爭取傅作義起義

《和平解放北平》

北平的和平解放距今已有幾十年了。北平獲得和平解放的經過，仍為許多同志所關心，希望能夠回憶一下。因為事隔多年，具體情節顯得淡漠，這使我的回憶隻剩下一些骨架和梗概。每當我回想這段歷史，就不由得想起毛澤東同志的精練的概括：“統一戰線，武裝斗爭，黨的建設．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三個法寶，三個主要的法寶。”正是“三大法寶”的威力，使我們贏得了北平的和平解放，開創了一種不流血的斗爭方式。北平的和平解放確實有它特殊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

北平解放前夕的斗爭形勢

1948年冬，蔣介石國民黨必敗已成定局。在蔣管區，經濟崩潰，政治腐敗，軍心渙散。那時的北平，物價一日數漲，民不聊生，怨聲載道。有錢有勢的國民黨大官們，紛紛搶購黃金和美鈔，爭先恐后乘飛機南逃。中下層的官員們懷著惶恐、觀望、等待的心情，思謀著為自己找一條后路。進步人士和廣大群眾，日日夜夜盼解放，悄悄地傳頌著解放軍勝利進軍的消息。

北平的地下黨，在晉察冀城工部的領導下，根據黨中央“蔭蔽精干、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地下工作方針，從1942年起，個別黨員陸續進城，到1948年冬北平解放前夕，已發展地下黨員約3000人，黨的外圍秘密組織“民青”（民主青年同盟）、“民聯”（民主青年聯盟）盟員約5000人。其中“學委”（學生工作委員會）系統約佔三分之二。

1948年11月下旬，為了迎接北平解放，南系學委（指抗日戰爭時期在昆明、重慶等地的地下黨組織，抗戰勝利后來到北平和天津的）、北系學委（指原來在平、津的地下黨組織）合並成為統一的學委。我們學委除了聯系著大、中學生，領導著學生運動，還通過進步學生、廣泛地開展了統一戰線工作。工廠、學校、報社、鐵路局、電信局……以至國民黨的黨、政、軍、警、憲、特等機關，到處都有我們的革命同志。我們建立了三處地下印刷所，三部地下電台。根據城工部的指示，在積極爭取傅作義將軍接受和談、和平解放北平的同時，發動黨員和進步群眾組織糾察隊，搜羅槍支武裝自己，做好護廠、護校、保護檔案和文物古跡，配合解放軍攻城的准備工作。首先把立足點放在武裝奪取上，但也盡力爭取傅作義將軍起義。我們這數千知識分子隊伍，聯系著各階層廣大群眾。群眾希望和平解放北平的呼聲，形成了巨大的輿論力量。

當時傅作義將軍是“華北剿總”的總司令。我們黨分析傅作義有兩種可能，一方面他曾是抗日的愛國將領，與蔣介石的獨裁賣國、排除異己有較深的矛盾，在蔣介石國民黨政府即將覆滅之時，有把他爭取過來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他反共，跟我們打過仗，他自己有兩個軍的嫡系部隊。整個華北由他統帥的國民黨軍隊有60萬人，不到不得已，他不可能輕易接受和談。

事實正如我們黨所估計的，在傅作義還有力可恃，有路可走時，對和談、起義長時間處於猶豫動搖之中。

我軍的節節勝利，對北平的和平解放起了決定性的作用。戰場上的勝敗，左右著傅作義對和談的態度。遼沈戰役勝利后，敵我兩軍的力量對比發生了根本性的偉大轉折，我人民解放軍相繼開辟了淮海、平津兩大戰場。華北戰場的勝利，對平津周圍戰略要地的分割包圍，使傅作義感到震驚，開始考慮尋求一條現實可行的出路。1948年12月28日新保安一戰，殲滅了傅作義的王牌軍三十五軍，又在24日攻克了張家口，斷絕了他西逃綏遠的去路，打破了他依靠自己的實力割據一方的夢想，傅作義才真正接受和談。直到1949年1月中旬，我軍一舉拿下天津，兵臨城下，炮轟機場，徹底切斷了他的陸上、海上去路之后。他才最后下決心起義。

