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岡山斗爭的實踐與毛澤東思想的形成

毛澤東思想的創立過程中，井岡山斗爭時期無疑是它的奠基階段。正是從井岡山斗爭開始，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在引領中國革命從挫折走向勝利的艱難斗爭中創立了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是被實踐証明了的關於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今天，在改革開放的攻堅時期，進一步學習毛澤東思想的形成過程，對於科學把握其立場、觀點和方法，堅定廣大黨員干部的馬克思主義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和群眾觀，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和時代價值。

井岡山艱苦卓絕的斗爭實踐孕育了毛澤東關於中國革命道路、政權建設、黨的建設、人民軍隊建設、土地革命等問題的一系列光輝思想，形成了毛澤東思想的基本理論構架。井岡山的斗爭是毛澤東思想形成的實踐基礎。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毛澤東在井岡山斗爭的實踐中找到了符合中國國情的革命新道路——從工農武裝割據開始，走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之路。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但同時，這聲炮響也送來了十月革命的模式，即通過城市武裝暴動奪取革命勝利。“走俄國人的路”，這是共產國際領導人、蘇共領導人以及中共的早期領導人在中國革命道路問題上極為一致的認識。這種認識，成了幼年中共領導中國革命的不二法則。

八七會議總結了大革命失敗的教訓，討論了黨的工作任務，確立了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的方針。這在中國革命處於嚴重危機的關鍵時刻重新鼓起了共產黨人同國民黨斗爭的勇氣，為挽救黨和中國革命作出了重大貢獻，開始了從大革命失敗到土地革命興起的歷史性轉變。但是，由於受共產國際及其代表“左”傾思想以及黨內“左”傾情緒的影響，八七會議在反對右傾錯誤時沒有注意防止和糾正“左”的錯誤，對在革命處於低潮的形勢下黨應該作出必要的退卻缺乏認識，容許和助長了盲目發動工人罷工和組織城市暴動的傾向。

八七會議以后，毛澤東以中共中央特派員的身份於1927年8月12日回到湖南長沙，傳達八七會議精神，參與改組湖南省委，研究部署湘贛邊界秋收暴動。由於當時全國革命形勢已經走向低潮，白色恐怖籠罩全國，反動軍事力量在各處都大大超過革命力量。從湘贛邊界來說，群眾沒有充分發動起來，本來就很薄弱的兵力又分散使用，各自為戰，行動不統一，進攻目標卻是湖南的中心城市長沙。可見這個計劃本來就是脫離實際難以實現的。所以，暴動一開始，參戰的各團就先后失利。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當機立斷，改變原有部署，下令各路起義部隊停止進攻，先退到瀏陽文家市集中。9月19日，各路人馬齊聚文家市，原來的5000人已經銳減到1500多人了。在當晚的前委會議上，毛澤東清醒地對客觀形勢作出判斷，認為當地農民起義並沒有形成巨大聲勢，單靠工農革命軍的現有力量不可能攻佔國民黨軍隊強固設防的長沙，湖南省委原來的計劃已無法實現，於是斷然主張放棄進攻長沙，把起義軍向南轉移到敵人統治力量薄弱的農村山區，尋找落腳點，以保存革命力量，再圖發展。

就在中共前敵委員會作出這個決定的同一天，中共中央根據共產國際駐長沙代表馬也爾的報告，發出《中共中央給湖南省委的信——關於執行長沙暴動計劃問題》，指責湖南省委對於株洲、醴陵、平江、瀏陽農軍之退走“亦取放任的態度”是“臨陣脫逃”，“中央認為長沙暴動雖已不幸的失去很好的機會，但客觀上湖南暴動的前途仍然尚有希望，此時省委應一面命令萍、瀏、平一帶工農軍進攻長沙，一面立即爆發長沙的暴動。茲特派任××同志來湘全權代表中央指揮省委執行原定暴動計劃，不許絲毫游移”（《秋收起義》（資料選輯），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年，第53頁。）。但是，中央這封信送到湖南時，秋收起義剩余的部隊早已開拔南下，湖南省委也就無法執行這個命令了。

