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管南京前后的回憶片斷

1949年4月，中國人民解放軍勝利渡江，我奉命進入南京，協助劉伯承同志進行接管工作。同年9月，我又隨第二野戰軍進軍西南。現就我參加南京接管工作的情況作一回憶。

南京解放，軍管會宣告成立

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之后，國民黨軍隊主力被我人民解放軍殲滅。我軍厲兵襪馬，准備打過長江去，解放全中國，在此形勢下，蔣介石於1949年1月1日發出願與我黨進行和平談判的請求。我軍雖然有足夠的力量和充分的把握在不長的時間裡全部消滅敢於頑抗的國民黨反動軍隊，但為了爭取一切可能盡早結束戰爭，減少人民痛苦，表示願意以真誠的態度進行和平談判，並提出八項條件作為和談的基礎。從4月1日起，國共兩黨經過半個月的談判，共同擬定了8條24款的國內和平協定。當時，中央指示，如“協定簽訂成功，則原先准備的戰斗渡江即改變為和平渡江”，但著重強調“立腳點應放在談判破裂用戰斗方法渡江上面，並保証一舉渡江成功。”4月20日，協定被國民黨政府拒絕，充分暴露了他們阻撓用和平方法解決問題、堅決與人民為敵到底的反動立場，也充分表明，他們當初提出和談建議，只是為了取得喘息時間，妄圖重整旗鼓，卷土重來。翌日，毛主席、朱總司令發布《向全國進軍的命令》，發出了"堅決、徹底、干淨、全部地殲滅中國境內一切敢於抵抗的國民黨反動派，解放全國人民"的偉大號召，我各野戰軍奉命向尚未解放的廣大地區舉行了規模空前的大進軍。

也就在這個時候。即1949年的4月，我奉命協助劉伯承同志接管南京。在進南京前，我們為參加接管南京的工作進行了緊張的准備。我們組織干部認真學習七屆二中全會決議和毛主席在七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使大家明確認識到黨的工作重心已由鄉村轉移到了城市，入城后黨的中心任務是動員一切力量恢復和發展生產﹔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團結其他勞動群眾，爭取知識分子，爭取盡可能多的、能夠同我們合作的民族資產階級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們方面﹔必須學會在城市中同帝國主義者、國民黨、資產階級作政治斗爭、經濟斗爭和文化斗爭，並同帝國主義者作外交斗爭。在學習中，強調了要防止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以及貪圖享樂不願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特別要警惕敵人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為了使解放區干部了解南京的情況，我和張霖之、彭濤同志組織一些從南京來的地下黨員編寫一套介紹南京概況的資料。這些同志積極性很高，多方收集材料、在不長的時間裡編印出了介紹南京的土地、人口、風俗習慣，國民黨的政治、經濟、文化機構，黨派、社團、公共事業、工礦企業、手工業以及軍、警、憲、特組織等情況的材料，供南下的同志們參考。

4月21日，第二、第三野戰軍在500余公裡的戰線上強渡長江，迅速摧毀了敵人認為難以逾越的長江天險。4月23日午夜，第三野戰軍第三十五軍由下關經挹江門開入南京，宣告了國民黨反動統治的覆滅。4月25日至28日，鄧小平、陳毅、劉伯承、饒漱石和我先后到達南京。

4月28日南京市軍管會宣告成立，並發表如下布告:

奉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電令:"南京已獲解放，為保障全體人民生命財產，維護社會安寧，確立革命秩序，決定在南京市實行軍事管制，成立中國人民解放軍南京市軍事管制委員會，為該市軍事管制時期的最高權力機關，統一全市軍事、民政等管理事宜。並任命劉伯承為該會主任，宋任窮為該會副主任。"本會遵即於4月28日宣告成立，本主任並於同日到職視事，奉行中國共產黨所制定的城市政策，遵照中國人民解放軍約法八章，實施軍事管制，特此布告周知。

