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變

西安事變紀念館

正當中共中央採取逼蔣抗日的方針的時候，1936年12月，發生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西安事變及其和平解決，對促成以國共兩黨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起了重要的作用。

張學良自從在西北地區實行聯共抗日之后，曾多次勸諫蔣介石停止內戰、聯共抗日，但都遭到拒絕。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並沒有實質性的改變。當西安群眾要求“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聲浪高漲時，蔣介石認為“這一事態的發展，如不設法防止，勢將演成叛亂”。為此，1936年10月，蔣介石親赴西安，逼迫張學良、楊虎城率部“剿共”﹔隨即又到洛陽做“剿共”的軍事部署，將其嫡系部隊約30個師調到以鄭州為中心的平漢、隴海鐵路沿線，以便隨時開赴陝甘地區。他又把陳誠、衛立煌、蔣鼎文等許多高級軍政要員召集到西安，揚言至多一個月即可消滅陝甘地區的紅軍，“蕩平”中共的根據地。

12月4日，蔣介石由洛陽返回西安，迫令張學良、楊虎城立即將其軍隊全部開赴陝北“剿共”前線，由“中央軍”在后接應督戰﹔否則就要把東北軍調往福建，第十七路軍調往安徽，由“中央軍”在陝甘“剿共”。這個最后通牒式的方案，既同張學良、楊虎城的聯共抗日、不再打內戰的決心相矛盾，也危及到張、楊部隊的生存。連續幾天，張學良、楊虎城反復勸說蔣介石應以國家和民族的大義為重，容納抗日主張，但均遭到蔣介石的斥責。

12月9日，西安城內1萬余名學生為紀念一二九運動一周年，舉行請願游行，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國民黨特務竟開槍打傷學生。學生群情激憤，沖出城去，准備前往臨潼華清池蔣介石住地請願。蔣介石指令張學良實行武力鎮壓。張學良趕到灞橋勸阻學生。他為慷慨陳詞的學生們的愛國熱忱所感動，答應在一星期內用事實回答他們的要求。同日，蔣介石為了加強對張、楊的壓力，宣布派蔣鼎文為西北“剿匪”軍前敵總司令，衛立煌為晉陝綏寧四省邊區總指揮，陳誠以軍政部次長名義指揮綏東“中央軍”各部。他的這些部署，既是為了大舉“剿共”，同時也是准備解決張、楊的問題。張學良在12月10日、11日又兩次向蔣介石進諫，竟被蔣介石斥為“犯上作亂”。張學良、楊虎城感到除發動“兵諫”以外，已別無出路。

12月12日晨，按照張學良、楊虎城商定的計劃，東北軍一部包圍華清池，扣留了蔣介石﹔第十七路軍同時控制西安全城，囚禁了從南京來的幾十名國民黨軍政要員。這就是西安事變。

事變發生的當天，張學良、楊虎城等18位高級將領署名發表《對時局通電》，說明在國難當頭的形勢下，被迫發動事變是為了敦促蔣介石進行抗戰。通電提出八項抗日主張：(一)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各派共同負責救國。(二)停止一切內戰。(三)立即釋放上海被捕之愛國領袖。(四)釋放一切政治犯。(五)開放民眾愛國運動。(六)保障人民集會結社之政治自由。(七)確實遵行孫總理遺囑。(八)立即召開救國會議。

西安事變發生后，在國內引起強烈而復雜的反響。事變發生的當天，國民黨在南京緊急召開中央常務委員會、中央政治委員會聯席會議。會議決定由孔祥熙代理行政院院長，軍政部部長何應欽負責指揮調動軍隊，褫奪張學良本兼各職，交軍事委員會嚴辦，由中常會電請旅居德國的汪精衛回國。在南京政府中，何應欽等人極力主張“討伐”張學良、楊虎城，他們調動陝、甘、寧、綏、豫等地的“中央軍”准備進攻西安，並派數十架飛機飛臨西安上空偵察示威，准備進行轟炸。以宋子文、宋美齡為首的一派，為保全蔣介石，主張用和平方式解決西安事變。他們積極謀劃營救蔣介石的辦法。國民黨的地方軍事領袖人物和中間狀態的眾多人士中，少數人表示完全支持張、楊﹔大多數人贊成抗日，但擔心張、楊的行動會引發更大規模的內戰，因而對張、楊不表示支持。盡管態度不一致，但他們主張消弭內亂，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幾乎一致地要求恢復蔣介石的自由。