一小撮蔣介石的“軍統”特務，千方百計地破壞和談，阻撓傅作義將軍起義。他們跟蹤逮捕，幾乎每天都有我們的黨員和進步分子被捕入獄。晉察冀城工部部長劉仁同志不斷來電要我們“提高警惕”，“絕對保密”，嚴格組織紀律”。尤其是從秘密的變為半公開的直接出面以后，危險性大大地增加了。我們做好了最壞的思想准備，對自己的住處和身邊所有的東西進行了徹底地清理，把難得的馬列主義著作、毛主席著作及文字材料都加以處理。連精心收藏的小小的電話號碼紙片也燒掉了，這雖然增加了聯系工作的困難，但因隨時都有被捕的危險，所以必須作好充分的准備。如果被捕，也絕不能讓敵人從我們身邊搜出任何証據，以致牽連到其他同志。

在白色恐怖統治下，真有“度日如年”之感，看到人民掙扎在水深火熱之中，聽到解放軍轟鳴的炮聲，那時就是盼著北平能早一天得到解放。

爭取博作義將軍起義的准備工作

早在1948年初，晉察冀城市工作部部長劉仁同志就指示北平地下黨，要通過各種社會關系去接近影響傅作義周圍的人，做傅作義的工作。我們的同志審慎地選擇對象，以親友關系談心、談形勢，經過較長時間的了解，逐步宣傳黨的政策，爭取他們與共產黨合作，有的條件成熟后則發展為共產黨員。一年來，我們學委先后聯系的能和傅作義“說上話”的人有：曾延毅、劉厚同、杜任之、傅冬菊、李騰九、鄧寶珊。這些人在關鍵的時候，都不同程度地發揮了作用。

1948年春，劉仁同志讓北平地下學委系統擔任軍事策反工作的王甦同志，與天津南開大學地下黨員曾常寧聯系，通過曾常寧的父親曾延毅做傅作義的工作。曾延毅與傅作義是保定軍官學校的同學，又是結義兄弟，在傅作義任軍長時是他的副軍長。在王甦同志的鼓勵下，曾延毅來北平找過傅作義，但他表示傅作義對他不信任，難以直接做傅作義的工作，建議通過劉厚同做傅作義的工作。劉厚同是傅作義和曾延毅的老師，當時是傅作義的“中將總參議”，傅作義對這位老師相當尊重。曾延毅與劉厚同的家都住在天津，兩家關系很深，經常來往，曾與劉是無話不談。曾延毅的女兒曾常寧和劉厚同的女兒劉杭生又是同學，劉杭生在曾常寧的影響下，參加了“民青”。王甦同志每星期去天津一次，我與他每星期聯系一次。開始我是從王甦同志那裡了解到劉厚同老先生的一些情況，后來我與劉厚同見面卻是通過民盟杜任之同志介紹的。

杜任之同志當時是華北學院的教授兼政治系主任，是從太原來的共產黨員，也是“民盟”成員，與傅作義是同鄉，有過交往，由於在太原有被捕的危險，來北平后便住在他弟弟的家裡（他弟弟杜敬之是傅作義的軍醫）。那時在民盟中的地下黨員關世雄同志向我反映了他的情況。1948年秋，我和關世雄同志一起到錦什坊街油簍胡同6號去看過他，他說他是共產黨員，因有被捕危險，由太原來北平找地下黨。他問我，他是回解放區還是留北平。根據黨的要求，凡在北平能站住腳的都留在北平工作。爭取北平和平解放，杜任之同志做了不少工作。

錦州解放以后，東北全境即將解放，華北平津的解放不過是時間問題。北平的群眾，一方面希望解放軍趕快解放北平，一方面又擔心戰火會造成很大傷亡和破壞，因此和平解放北平就成了廣大群眾的心願。杜任之同志以自己與傅作義有同鄉之誼，積極促進傅作義接受和談。他通過他弟弟與劉厚同見了面。劉厚同與傅作義商談后，說傅作義有意進行和談，但希望有個民主黨派參加，以便協調烈方意見。因此找了當時民盟在華北的負責人張東蓀作為第三方的代表。由於傅作義被蔣介石召到南京開會，談判問題暫時擱下了。