此布

主 任 劉伯承

副主任 宋任窮

軍管會委員共18人，除劉伯承和我，還有張際春、李達、陳士榘、陳修良、江渭清、柯慶施、張霖之、周興、段君毅、徐平羽、王明遠、黃華、陳同生、羅士高、孔從周、劉寵光。

與地下黨會師

黨在南京的地下組織為迎接南京解放，在白色恐怖的艱苦條件下進行了大量的工作，在保護人民財產、維持社會治安和保証我軍順利渡江等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貢獻。在戰火迫近南京時，地下黨積極組織人民自衛隊護廠、護校，英勇機智地防止和抵抗敵人撤退前的破壞，同時在各階層群眾中間宣傳我黨的方針政策，穩定人心。地下黨還打入敵軍警憲內部進行瓦解工作。由於地下黨廣泛發動群眾，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大軍入寧后，水、電、通訊一日未停，學校始終未輟課，火車和市內公共交通很快恢復。

南下干部同地下黨會師后，達到互相尊重，互相團結，乃是今后完成各項任務的基礎，是第一關鍵之工作。5月1日，在華東局的直接領導下，召開了會師大會，來自九個不同解放區的干部和地下黨的同志共3000余人參加。鄧小平、饒漱石、陳毅、劉伯承都講了話。鄧、陳、劉三位都沒有講話稿，隻有饒漱石一人照稿宣讀。他們都強調要互相學習，以對方的成績來勉勵自己，各自克服缺點。會議提出不僅要實現組織上的會師，還要真正做到思想上和政策上的會師，團結一致，同心同德，下苦功夫，花大力氣，為建設一個嶄新的人民的南京而共同奮斗。領導同志的講話受到與會者的熱烈歡迎，會場洋溢著團結、熱烈、歡樂的氣氛。

在會師大會上宣布成立新的南京市委，由劉伯承、宋任窮、張際春、陳修良、李達、陳士榘、柯慶施、張霖之、彭濤、周興、黃華、陳同生、段君毅、徐平羽、江渭清、王明遠16人組成。劉伯承（市委書記兼統戰部長）、宋任窮（市委副書記）、張際春（宣傳部長）、陳修良（組織部長）、陳士榘（南京警備區司令）5人為常委。

此時，華東局委托南京市委代管皖北、皖南、贛東北3個區黨委和蕪湖市委的工作。陳錫聯、謝富治率領的解放軍南下干部同以胡明為首的地下黨在皖南的會師是最成功的。

南下的同志和地下黨的同志對解放和接管南京都做出了積極的貢獻。但是，由於過去各自的斗爭環境、經歷和工作方式不同，也發生過一些不夠協調的現象。南京市委常委會對此作了認真研究，並於5月7日為糾正這些不協調現象作出了相應的指示，要求南下同志與地下黨同志共同努力，真正做到從組織、政策和思想三方面會師。5月23日，南京市委就會師工作向中央、華東局寫出了報告。毛主席看到此份報告於當天電告華中局、西北局:"茲將南京市委關於外來黨與本地黨會師問題的經驗轉發你們，請你們充分注意此項問題，務望抓緊指導，不可再蹈我黨歷史上對此問題處理不善的覆轍。”在以后的接管工作和其他工作中，南下干部和南京地下黨干部的關系有較大改善。

一個月完成接收工作

三十五軍入城后，即將全部物資嚴密看管起來。會師大會之前，我們即對重要部門進行接收，會師大會以后，接收工作全面展開。在市軍管會統一領導之下，大致分為軍事、行政、財經、交通、文教等幾個接管委員會及公安部、警備司令部、外僑事務處等部門，分頭進行。華東局專門派曾山同志來寧協助和指導南京的接管工作。