國際上，各主要國家對西安事變的態度也極為復雜。日本政府宣稱張、楊已經“赤化”，聲明它不能坐視南京同西安妥協，極力挑動擴大中國內戰，以便實現其滅亡中國的野心。英國和美國力求維持蔣介石的統治，以免南京政府完全為親日派控制，並認為在這種前提下，不妨同共產黨採取某種形式的合作，以便對付日本。蘇聯希望同南京政府改善關系，也支持中國抗日，但對事變的性質作了錯誤的估計。《真理報》、《消息報》連續發表社論和評論，表示盼望事變能早日得到和平解決，同時卻違背事實地指責張學良、楊虎城與親日派有密切關系，認為此次事變是日本在中國的新陰謀。

西安事變雖然是在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影響下發生的，但發動事變完全是由張學良和楊虎城商量決定的，事先並沒有告知中國共產黨。事變爆發后，張學良當夜電告中共中央。毛澤東和周恩來接到張學良的電報后，立即復電，表示擬派周恩來前往西安商量大計，提議在軍事上應立即將東北軍主力調至西安、平涼一線﹔第十七路軍主力調至西安、潼關一線﹔與根據地相連接的固原、慶陽、富縣、甘泉一帶可僅留少數兵力，紅軍決不進佔寸土﹔紅軍負責鉗制胡宗南、毛炳文、關麟征、李仙洲各軍。同日，中革軍委主席團致電彭德懷、任弼時，說明發生西安事變，要求紅軍集中於延安、甘泉，以便取直徑迂回至敵主力后之鄭州等地﹔第二十八、第二十九、第三十二軍和第八十一師、騎兵團五部則在原地和東北軍配合鉗制胡宗南等部。這一部署有很大的機動性，或東渡黃河直取鄭州﹔或南渡渭河，截擊潼關一帶﹔或從涇河下游攻潼關。具體如何抉擇，有待觀察形勢，並同張、楊協商。

12月13日，中共中央舉行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西安事變問題。會上，毛澤東首先作報告，指出這次事變是革命性的，是抗日反賣國賊的，它的行動，它的綱領，都有積極意義。我們對這次事變，應明白表示擁護。關於對蔣介石的態度，毛澤東說：蔣介石最近立場雖是中間的立場，然在“剿共”一點上還是站在日本方面的。這一事變的影響很大，打破了以前完全被蔣介石控制的局面，有可能使他的部下分化，轉到西安方面來，同時也要估計到他的嫡系胡宗南、劉峙等進攻潼關，威脅西安。在蘭州、漢中這些戰略要點，我們也要立即部署兵力。毛澤東提出：我們應以西安為中心來領導全國，控制南京，以西北為抗日前線，影響全國，形成抗日戰線的中心。周恩來發言說：西北這一行動是為了抗日，而不是針對南京政府。由於國民黨的“中央軍”已逼近潼關，戰爭一觸即發。他提議：在軍事上我們要准備打，但在政治上不與南京政府對立，應爭取蔣之大部﹔我們要在實際工作中起領導作用，深入發動群眾，以群眾團體名義歡迎各方代表來西安參加救國會議。張聞天在發言中指出：“張學良這次行動是開始揭破民族妥協派的行動，向著全國性的抗日方向發展。”他預計隨著這一形勢的發展，“黨要轉到合法的登上政治舞台”，“群眾抗日更發展”，“民族資產階級內部更分化”。他說：我們“對妥協派應盡量爭取，與分化、孤立，我們不採取與南京對立方針。不組織與南京對立方式(實際是政權形式)。把西安抓得很緊，發動群眾威逼南京。改組南京政府口號並不壞。盡量爭取南京政府正統，聯合非蔣系隊伍。在軍事上採取防御，政治上採取進攻”。毛澤東最后作結論說：現在處在一個歷史事變的新階段，前面擺著很多道路，也有許多困難。為了爭取群眾，我們對西安事變不輕易發言。我們不是正面反蔣，而是具體指出蔣介石個人的錯誤，不把反蔣抗日並列。應該把抗日援綏的旗幟突出出來。