在南系學委王漢斌同志的領導下，有李炳泉同志做他堂兄李騰九（傅作義“總部”的聯絡處長）的工作。王漢斌同志又將傅作義的女兒傅冬菊同志由天津調來北平，留在傅作義身邊，以便做傅作義的工作。

這可以說是爭取傅作義將軍的准備工作。

一次試探

1948年11月初，劉仁同志把北平地下學委書記佘滌清同志叫回解放區泊鎮，指示要學委出面代表共產黨正式與博作義方面談判。經我們學委研究，由傅作義的女兒博冬菊同志正式出面向她父親試探，看傅作義的反映如何。

傅冬菊同志是傅作義的大女兒，是共產黨員，由南系學委王漢斌同志領導。那時傅冬菊同志在天津《大公報》工作，為了便於對傅作義進行工作，將她調來北平。佘滌清同志找傅冬菊談話，告訴她：“現在解放戰爭形勢發展很快，你父親有接受和談的可能，希望他放下武器，與共產黨合作，和平解放北平。”傅冬菊當即去找她的父親，向他轉達我們黨的意圖。傅作義當時怕是“軍統”特務通過他的女兒套他，傅作義問他女兒：

“是真共產黨還是‘軍統’？你可別上當！要遇上假共產黨，那就麻煩了。”

傅冬菊說：“是我們同學，是真共產黨，不是‘軍統’。”

傅作義又問：“是毛澤東派來的還是聶榮臻派來的？”

傅冬菊一下答不出，又去問佘滌清同志如何回答。佘滌清明確告訴傅冬菊，叫她說是毛澤東派來的。傅作義表示可以考慮。這是一次試探性的正式接觸。

第一次出城

學委考慮傅作義總是把傅冬菊看做孩子，在安排傅冬菊做傅作義的工作的同時，派李炳泉同志通過他的堂兄李騰九去做傅作義的工作。

李炳泉同志原是西南聯大的學生，1940年入黨，抗日戰爭勝利后來到北平，當時在傅作義辦的《平明日報》當記者，后升為採訪部主任。原來由南系學委王漢斌同志領導，有一段時間由佘滌清同志領導。李騰九，是傅作義“剿總”總部的聯絡處長。李炳泉同志開始是以親屬關系，漫談形勢，引導到與共產黨和平談判才是出路。先把李騰九的思想做通了，再讓李騰九找傅作義去談。

李騰九與傅作義談了幾次，傅作義都沒有理他。12月初我軍以神速動作分割包圍了華北的戰略要地北平、天津、張家口、新保安、塘沽，這時傅作義才感到和談的迫切需要，找李騰九與共產黨聯系。學委決定李炳泉同志以公開的共產黨黨員的身分出面，約在12月下旬，傅作義決定派他的親信、《平明日報》社社長崔載之出城談判，我地下學委則派李炳泉同志與崔載之一起出城。當時傅作義提出要我們在李炳泉出城后，再指定一共方人員與李騰九聯系。我們則指定當時《益世報》採訪部主任、地下黨員劉時萍同志與李騰九聯系。這次談判，我們要求不僅傅作義的嫡系部隊，所有在華北的國民黨軍隊全部在內，都要放下武器。傅作義說：“我的軍隊可以，其他我控制不了。”不幸的是佘滌清同志和劉時萍同志被“軍統”逮捕，工作遇到困難。

再次出城

新保安、張家口已被攻克，傅作義的主力部隊被殲滅，1949年元月初旬，平津前線吃緊，傅作義感到情況緊急，他決定派周北峰代表他再次出城。我約好在李閣老胡同張東蓀家與他們見面。我和周北峰先生是第一次見面，他想先和我談談，因為出去的路線、時間、暗號都用電報與城工部聯絡好了，不能耽擱，我讓他們馬上就動身。周北峰說：“我們這方面路過的軍隊關卡好說，到解放軍那邊怎麼辦？”我讓他們帶上一面白旗，准備過火線時用，並告訴了他們要走的路線和聯絡暗號。很快周北峰就和張東蓀一起出發了。