南京市委在總結初期接收工作的基礎上，於5月7日發出《關於今后接管工作的意見》，明確作出4項指示：一、接管原則是行政方式的，但須與群眾路線相結合。接管方式是自上而下，但必須結合群眾，聯系群眾。二、建立軍管、黨委統一領導的組織系統。軍管會各接管部門的黨委、黨組（由軍事代表、工作組組長與支部書記3人組成）到黨的支部，統一貫徹接管的原則和政策，及時總結經驗，互通情報，互相學習，統一步調，並有系統地向全黨進行思想教育、政策教育，以求得全黨在組織上、思想上、政策上、步驟上的一致。三、為加強黨的領導，原地下黨應做到大部公開，一般的做到公開70％。四、向全黨說明，接是短期的，管是長期的。先要接好，接著要管好。為搞好接管工作，要加緊學習有關政策，學習毛主席的思想作風，以此為團結的基礎。黨員應聯系群眾，傾聽群眾意見。要發現人才，勿使物資流散和損失，以奠定生產、建設的基礎，防止犯偏“左”和偏右的錯誤。

在接收工作中，時有敵對分子進行抵制和破壞。為了打擊反動勢力，保護人民群眾，保衛新生的人民政權，軍管會於6月初發出布告，宣布國民黨、三青團、青年黨等為非法的反動組織，中統、軍統等及其所屬組織為法西斯特務組織，一律予以解散，其所有公產、檔案一律沒收，並警告一切反動組織之一切人員必須立即停止活動，向人民政府悔過自新，立功贖罪。軍管會將執行"首惡者必辦，協從者不問，立功者受獎"之政策，對繼續進行反革命活動者定嚴懲不貸。布告震懾了敵人，分化瓦解了反動陣營，挽救了一批願意悔罪、走自新道路的分子。同時，對於執迷不悟、怙惡不悛的反動分子抵制和破壞接收工作的罪惡行徑，我們予以堅決揭露和打擊，保証了接收工作和其他各項工作的順利進行。

南京的人民群眾多年飽受國民黨反動派壓迫之苦，初獲解放，熱情很高，積極協助我們搞接收，同破壞分子進行斗爭。在軍管會的統一領導下，經各方共同努力，接收工作進行得比較順利，隻用一個月的時間，全市原屬國民黨中央和南京市系統的一千多個單位的接收工作便大體完成了。

依靠工人階級和廣大群眾，恢復和發展生產

接收工作的順利完成，使南京末遭受過多的破壞與損失，為新南京的建設奠定了基礎，這是解放南京后的第一個大勝利。接著，我們的工作便由接的階段轉向管的階段，即動員黨政軍民共同努力把南京管好，全力恢復生產，並在此基礎上發展生產，逐步把消費城市建設成為屬於人民的生產城市，這是當時第一位的任務。

南京原為國民黨反動統治中心，是一個畸形的城市。這裡擁有臃腫的國民黨官僚機構和龐大的非生產的消費人口、遍布的衙門和公館在全市房產個佔的比重很大，美、英等帝國下義分子及其幫凶橫行無忌，是一座典型的半殖民地的消費性城市，其工業生產基礎十分薄弱，120萬人口中產業工人隻有2萬人左右。我們接收下來為數不多的近代化企業，由於成本高昂，管理不善，冗員太多，無不虧損。私營企業800余家，除永利铔廠等幾家外，其余均規模不大，且設備簡陋，基礎也相當薄弱，手工業生產更是破敝不堪。同時，我們又遭到帝國主義的封鎖和國民黨反動派、封建地主階級的阻撓、破壞，內外交流和城鄉交流均受到極大限制，以致物價不時引起波動，大大阻礙了生產的恢復和發展。因此，在這樣的形勢下建設新南京，比起接收工作來要困難得多。我們以恢復與發展生產為中心而進行的各項工作，都是在封鎖與反封鎖、破壞與反破壞的斗爭中進行的，是一項更加艱巨、更加復雜的任務。