從進攻大城市轉到向農村進軍，這是中國革命史中具有決定意義的新起點。從形式上看這似乎是后退，其實這是一個突破性的進展。它既符合當時中國的具體情況，也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則。鄧小平1978年在談到中共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時說道：列寧曾經領導布爾什維克黨在帝國主義世界的薄弱環節俄國搞革命取得勝利，我們中國軍閥分割，先到敵人控制薄弱地區搞革命，這在原則上是相同的，不過，我們不是先搞城市而是先搞農村（ 《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26—127頁。）。1980年8月，鄧小平答意大利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問時還說過：“沒有毛主席，至少我們中國人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的時間。毛主席最偉大的功績是把馬列主義的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實際結合起來，指出了中國奪取革命勝利的道路。” （《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45頁。）鄧小平的這個論斷，是有深刻的歷史內涵的。

第二，毛澤東在井岡山斗爭的實踐中探索出政權建設新辦法——建立工農兵政府。工農武裝割據的實質和核心就是建立自己的政權，但如何建立工農群眾自己的政權，並沒有現成答案，隻能在實踐中摸索。1927年11月，工農革命軍攻克茶陵縣城並成立縣人民委員會，派部隊中的譚梓生擔任縣長，其他人員仍是國民黨政府時期的舊人，一切按舊政府模式，如升堂審案、收稅派餉等，衙門還是原來的衙門，群眾對此十分失望。毛澤東得知后深感問題嚴重，立即指示新政權必須廢除國民黨舊政府那一套，於是推舉一個工人代表、一個農民代表、一個士兵代表組成湘贛邊界第一個縣級紅色政權——茶陵縣工農兵政府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第236頁。）。政府成立后馬上發布布告，號召廣大工農群眾起來革命，建立工農武裝，打土豪分田地，懲治土豪劣紳。之后，又建立起遂川、寧岡、永新、酃縣、蓮花縣和新遂邊陲特別區蘇維埃政府。各區、鄉也建立了蘇維埃政府，並頒布了反映勞動群眾要求和願望的政綱，確保工農兵行使當家做主的權利。這種新型的工農兵政府深受工農群眾的擁護和歡迎，是在周邊白色恐怖下存在局部紅色工農兵政權的“局部人民執政”的新政權模式。這是“毛澤東對近代中國民眾心理的探索”，“為中國共產黨的發展壯大和新中國的建立與發展准備了社會必要條件” （李祥營：《毛澤東民主革命時期的民心觀及其當代啟示》，《中國井岡山干部學院學報》2013年第4期。），也成為新中國政權建設的雛形。

第三，毛澤東在井岡山斗爭的實踐中確立了黨的建設新途徑——把思想建設放在首位。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建立，標志著黨的工作重心從城市轉移到了農村，黨的主體從此置身於農村游擊戰爭的環境，並處於小資產階級汪洋大海般的包圍之中。在無產階級人數很少、農民和小資產階級佔人口絕大多數的廣大鄉村，建設一個具有群眾性的、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政黨，是一個十分艱巨的任務。

黨內無產階級思想與非無產階級思想的矛盾，在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初創時期大量表現為封建的家族觀念、地方主義、土客籍矛盾、雇佣思想、軍閥作風、自由散漫、書記獨裁、“農民黨”傾向、“獨立國”現象等等。對此，毛澤東明確指出：“邊界各縣的黨，幾乎完全是農民成分的黨，若不給以無產階級的思想領導，其趨向是會要錯誤的。”因此“無產階級思想領導的問題，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7頁。）這是中共黨史上第一次明確地提出思想建黨。毛澤東的這一思想，對加強邊界黨的建設，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是極為重要的，也是其建黨學說的核心和基石，是對馬克思主義建黨學說的重大貢獻。

毛澤東和邊界特委十分重視克服黨內的非無產階級思想。湘贛邊界各縣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通過的決議特別指出：“在黨的改造當中，應完全站在無產階級的觀點上，極力注意討論和執行黨的新政策，堅決與過去黨的小資產階級、自由獨立、浪漫的分子（原文如此——筆者注），嚴密防止‘獨立國’的傾向。”（ 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黨史資料征集編研協作小組等編：《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上），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年，第189頁。）同時，毛澤東特別強調加強黨內教育，不斷灌輸無產階級思想。井岡山斗爭時期先后創辦了工農革命軍軍官教導隊和軍地黨團活動分子訓練班，教學課程除了學軍事，就是學政治， （《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5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207頁。）毛澤東還親自給大家講政治課。