后來城工部來電，要我們注意周北峰回來后傅作義的態度。我們了解到傅作義還是猶豫不決。不久攻打天津的戰斗就開始了。軍委來電指出，天津拿下后，傅作義可能有變化。果然，1949年1月中旬，傅作義的全權代表鄧寶珊與周北峰再度出城，最后下決心起義。

談判過程中的三個主要人物

原來地下學委對傅作義進行工作，就是通過各種關系多方面進行的。1948年秋，我已與劉厚同老先生直接建立了聯系，那時我擔任學委秘書長，分工上層統戰工作。李炳泉同志出城之后，即由我作為共產黨代表正式與傅方談判，這時同志們原來聯系的人都交給我聯系，以便於全面掌握傅作義的動態和進行工作。在最后直接談判階段，主要通過三個人：傅作義的老師劉厚同，傅作義的同事偽華北剿總副總司令鄧寶珊和傅作義的女兒傅冬菊同志。

我們選擇劉厚同作為與傅作義談判的橋梁，因為他對形勢有比較清楚的認識，和我有較長時間的接觸，對和談的態度是積極的，他對傅作義了解較深，同時深得傅作義的信任。通過劉厚同，我們對傅作義做了長達近一年的工作。

我與劉厚同經常見面的地點在偽高等法院院長吳煜恆的辦公室。吳煜恆是民盟負責人之一，在大后方時曾與董必武同志有工作來往。劉厚同老先生看樣子將近70歲，是個讀過舊詩書有才學的人。說話聲音洪亮，頭腦清楚，很健談，很開朗，講古論今，談笑風生，一談就是半天。吳煜恆院長語言溫和，待人誠懇，為我們在那裡見面提供了方便，初次見面還設宴招待了我們兩個。

我們是在談判，也同時是在談心交朋友，看樣子劉老先生很喜歡和我這個年輕共產黨員交朋友。老先生還送給我一張他們一家人的照片。劉厚同與我約定每星期見兩次面，他說：“如果一星期不見你來，就認為你被‘軍統’特務逮捕了，我便請傅先生派人到監獄找你。”因為“軍統”特務活動特別猖狂。劉老先生對共產黨是友好的，也是講信義的。有一次，我有急事未能如期赴約，可真急壞劉老先生，他真的要傅作義派人到各監獄查問有沒有同仁醫院的李大夫（當時，我告訴他，我姓李，是同仁醫院的醫生，其實，那時我已離開同仁醫院了）。后來見面時他告訴我，沒有找到李大夫，隻有個同仁醫院的孫大夫（地下黨員孫振洲同志也是同仁醫院的大夫，被敵人逮捕了）。

我與劉老先生直接接觸有兩個多月的時間，老先生對促成和談盡了很大努力。從劉老先生所談情況，清楚地知道傅作義一直是動搖的，一方面不想跟蔣介石走，另一方面又想保存日已的地盤和軍事力量。在兩個月左右的時間內，傅作義對和平解放北平總沒有一個很肯定的答復。

事隔多年，很難記起每次都談些什麼內容，大體記得有這樣幾個關鍵性的問題。開始時．我們知道蔣介石還不斷拉他委以重任，我們主要談的是跟蔣介石走沒有出路，蔣介石歷來消滅異己。當我們了解到美帝國主義想收買傅作義，支持傅作義在華北“獨立”時，我們談的是傅將軍應珍惜自己的愛國抗日的光榮歷史。美帝國主義裝備了幾百萬蔣介石軍隊，也避免不了可恥的失敗下場。針對傅作義還想依靠自己的一部分兵力退守察綏，我們談的是察綏已經很難回去了。聽到“陝北廣播電台”公布戰犯名單裡有傅作義，接著就接到中央的來電，意思是“傅雖列為戰犯，但與蔣介石有矛盾，仍要爭取。”這時我們主要談的是黨的統一戰線政策，為人民立了功，人民不會忘記，以解除傅作義的顧慮，讓他下決心接受和平談判，和平解放北平。北平如不打仗，不僅少死人。少破壞，而且保全了文化古都，是符合人民利益的，如果接受和平解放北平，那就是對人民立了一大功。