在七屆二中全會精神指導下，有一點我們很明確：恢復和發展生產，必須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依靠他們的覺悟性和組織性。伯承同志多次深入到工人群眾中去，同他們懇切談心，並講解黨的路線、政策，講解工人階級的領導地位和歷史使命。伯承同志5月9日在一次干部會議上講了一段寓意深刻的話：“我們說依靠工人，聯系群眾，但工人是否一定讓你依靠，群眾就一定讓你聯系﹔這就必須加以主觀的努力，貫徹我黨正確的政策，把工作做好，造福於群眾才行。這就是說，要聯系群眾，團結群眾，依靠群眾，就要解決群眾必須解決的問題。古人說：‘為政不在多言，顧力行如何耳。’其意也在於此。”

南京解放之初，隻有解決好工人階級和其他勞動群眾最為關心和迫切要求解決的物價、復工、工資和失業等問題，才能穩定工人階級和其他勞動群眾的生活，也才能依靠工人階級和聯系廣大群眾。當時金元券不斷貶值，嚴重影響群眾生活，我們決定迅速排除金元券，發行人民幣。5月2日公布了人民幣和金元券的比價及限兌辦法，不過幾天時間，即完成了排除金元券的工作。同時，為防止銀元買賣波動物價，加強了對銀元市場的管理，允許銀元持有者到人民銀行按牌價兌換，但禁止銀元在市場上流通。這個時期，物價雖然有波動，但總的來說是平穩的，南京的物價還略低於鎮江和蕪湖。大批失業失學人員，是個嚴重的社會問題。我們採取的辦法大致是：凡有益於國計民生的一切公私工商業均有步驟地協助其復工，吸收一大批人員參加生產﹔有專門技能及特種研究之專家、學者、技術人員及政治條件好、年輕體健有改造前途者留職或送去培訓﹔開辦工人政治學校、軍政大學、華東人民革命大學南京分校等培養建設干部的學校與訓練班，招收一部分失業工人、公務員和學生入學﹔對老弱病殘、無專長和隻能消費的人，送回原籍從事生產或轉業﹔收容散兵游勇，發放路費，建立交通站，護送他們回家生產。工資問題，我們遵照中央的指示，採用“三個人的飯五個人吃’的辦法，一方面，對解放區來的干部和一些新參加工作的地下黨干部、學生等實行供給制﹔另一方面，對接收的員工按中央原職原薪的原則，加緊研究制定新的工資標准。在新標准未確定之前，5月4日和17日發放兩次預借費，6月按新工資發給，穩定了廣大職工的情緒。初步解決上述幾個問題之后，工人和其他階層的群眾都比較安定，積極投身到恢復和發展生產的工作中來。

伯承同志在一次工商界代表座談會上詳細地闡述了毛主席提出的“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經濟政策，提出要照顧到矛盾的8個方面。他講：公私是一面的兩方，既要顧公，又要顧私﹔勞資又是一面的兩方，既要顧工人的利益，又要使資方有利可圖﹔城鄉是另一面的兩方，城市要為農村服務，農村則供給城市的生活必需品﹔內外又是一面的兩方，既有對內的貿易，又要有對外的貿易。隻有照顧了這四面八方，才能達成發展生產、繁榮經濟的目的。”伯承同志的論述，受到各界贊賞，也給我們的工作指明了方向。我們在工作中，注意合理地兼顧城市各階層的利益，適當調整工人過高或過低的工資，適當調節資方的合理收入，調動各方面積極性，努力發展獨立的新民主主義經濟，打破敵人的海上封鎖。同時，大力增強農村工作的力量，佔領農村陣地，努力促進城鄉交流，打破封建勢力的封鎖。解放初期上海曾一度缺糧、缺煤，為了使這座大城市不斷糧、斷煤，我們努力向上海提供一部分糧、煤，滿足上海的需要。自己不夠，再設法從山東、蕪湖、淮南等地調進。

