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窯堡會議

瓦窯堡會議舊址

隨著抗日救亡運動新高潮的到來，中國共產黨面臨著從土地革命戰爭向民族革命戰爭轉變的新形勢。中共中央有必要對整個形勢作出分析，制定出適合新情況的完整的政治路線和戰略方針。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陝西安定縣(今子長)瓦窯堡召開政治局會議(即瓦窯堡會議)。出席和列席會議的有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博古、李維漢、王稼祥、劉少奇、鄧發、凱豐、張浩、鄧穎超、吳亮平、郭洪濤等。張聞天主持會議。會議著重討論全國政治形勢和黨的策略路線、軍事戰略，確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策略，並相應地調整了各項具體政策。

會議開始后，張聞天作關於政治形勢和策略問題的報告，張浩作關於共產國際七大精神的傳達報告。而后，與會者進行了充分的討論。討論中，圍繞民族資產階級有沒有可能抗日的問題，發生了爭論。毛澤東在主題發言中分析各階級對抗日的態度，明確提出民族資產階級在亡國滅種的關頭有參加抗日的可能，甚至連大資產階級營壘也有分化的可能。他提出：我們要從關門主義中解放出來，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會議還討論了新形勢下的軍事戰略問題。12月23日，毛澤東在會上作關於軍事戰略問題的報告。同日，會議通過《中央關於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

12月25日，會議通過由張聞天起草的《中央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后結束。12月27日毛澤東根據會議精神，在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瓦窯堡會議決議及毛澤東的報告，解決了黨的政治路線問題。

決議首先指出，當前政治形勢的基本特點是日本帝國主義“正准備並吞全中國，把全中國從各帝國主義的半殖民地，變為日本的殖民地”。在這種形勢下，一切不願當亡國奴、不願當漢奸的中國人的唯一出路，就是“向著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漢奸賣國賊展開神聖的民族戰爭”。決議認為，民族革命的新高潮推醒了工人階級和農民中的落后階層﹔廣大的小資產階級群眾和知識分子已轉入革命﹔一部分民族資產階級，許多鄉村富農和小地主，甚至一部分軍閥也有對革命採取同情中立的態度以至有參加的可能。因此，“民族革命戰線是擴大了”。黨應該採取各種適當的方法與方式，去爭取這些力量到反日戰線中來。決議明確指出，在地主買辦階級營壘中間，也不是完全統一的，黨也應利用他們之間的矛盾與沖突，以利於抗日民族解放斗爭。對於日本帝國主義與其他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也應採取這樣的策略。

決議指出，最廣泛的反日民族統一戰線不僅應當是下層的，而且應當是包括上層的。黨的策略路線是發動、團結與組織全中國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對當前主要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與蔣介石。決議重申，統一戰線的最高組織形式是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

毛澤東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中，對於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面性和利用地主買辦營壘內部矛盾的可能性問題，作了精辟的分析。他指出，民族資產階級和地主買辦階級是有區別的。民族資產階級的特點是動搖。他們一方面不喜歡帝國主義，一方面又害怕革命的徹底性。在中國面臨變成殖民地的危險的時局下，這個階級有起變化的可能性，其一部分(左翼)有參加斗爭的可能，其另一部分則有由動搖而採取中立態度的可能。毛澤東根據九一八事變以來民族資產階級的許多代表人物政治態度的變化，論証了工人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聯合的可能性和重要性。關於地主買辦營壘，毛澤東指出，他們內部也不是完全統一的。由於中國是幾個帝國主義國家爭奪的半殖民地，所以“當斗爭是向著日本帝國主義的時候，美國以至英國的走狗們是有可能遵照其主人的叱聲的輕重，同日本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暗斗以至明爭的”。“我們要把敵人營壘中間的一切爭斗、缺口、矛盾，統統收集起來，作為反對當前主要敵人之用”。

瓦窯堡會議決議和毛澤東的報告不但估計到隨著民族矛盾的上升，中國社會階級關系已經發生的變化，而且預計到將要繼續發生的變化。盡管地主買辦階級中較大規模的分化當前還不是事實，蔣介石還在對日本實行妥協退讓和堅持“剿共”的內戰政策，但是決議和報告實際上已經看到隨著日本侵略的繼續加劇，隨著英、美和日本的矛盾的發展，依附於英、美的反革命力量有可能發生變化，黨有可能使它至少暫時處於不積極反對反日戰線的地位。能夠預見到這一點，表明黨不是從教條出發，而是從半殖民地中國的實際出發來觀察形勢和制定政策的。

為了結成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決議和報告批評了黨內長期存在的”左“傾關門主義，指出關門主義的由來主要在於不會把馬克思列寧主義運用到中國的特殊的具體的環境中去，強調黨不能空談抽象的共產主義原則，而必須大膽地運用廣泛的統一戰線策略，去組織和團聚千千萬萬民眾和一切可能的革命友軍，才能取得中國革命的領導權。目前黨內的主要危險是”左“傾關門主義，必須堅決加以糾正。