這時，內戰危機有一觸即發之勢。12月14日，彭德懷、任弼時致電中革軍委，認為目前戰略應“迅速停止內戰，發動抗日戰爭，找機會爭取寧夏，一部出綏遠與傅作義聯合抗日”。他們建議：“紅軍與張、楊兩部須立即統一指揮，並即決定行動步驟”﹔紅軍主力目前不宜出河南。這項建議，與中共中央的意見是一致的。當天，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聯名致電張、楊，提議立即組成西北抗日援綏軍，下轄東北軍、第十七路軍和紅軍三個集團軍﹔設立西北抗日援綏聯軍軍政委員會，以張學良、楊虎城、朱德三人為主席團，張為主席，楊、朱為副主席﹔抗日援綏軍三部主力應集中於以西安、平涼為中心的地區，鞏固團結，與敵決戰，各個擊破之，隻要打幾個勝仗，即可大大開展局面。同日，中共中央書記處致電劉少奇，說明西安事變后各方面的反映及黨的對策，其中提到：“在運動中，我們還不要同南京處於對立地位，仍應採取督促與推動他們中的抗日派及中間派走向抗日的方針。”

12月15日，紅軍將領聯名發表《關於西安事變致國民黨國民政府電》，表示支持張學良、楊虎城提出的八項主張，反對親日派借機“討伐”張、楊，發動大規模內戰。該電重申中國共產黨關於國共合作、化敵為友、共赴國仇的政策﹔並要求南京國民黨當局“罷免蔣氏，交付國人裁判”，聯合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組織統一戰線政府。12月16日，毛澤東致電閻錫山，提出：“時局應和平解決，萬不宜再起內戰。”

12月17日，周恩來等作為中共中央代表乘張學良專機飛抵西安。周恩來與張學良商談了關於正確解決西安事變的問題。並商定東北軍、第十七路軍集中於西安、潼關一線，紅軍南下膚施、慶陽一帶接防﹔紅軍加入由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成立的抗日聯軍臨時西北軍事委員會。同時，還商定了與南京談判的五項條件。周恩來明確指出中國共產黨對蔣介石的態度是：保証蔣的安全，但要聲明如果南京挑起內戰，則蔣的安全無保証。12月18日，周恩來致電中共中央，報告外界對西安事變的反應，並陳述個人對於解決事變的意見。同日，中共中央致電國民黨，進一步提出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五項條件，即：召開抗日救國代表大會﹔自陝甘撤退“中央軍”，援助晉綏抗日前線，承認紅軍和西安方面的抗日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開放人民抗日救國運動，釋放一切政治犯﹔實現孫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中共中央根據對事變后形勢的進一步觀察，考慮到蔣介石被扣問題事實上成為南京與西安對立的焦點，考慮到國民黨陣營中(包括原先對蔣不滿的地方實力派在內)出現的“擁蔣”勢頭等情況，為促成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改變了12月15日紅軍將領聯名發表的通電中提出的對蔣介石的處理意見，在18日這份電報中明確指出：“如貴黨能實現上項全國人民的迫切要求，不但國家民族從此得救，即蔣氏的安全自由當亦不成問題。”中共中央的態度和主張，得到各界愛國人士和許多國民黨上層人士的贊同。