伯承同志在許多場合一再強調群眾路線是人民政權的根本路線，一刻也不能脫離群眾。他在一次報告中以安泰脫離大地母親被人懸在空中扼死的神話，教育大家要高度警惕脫離群眾的危險，並嚴厲批評了極少數干部以勝利者自居、盛氣凌人、動輒訓人等惡劣作風。當他發現個別入城部隊與人員不按規定購買車票，恃強乘車，以及不購門票，強行進入娛樂場所的情況后，即於5月相繼發出市軍管會軍字第一、二號布告，嚴令禁止上述行為，宣布除對違反者依法懲處外，給各部主管負責人以應得處分。伯承同志還嚴厲批評了極少數干部要住好房子、坐好汽車、驕橫蛻化、鋪張浪費等現象，號召大家同這種惡劣傾向進行堅決斗爭。

積極進行宣傳文教戰線的工作

在解放前的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利用報刊、電台等各種宣傳工具以至學校的教科書，大肆進行反動宣傳，向學生和群眾灌輸反動思想，散布各種毒素。肅清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文化宣傳余毒，努力建設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是我們面臨的一項艱巨任務，這也是順利進行建設新南京的重要保証。

伯承同志和南京市委非常重視宣傳文教戰線的工作。6月下旬，伯承同志親自宴請路經南京赴北京開會的滬杭寧文藝界代表團，並講了這樣一段話：“革命有今天的勝利，我們能夠在這裡會師，除了有解放軍流血作戰，也有文化界朋友的斗爭，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各種力量斗爭的總結果……今后的任務是如何建設新中國的問題。生產建設也要靠文化界在文化建設上與之協同動作。經濟建設、文化建設是我們向新民主主義社會前進的兩個車輪。我們要徹底摧毀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文化。各位以前在國民黨統治壓迫下，向反動文化作斗爭，不得不用打游擊的辦法。今后有條件打正規戰了。”

進城之初，南京的報紙種類很多，為數不少的報紙（包括小說）起的作用很壞。為此，我們發出通告:"過去本市的報紙通訊社一律重新登記，並呈繳各該報紙解放前一年之合訂本一份，解放后每日三份;任何新建立之報紙通訊社，未經登記及批准者，概不予以承認和存在。"經過審查整頓，我們取締了一批反動的報紙，並於4月30日出版了我黨領導的《新華日報》，派有辦報經驗的石西民同志主持報社工作。為了加強黨的宣傳工作，堅持正確的輿論導向，伯承同志對報紙特別重視。他眼睛不好，指定我負責審閱《新華日報》的大樣。每天清晨4時左右大樣送到，對新華社發的消息我隻看標題標得是否適當，對南京自己撰寫的重要消息和文章我都過目，經我審定后才付印。為此，每天要花個把小時的時間。我后來視力不好，恐怕與這一時期的這項工作有關。

南京是知識分子集中的城市之一，有大中學校和科學研究院等近百所，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成為我們工作的重點對象。我們遵照4月25日發布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布告》的精神，通過《新華日報》公開宣告：“人民政府本著嚴格保護學校、文化教育機關的政策，對於有成績的科學研究機關和專家的工作，一定幫助其有更大的成就與進步。對於原有教職員，除極少數極端反動分子和破壞分子以外，則採取團結與教育的方針，幫助其學習，照顧其生活。希望真正有學問的專家學者和廣大教職員、學生來和南京市人民政府合作，共同來推進南京的新民主主義教育和文化。”我們廢除了學校的反動訓導制度，取消了宣揚反動思想毒素的公民課，革除課本中的反動內容，努力把教育機關逐步變成培養有用人才的園地。伯承同志還在文化科學界座談會上同專家學者們誠懇談心，交換意見。他說:"今天文化科學界歡聚一堂，大家都是主人。在建設中，無論是自然科學或社會科學方面，都需要大量人才，希望共同工作，開展南京市的文化科學建設。"專家、學者對南京市各方面的工作提出許多建議和意見，伯承同志代表市委、市政府和軍管會表示熱誠歡迎。伯承同志在南京學生代表座談會上以深入淺出的語言，向學生們講形勢，講任務，宣傳共產黨的方針、政策，勉勵同學們努力學習，樹立為人民服務的思想和態度。市委負責同志還向知識界及學校師生做報告，當時把這種聽眾人數多的報告叫做"上大課'，講解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講政治經濟學，講黨的方針政策。盡管當時工作很忙，做報告的同志仍抽出時間進行認真的准備，報告的效果都很好。我也應邀到中央大學去做過一次報告。那天正下大雨，同時市公安局的負責同志告訴我，他們獲得情報，國民黨特務要在做報告時暗算我，建議取消這次報告。經過分析，大家認為國民黨特務是准備長期潛伏的，不敢輕易在公開場合下手，我們不要放棄向青年學生做工作的好機會，決定還是去。聽報告的學生坐滿了大禮堂，我講了兩個多小時，主要講學習問題，反映熱烈，效果也不錯。事實証明，不取消這次報告是對的。