決議和報告在著重批評關門主義傾向的同時，及時提醒全黨記取歷史上發生過的實行統一戰線政策時的右傾錯誤的教訓。毛澤東特別指出，在目前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共產黨和紅軍不但要充當發起人，而且應當成為堅強的台柱子，從而使日本帝國主義者和蔣介石所使用的拆台政策，不能達到最后的目的。決議認為，共產黨在抗日統一戰線內部，既要團結一切抗日力量，又要堅決不動搖地同一切動搖、妥協、投降和叛變的傾向作斗爭。共產黨必須以自己徹底的反日、反漢奸賣國賊的言論和行動去取得統一戰線的領導權。決議強調指出，必須更深刻地了解革命領導權的問題。“黨的領導權的取得，單靠在工人階級中的活動是不夠的(這是要緊的)，共產黨員必須在農村中，兵士中，貧民中，小資產階級與智識分子中，以至一切革命同盟者中，進行自己的活動，為這些群眾的切身利益而斗爭，使他們相信共產黨不但是工人階級的利益的代表者，而且也是中國最大多數人民的利益的代表者，是全民族的代表者”。

為了適應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要求，決議規定將“工農共和國”改為“人民共和國”，同時改變不適應抗日要求的部分政策。決議指出人民共和國是以工農為主體的，同時又容納一切反帝反封建的階級。人民共和國首先保護工農群眾的利益，同時又保護民族工商業的存在和發展。

關於改變對富農的政策問題，決議在1935年12月6日中央政治局會議作出《關於改變對付富農策略的決定》的基礎上，又進一步指出：“蘇維埃人民共和國改變對待富農的政策。富農的財產不沒收，富農的土地，除封建剝削之部分外，不問自耕的與雇人耕的，均不沒收。鄉村中實行平分一切土地時，富農有與貧農中農分得同等土地之權。”也就是說，對於富農的土地和財產，除封建剝削部分外，採取保護政策。

關於對工商業政策的規定，決議指出：要“用比較過去寬大的政策對待民族工商業資本家。在雙方有利的條件下，歡迎他們到蘇維埃人民共和國領土內投資，開設工廠與商店，保護他們生命財產之安全，盡可能的減低租稅條件，以發展中國的經濟。在紅軍佔領的地方，保護一切對反日反賣國賊運動有利益的工商業”。

決議還根據形勢和任務的變化，強調必須反對在發展黨組織中的關門主義傾向，擴大與鞏固黨，並對過去長期存在的過分強調黨員出身的“唯成分論”提出了批評。決議強調指出：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它應該大量吸收先進的工人雇農入黨，造成黨內的工人骨干。同時中國共產黨又是全民族的先鋒隊，因此一切願意為著共產黨的主張而奮斗的人，不問他們的階級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產黨。由於中國是一個經濟落后的半殖民地亨殖民地，農民分子與小資產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常常在黨內佔大多數，但這絲毫也不減低中國共產黨的布爾什維克的地位。決議明確提出：“能否為黨所提出的主張而堅決奮斗，是黨吸收新黨員的主要標准。社會成分是應該注意到的，但不是主要的標准。應該使黨變為一個共產主義的熔爐，把許多願意為共產黨主張而奮斗的新黨員，鍛練[煉]成為有最高階級覺悟的布爾什維克的戰士。”“黨不懼怕某些投機分子的侵入，黨用布爾什維克的政治路線與鐵的紀律，去保証黨的組織的鞏固。黨不懼怕非無產階級黨員政治水平的不一致，黨用共產主義教育去保証提高他們到先鋒隊地位。”

在干部問題上，決議指出：偉大斗爭時期，黨的干部堅固地團結於黨的領導機關周圍，是有決定意義的。黨必須大量培養干部，使成千上萬的干部到各方面的戰線上去，在實際斗爭中學習和鍛煉，這樣，才能適應新的大革命的需要。

瓦窯堡會議是一次極為重要的會議，是遵義會議的繼續和發展。在長征途中召開的遵義會議，克服了中央軍事領導上的錯誤。那時隻能解決最迫切的軍事問題和組織問題。中共中央到達陝北后，才有可能結合國內形勢和黨的任務，有系統地解決政治策略上的問題。會議所提出的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理論和策略，既說明在抗日前提下，有必要和可能與民族資產階級以至地主買辦階級中的一部分力量重新建立統一戰線，也著重說明無產階級在統一戰線中能夠和必須掌握領導權﹔既著重批判“左”傾教條主義在政治策略上的錯誤，也提醒全黨警惕1927年無產階級放棄領導權而導致革命遭受失敗的教訓。這說明中國共產黨已經善於總結過去革命成敗的經驗，學會從中國實際出發，把共產國際七大提出的關於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總方針，創造性地運用來指導中國的革命運動。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上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