12月19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全面分析西安事變的性質和發展前途，討論力爭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有關問題。中共中央分析國際國內復雜緊張的政治形勢，從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長遠利益出發，經過反復研究，確定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基本方針。中共中央明確肯定，西安事變是“為了要抗日救國而產生的”，“是中國一部分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也是國民黨中的實力派之一部，不滿意南京政府的對日政策，要求立刻停止‘剿共’，停止一切內戰，一致抗日，並接受了共產黨抗日主張的結果”。中共中央指出：西安事變的發動，採取扣留蔣介石及其一部分主要將領的方式，把南京置於西安的敵對地位，有可能造成對於中國民族極端危險的新的大規模內戰。這是日本和親日派所歡迎的前途。但是仍有可能爭取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從而為結束“剿共”內戰、實行一致抗日創造條件。這是全國人民和一切願意抗日救國的黨派、團體所歡迎的前途。中國共產黨要力爭避免前一前途而實現后一前途，因此，堅決主張用和平方式解決西安事變引起的問題，反對新的內戰﹔同時主張用一切方法聯合南京的左派，爭取中派，反對親日派，以推動南京政府走向抗日。中國共產黨同情張學良、楊虎城，並准備在軍事上、政治上給以積極援助。中共中央提出的這些方針，是同年5月公開放棄反蔣口號以來實行逼蔣抗日方針的繼續和發展。中共中央在12月19日向黨內發出的《中央關於西安事變及我們的任務的指示》中，對這些方針作了概括的說明。同一天，中共中央和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聯名向南京、西安當局發表通電，重申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決心，並提出具體建議：南京、西安雙方軍隊暫以潼關為界互不進出，聽候和平會議解決﹔由南京召集和平會議，各黨各派各界各軍包括共產黨和蘇維埃政府均派代表參加。

西安事變發生后，中共中央雖從蘇聯報刊的反應中對共產國際解決事變的態度已有所了解，但不贊成蘇聯關於西安事變是親日派的陰謀這種估計。12月16日，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致電中共中央，提出用和平方式解決西安事變的意見，但因電碼錯亂完全不能譯出。中共中央要求共產國際重新拍發電報。中國共產黨關於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是獨立自主地制定出來的。

根據周恩來與張學良、楊虎城商定的計劃，12月21日，中革軍委主席團命令紅軍主力部隊南下，協助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抵抗南京政府軍隊的進攻。紅一、紅十五軍團同紅二、紅四方面軍各兩個軍開始由定邊、環縣之間南下。12月23日，中革軍委又決定以紅二十八、紅二十九軍及騎兵第一團組成追擊軍，監視與箝制胡宗南部南下。此前，張學良提出，為保障西安側后方的安全，希望正在河西兼程西進的紅軍西路軍，派出部分兵力東返，配合黃河以東的紅軍主力擊敵。

南京方面在了解張學良、楊虎城和共產黨並不想加害蔣介石，而希望和平解決事變的態度后，於12月22日正式派出談判代表宋子文、宋美齡到西安。蔣介石授意宋氏兄妹代表他與西安方面談判。12月23日，張學良、楊虎城同宋子文、宋美齡進行談判，周恩來作為中共中央全權代表也參加談判。周恩來遵照中共中央12月21日的指示，在與張學良、楊虎城共同商討有關問題並同南京方面的談判中，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經過兩天的談判，同宋子文、宋美齡最后達成六項條件：(一)改組國民黨和國民政府，驅逐親日派，容納抗日分子﹔(二)釋放上海愛國領袖，釋放一切政治犯，保証人民的自由權利﹔(三)停止”剿共“政策，聯合紅軍抗日﹔(四)召集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救國會議，決定抗日救亡方針﹔(五)與同情中國抗日的國家建立合作的關系﹔(六)實行其他具體的救國辦法。12月24日晚，周恩來會見蔣介石，當面向蔣介石說明中國共產黨抗日救國的政策。蔣介石表示同意談判議定的六項條件。但他要求不採取簽字形式，而以他的人格擔保履行這些條件。

12月25日，張學良在沒有告知周恩來的情況下，陪同蔣介石乘飛機離開西安抵洛陽，並於26 日到達南京。蔣介石一到南京，立即扣留張學良，並調集部隊，重新進逼西安。消息傳出后，西安出現了動蕩不安的情勢。1937年2月2日，東北軍中堅決主張聯共抗日、和平解決事變的王以哲被一部分主張用武力攻蔣救張的青年軍官殺害，內戰危險又重新出現。周恩來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進行堅定和細致的工作，及時解決一系列的棘手問題，鞏固紅軍和東北軍、第十七路軍的團結，基本上保持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成果。

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成為時局轉換的樞紐。它粉碎了親日派和日本帝國主義者的陰謀，促進了中共中央逼蔣抗日方針的實現。從此，十年內戰的局面基本結束，國內和平初步實現。在抗日的前提下，國共兩黨實行第二次合作已成為不可抗拒的大勢。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上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