解放初期，人民群眾對共產黨和人民政府是熱烈擁護和衷心愛戴的，但有些人對共產黨能否長期保持優良作風，是否具有領導經濟建設的能力存有疑慮。有一次，我陪同伯承同志參加一個座談會，有位學者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共產黨堅持20多年的人民戰爭，建立了人民的新中國，紀律和作風都很好，我們很佩服。但會不會像泡茶一樣，第一、第二杯味道很濃，很有味道，后來逐漸變了，喝起來就沒有什麼味道了呢？我代表伯承同志回答說：這位先生的擔心不是沒有道理．但是我們共產黨將不斷加強黨的建設，堅持向黨員進行教育，必要時還要進行整風，如延安整風，批評和糾正不良作風，清除不良分子，並且按照黨員條件吸收新鮮血液入黨，我們黨將永遠保持無產階級先鋒隊的作用。因此，決不會俊喝茶那樣，越喝越沒有味道。這點請大家放心。

我們還登門拜訪一些知名的專家、學者。上海解放前，陳毅同志在南京曾親自到中央科學研究院拜訪吳有訓、陶孟和、楊鐘健等專家，同他們談心，向他們做工作。陳老總知識淵博，風度瀟洒，談笑風生，專家、學者們對他很欽佩。4月底，毛主席曾致電二野領導同志稱，南京中央大學教授熊子容是他在湖南第一師范的同學，願向我們靠攏，囑將他的復電轉交熊教授。伯承同志派我持毛主席致熊的復電去拜訪熊先生，復電是:"南京中央大學熊子容先生大鑒:邵力子先生帶來3月29日一信及卯有（即4月25日）來電均悉。兄有所見請與劉伯承市長、宋任窮副市長接洽為盼。弟毛澤東 卯艷（即4月29）"（我沒有擔任南京市副市長，當時市長是劉伯承，副市長是張霖之、柯慶施）。我轉交了毛主席的復電后，熊先生表達了對毛主席的敬仰之意，對我黨和人民政府的主張表示擁護和支持，並願意積極參加新中國的建設。我向熊先生表示感謝，希望他今后多對我們的工作提出批評和建議，幫助我們把工作做得更好。我拜訪熊子容先生是不公開的，但第二天南京市的許多小報都發表了這個消息。

同帝國主義作外交斗爭

南京是各國大使、公使集中之地，涉外工作相當多。由於外事工作政策性極強，劉伯承同志除掌管全面外，親自主管這方面的工作。同時，中央特派外語好、有外事工作經驗的黃華同志任南京市外事處長，協助劉伯承同志處理具體涉外事宜。

