。在談判桌上，張治中坦然地表示：“國共兩黨的斗爭，到今天可以說告一結束了”，“我們應該把眼光放大些，把胸襟開擴些，重新合作”。

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也積極配合做南京代表的工作。和談開始前，毛澤東接見李濟深、沈鈞儒等多人，並將我方的具體方案、文件先與民主人士商量。會議開始后，也將情況向他們通報。李濟深、譚平山、王昆侖、陳此生、陳邵先、朱學范、許寶駒等也多次與南京代表談話。如4月2日，張治中等六人去見李濟深，李向他們說：“孫總理的三民主義與三大政策始終未能實現，而中國共產黨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主義都做到了。他們與孫總理的主張是一致的。我們做錯了，我們要承認。”張治中等就“中共是否允許其他黨派存在”等問題提出詢問，李一一作了解釋。這些談話，對南京代表團接受《國內和平協定》修正案，起了積極的促進作用。李濟深還派私人代表朱蘊山、李民欣同劉仲容一起去南京，做李宗仁、白崇禧的工作。

人民解放軍渡江后，南京方面曾派飛機來接代表團返寧。我們考慮他們回去后的安全問題，挽留他們。周恩來曾於20日夜打電話給張治中、邵力子，說他代表中共中央、代表毛主席和他本人請南京和談代表團同人全部留下﹔對已協議的《國內和平協定》，日后還會起作用﹔代表團各位，今后還會有貢獻，請他們考慮。周恩來還語重心長地對張治中說：“西安事變，我們對不起一個姓張的朋友，今天再不能對不起你了。”於是，在平的南京談判代表張治中、邵力子、章土釗、李蒸及其隨從人員開會討論后，一致同意留下。張治中在6月26日發表對時局的聲明說﹔“以我所見所聞的，覺得處處顯露出一種新的轉變，新的趨向，象征著我們國家民族的前途已顯出新的希望……我以國民黨黨員一分子的立場，隻有感到無限的慚疚﹔但是站在國民一分子的立場況又覺得極大的欣慰。我們中國人，畢竟還有能力把國家危機挽轉過來，還可希望把國家搞好……我多年來內心所累積的苦悶，為之一掃而空。”黃紹竑因攜《國內和平協定》修正案赴寧，解放軍渡江后，他即輾轉到了香港。為了盡最后的努力爭取李宗仁、白崇禧，劉斐於6月抵達香港，並曾秘密去過廣州。8月13日，黃、劉聯合在港國民黨軍政人員龍雲等44人共同發表《我們對於現階段中國革命的認識與主張》，堅決擁護中共的領導，同國民黨政府公開決裂。9月，張治中致電新疆的陶峙岳等，對促成新疆和平解放起到一定的作用。后來，南京代表團的全體代表，都應政協籌備會的邀請，參加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會后都參加了政府工作，對新中國的建設事業作出了積極的貢獻。南京代表團轉向人民，意義是很大的，這在談判史上確屬少見，它充分反映了國民黨政府已喪盡人心，而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則是眾望所歸，也反映了黨的統一戰線的極大成功。

和談斗爭的成果

自1月1日至4月21日解放軍渡江，和談斗爭歷時近四個月。雖然南京政府最后拒絕在協定上簽字，但這場斗爭卻有著重大的政治影響。

首先，和談斗爭揭穿了美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假和談的陰謀，宣傳了我黨將革命進行到底的基本立場及為此而制定的實現真正和平的八條主張，深刻地教育了人民，包括一部分曾經幻想走中間道路的同盟者，從政治上提高和加強了統一戰線。

其次，毛澤東提出的八項條件及《國內和平協定》修正案對於分化瓦解敵人，爭取局部和平解放，配合全國解放戰爭的勝利進行，起了重要作用。在反動統治行將崩潰之時，其內部四分五裂，人心渙散，士氣沮喪，充滿了失敗的情緒，許多人急於找出路。《八條》及《國內和平協定》修正案向他們指明了出路。這樣，一方面是人民解放軍強大的軍事威力，另方面是《八條》及《國內和平協定》強大的政治威力，這就加速了反動營壘的崩潰。當《八條》發表時，黨中央即指示將《八條》在國民黨統治區內廣泛宣傳。談判破裂后，毛澤東、朱德又在渡江命令中指示：“向任何國民黨地方政府及地方軍事集團宣布國內和平協定的最后修正案，對於凡願停止戰爭用和平方式解決問題者，你們即可照此最后修正案大意和他們簽訂地方性協定。”在解放戰爭的最后階段，國民黨軍政人員接受和平條件和率部起義者極多，最著名的有傅作義率部20萬在北平接受改編﹔程潛、陳明仁接受《國內和平協定》，率部在湖南起義﹔陶峙岳、包爾漢率新疆10萬軍政人員歸向人民，等等。這些與《八條》和《國內和平協定》的政治作用是分不開的。記得當年有個說法：八條抵得上百萬軍隊。這樣說是有道理的。

最后談談李宗仁。他由於當時的立場所限，未能在和平協定上簽字，走錯了一步棋，后來不得不遠去異國，這確實是個遺憾。值得欣慰的是，出於愛國熱忱，並在黨的統一戰線政策的感召下，1965年7月，他毅然排除險阻，遠渡重洋，回到祖國的懷抱。周恩來、葉劍英及黨和國家其他領導人、各民主黨派負責人、無黨派人士、國民黨起義人士以及當年南京政府和談代表等多人去機場迎接。毛澤東在中南海接見了李宗仁，與他親切握手，笑談契闊。他參觀、訪問了祖國各地，所到之處，受到盛情接待。在回國聲明中，他說：“1949年我未能接受和平協議，至今猶感愧疚。”李宗仁先生最后選擇了葉落歸根、回歸祖國的光明道路，是令人敬佩的。愛國一家，愛國不分先后，隻要對國家和民族的事業作了貢獻，人民都是歡迎的，人民優待他們，也不會忘記他們。

（摘自：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資料》，中共黨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