在對傅作義進行工作的近一年的時間裡，對傅作義的猶豫動搖，劉老先生是以堅定的態度反復地向他談形勢，擺利害，揭露蔣介石的陰謀，轉達我黨的政策和對傅作義的希望和要求，明確指點傅作義要順應人心，當機立斷，隻要和平談判就有光明前途，切不要自我毀滅。

據劉老先生所談，他曾勸傅作義發和平通電停止內戰。傅作義將軍當時主要顧慮的是：一怕控制不了國民黨中央軍﹔二怕得不到共產黨諒解﹔三怕蔣介石轟炸北平﹔四怕對不起中央軍﹔五怕被人看做叛逆。劉老先生把傅將軍左右為難的處境向我們反映，也對傅作義的錯誤思想做了不少分析說服工作。例如他分析所謂“叛逆”的問題時，對傅講過商湯反桀武王伐紂的故事。他說：“湯與武王是桀、紂的臣，后人不但不稱湯與武王是叛逆，反而贊美他們，忠君當忠於人民，而非忠於一人。目前國事敗壞成這個樣子，人民流離失所，處在水深火熱之中．人民希望和平，政府必須改造，如果你能按照歷史的發展，順人心，起來倡導和平，天下會提壺送酒來歡迎你，誰還會說你是叛逆？”

劉厚同在北平為和平奔走85日，由於勞累焦急致使左目失明，人們稱他為“和平老人”，可以當之無愧。傅作義決定起義之后，劉老先生不以功高自居，表示從此隱退，回到了天津。

鄧寶珊當時是偽“華北剿總”副總司令兼榆林地區國民黨軍司令。我和鄧寶珊見面是在華北學院院長王捷三的家裡。鄧寶珊穿了一身國民黨士兵穿的灰棉軍裝，四方臉，語音沉重，一見面他就說：“我是了解共產黨的政策的，我有個孩子在延安學習過，我見過毛主席，‘陝北電台’的廣播我經常聽。”

正巧我隨身帶著“陝北廣播電台”記錄新聞宣傳材抖，送了他一份，他很高興。這次我們談論了國際形勢和國內形勢。鄧寶珊先生對蔣介石必敗認識是明確的，談得比較投機。我對他說：“你和傅先生是老同事，希望你勸傅先生趕快下決心和談，時間不多了，爭取北平和平解放，為人民做點好事。”他表示要極力勸說傅先生。當我問到榆林地區的情況是，他說：“先把傅先生的事談定了，至於我那個地方的問題好辦。”我說：“那好吧，等以后再商議吧！”這是第一次會面。

再一次和鄧寶珊會面，是在我解放軍圍攻北平，包圍圈愈來愈縮小，城內不斷聽到隆隆的炮聲，有些炮彈……

“你能不能通知你們部隊先不要打，給我個時間再與傅先生深一步談談。”

我說：“我可以向領導反映。時間不會很長了，我軍已包圍北平，傅先生的軍隊走不了啦，再不下決心就晚了！”

當時天津臨近解放，劉仁同志轉來中央軍委的電報，指出天津拿下后，傅作義可能起義，不過還是讓我們作兩手准備，如果傅作義不接受和談，即武裝解放北平。我按中央軍委的意思與鄧寶珊進行了交談，讓他促使傅作義快下決心。這次我沒有騎自行車，我家住在南池子南口南灣子胡同，王捷三家在南池子北口，離得很近。談完話臨出門時，鄧先生說：“軍統活動很厲害，你要多加小心。我用汽車帶你一段路吧！”他用汽車把我帶到景山東街，我就下車了，離我家更遠了。按地下黨的規矩，我們的住處是絕對保密的。

第三次與鄧寶珊見面，還是在王捷三家裡。鄧寶珊一見面就喜笑顏開。這個人比較穩重，不輕易喜形於色。這次一見面，他就帶著微笑說：“傅先生的問題算是解決了，他決定跟共產黨合作。這個問題解決后，他的心情也很好，我把他的女兒冬菊叫到一起，親近的人一塊兒吃了頓飯。”