《中國人民解放軍布告》第八條規定：“保護外國僑民生命財產的安全。希望一切外國僑民各安生業，保持秩序。”我們反復強調，一定要認真執行布告的規定，嚴格遵守外事紀律。

4月20日至21日，當我軍攻擊北岸敵橋頭據點及江中許多洲島准備大舉渡江的時候，侵入我國內河長江的紫石英號等4艘英國軍艦和國民黨軍艦一道向我軍開炮，妄圖阻止我軍渡江，致使我軍死傷252人。我軍進行還擊，紫石英號被我擊中負傷，被迫停於鎮江附近江中，其余3艘英艦戰敗后向江陰以東逃去。紫石英號事件震動世界各地，英共報紙和英國輿論也紛紛責備英政府，激烈抨擊其錯誤。我黨的原則立場是：英方必須承認措誤，並要求英方賠償損失。英國當局曾派人與我軍代表進行多次談判，要求將紫石英號放行，但採取狡猾態度，拒不承認錯誤。同時，英國首相在議會的講話中還造謠說，中國軍隊准備讓英艦紫石英號開往南京，但要有一個條件，就是該艦要協助人民解放軍渡江。這完全是無稽之談。當談判尚在進行之際，紫石英號於7月30日夜趁我一客輪經過鎮江下駛，強行靠近該輪與之並行，掩護逃跑。當我軍警告其停駛時，紫石英號竟開炮射擊，撞沉木船多隻，逃出長江。紫石英號事件充分暴露了英帝國主義侵犯我主權的霸權主義行徑。處理紫石英號的整個過程，都是在中央和毛主席的直接指示下進行的，表現了中國人民為捍衛國家主權、不畏強暴的原則立場，同時也表現了靈活的斗爭策略。

在其它眾多的涉外事件個，在中央的及時指示及伯承同志的親自主待下，處理得都很得體。由於我們缺乏經驗，以及外事紀律的教育不夠深入，在這方面也出現過一些失誤。三十五軍入城的第二天，發生了我軍誤入美國大使司徒雷登住所的事件。三十五軍一○三師的一位營長帶著一個通訊員，在為部隊安排食宿的時候，不慎誤入司徒雷登住所，很快便退出。可是，當天夜裡，“美國之音”就廣播了所謂中國人民解放軍搜查美國大使館的新聞。不久，又發生了南京電報局未經中央同意，擅自停止外國記者發新聞電的事件。中央對此類違反外事紀律的事件十分重視，及時指示陳土榘、江渭清同志調查處理。毛主席親自電告總前委，指出“三十五軍進入南京紀律嚴明，外國反映極好，但是侵入司徒住宅一事做得很不好”，並批評說：“不但証明你們部隊（三十五軍）對如此事件不經請示擅自行動是錯誤的。而且証明關於外交問題你們對下級似乎事前毫無教育，此事必須立即引起注意。”中央要求“一切外交事務不論大小均需事前向中央請示”，鄭重指出“我黨政軍人員未奉命令不能和任何外國記者和外國人談任何事情”，並要求“各級干部一體遵照”。針對外事紀律方面出現的一些問題，中央要求我們：領導機關關於政策及工作方法的指示，主要應當靠寫電報、發通令，而不要隻靠開干部會口頭講。口頭指示也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一則無文字可憑，二則范圍不見得很明確，三則到會的少數人聽到了，沒有到會的多數人沒有聽到，有挂一漏萬的缺點。此次外交政策方面出現的一些問題，就因為對於這個問題沒有文電指示，中央告誡我們務必從中吸取教訓。

南京解放初期，我們在伯承同志的直接領導下，工作是十分緊張的．大家日以繼夜地處理各條戰線千頭萬緒的工作，往往一天睡不了幾個小時的覺。但是，同志們同心同德，團結一致，情緒十分高漲工作得非常愉快。

我軍渡江后，形勢發展很快，接連打了幾個大勝仗。國民黨軍隊不斷被殲，殘敵潰退華南和西南一帶。6月，中央開始部署向華南、西南的進軍。為解決進軍西南的干部不足，小平同志建議在南京、上海招收—批青年知識分子，組成西南服務團。6月下旬，伯承同志讓我負責籌組，並任西南服務團團長。7月份我交代了南京的工作，主要從事進軍西南的准備。9月份，我隨第二野戰軍進軍西南。伯承同志和我調離南京后，由粟裕同志接任軍管會主任、市委書記，唐亮同志任軍管會副主任、市委第一副書記，江渭清同志任市委第二副書記。

（摘自：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資料》，中共黨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