傅將軍由猶豫到下了決心，這個決心是難下的。鄧寶珊將軍對促成傅作義將軍起義是起了重要作用的（事后知道，在我軍已包圍北平的情況下，是傅作義專程派飛機將鄧寶珊接到北平，來商談北平問題的）。接著，他提出要與我們軍隊領導進一步商談。我用電報與城工部聯系，經領導同意，我與王蘇同志研究，派了一位合適的交通員陪同他們出城，帶他們到我們軍隊的最高指揮部去。我們地下黨爭取傅作義將軍接受和談的工作到此告一段落。事后聽說鄧寶珊將軍曾多次出城與我前線總指揮部商談起義具體條件和細節問題，不過后來就不需要通過地下黨來聯系了。

傅冬菊同志是黨的好情報員，也是傅作義將軍的好女兒。在我們黨公開與傅作義談判的過程中，傅冬菊同志也起了重要作用。我作為共產黨代表，正式與傅方談判之后，給傅冬菊的主要任務則是了解傅作義的動態。那時我和傅冬菊見面是在東黃城根李中同志家裡，我們幾乎每天見一次面。那時她還是一個青年知識分子，每次見我，她總是高高興興地滿面笑容，不慌不忙地把她父親的情況原原本本地告訴我。傅作義有時思想斗爭激烈，唉聲嘆氣、發脾氣、咬火柴頭，甚至想自殺，對他這些細微的情緒變化，我們都很清楚，有時頭天晚上發生的事，第二天早就知道了﹔上午發生的事，下午就知道了。這些都及時寫成電文，由交通員迅速送譯電員，再送地下電台，直接報告劉仁同志，由劉仁同志及時轉給前線總指揮部。解放后，有一次劉仁同志談起這事，他說：“聶司令員（聶榮臻同志）還表揚了你們的情報工作。聶司令員說：‘你們對傅作義的動態了解得可真清楚，在戰場上，像這樣迅速、准確地了解敵軍最高指揮官的動態乃至情緒變化，在戰爭史上是罕見的。它對我軍作出正確的判斷，下定正確的決心，進行正確的部署，具有重要的作用。’”在我們和傅作義談判過程中，傅冬菊真是一個好情報員。由於對傅作義的情況了解得准確及時，中央在組織解放北平的工作中，在軍事進攻與政治爭取的配合上，結合得非常緊密。在用武力解放北平已毫無問題的情況下，掌握了用和平談判方式解放北平的主動權。

談判的成功，北平的和平解放，保存了我國的文化古都，在當時極大地鼓舞了全國軍民的斗志，進一步發揮了一統一戰線的威力，促使敵軍日益瓦解，加速了全國解放的進程。

解放前夕的北平，在白色恐怖籠罩之下，我們的心裡卻都是興奮的，同志們都清楚這已是黎明前的黑暗。根據城工部的指示，為了統一行動，北平地下黨的“學委”、“平委”（平民工作委員會）、“工委”（工人工作委員會）等迅速聯合了起來，展開一系列的活動。我們數千個革命的、年輕的、有戰斗力的、有著美好理想的共產黨員和先進青年，聯系著各階層的廣大群眾，扎根在深厚的群眾基礎之中，更緊張地進行著迎接解放的活動：向敵人展開強大的政治攻勢，給敵之黨政大小頭目郵寄、散發通令，告誡其各安職守，不准破壞，等候接收﹔瓦解敵軍，爭取起義。許多國民黨中、下級軍官被爭取過來，包括一些高級軍官也已准備起義，例如九十二軍軍長侯鏡如、副軍長黃翔已暗中保証起義。王建同志聯系的崇文門、西直門守敵已保証在我軍攻城時開城接應。可以想見我人民解放大軍攻城時遇到的將是瓦解了的敵軍和充分准備好了的配合力世。博作義將軍經過很多思想斗爭，終於率領60萬軍隊起義了，此舉為人民立了一大功。

毛澤東同志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中指出，北平的解決方式“這種方法是在敵軍主力被消滅以后必然地要出現的，是不可避免的﹔同時也是於我軍於人民有利的，即是可以避免傷亡和破壞。因此，各野戰軍領導同志都應注意和學會這樣一種斗爭方式。這是一種斗爭方式，是一種不流血的斗爭方式，並不是不用斗爭可以解決問題的。”

（摘自：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資料》，中共黨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