經過在實踐中的不斷探索，毛澤東成功地解決了如何把處在農村游擊戰爭環境中的黨建設成為真正的無產階級政黨這一重大問題，探索了落后國家馬克思主義政黨永葆先進性和純潔性的奧秘，初步形成了黨的建設的基本思想。

第四，毛澤東在井岡山斗爭的實踐中解決了農民的根本利益訴求——土地問題。毛澤東來到井岡山后不久，通過在寧岡、永新等地廣泛的社會調查了解到：“邊界土地狀況：大體說來，土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在地主手裡，百分之四十以下在農民手裡。” （《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68頁。）他清醒地認識到，黨和紅軍要在這裡站穩腳跟，就必須滿足廣大農民對土地的迫切要求。1928年五六月間，毛澤東三次到永新領導分田運動，並詳細總結塘邊村分田經驗，親自起草分田臨時綱領十七條，把深入割據地區的土地革命作為鞏固、擴大根據地的一項重要政策措施，拉開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土地革命的序幕。此后，他又在總結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一年來土地斗爭經驗的基礎上，制定了井岡山《土地法》。這個土地法規定“沒收一切土地歸蘇維埃政府所有”，將以鄉為單位、以人口為標准平均分配土地作為主要辦法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260頁。）。這部土地法不僅直接指導了湘贛邊界的土地斗爭，也為后來中央蘇區大規模的土地斗爭提供了鮮活而寶貴的經驗。后來在中央蘇區，毛澤東對中國農村階級狀況的認識更加細致和切實，不僅進一步嚴格區分中農和富農、富農和地主，還提出“富裕中農”這個具有深遠意義的概念。

以上幾個方面的斗爭實踐中，毛澤東特別注重調查研究。這也是毛澤東思想形成的主觀條件。

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中共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如何動員廣大民眾深入開展土地革命，如何壯大人民武裝。中共早期領導人解決這個問題的方略，有的是問共產國際要指示，有的是向“馬列本本”找答案。毛澤東走的則是另一條路：以馬列主義為指導，深入實際，調查研究。

毛澤東在井岡山的革命斗爭實踐，無論是武裝斗爭、土地革命，還是根據地建設，對他自己和全體共產黨人來說，都是前所未有的挑戰。毛澤東比別人高明之處就在於，他既是理想主義者，又是現實主義者。在道路探索的過程中，他既注重理想，又注重國情。

大革命時期，毛澤東寫出了著名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駁斥了對農民革命斗爭的種種懷疑和指責，提出了解決中國民主革命中農民問題的理論和政策。井岡山斗爭時期，他又對湘贛邊界各縣進行了廣泛的社會調查，寫出了《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一文，提出了“工農武裝割據”的光輝思想，論証了中國紅色政權發生發展的原因和條件。隨后，他利用開展游擊戰爭的空隙，深入實際，調查部隊存在的各種問題，起草了《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的決議，總結了紅軍建設的經驗，提出了新型軍隊建設的基本原則和具體措施。毛澤東后來還在江西尋烏縣作了他所有社會調查中規模最大的一次調查。他把這次調查的結果整理成《尋烏調查》，共5章39節，8萬多字。經過這次調查，毛澤東了解了城市商業狀況，掌握了分配土地的各種情況，為制定正確對待城市貧民和商業資產階級的政策，為確定土地分配中限制富農的“抽肥補瘦”的原則，提供了客觀依據。

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毛澤東特別注重提煉總結。他曾經坦言，共產黨是靠總結吃飯的。井岡山斗爭時期，毛澤東既善於獨立思考問題，又善於集中大家智慧，從而作出正確的決策和部署。1927年工農革命軍攻下茶陵后，毛澤東對這次戰斗的經驗教訓進行了認真總結，首次宣布工農革命軍應當擔負起三大任務：第一，打仗消滅敵人﹔第二，打土豪籌款子﹔第三，做群眾工作（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238頁。）。這就使部隊的政治工作、軍事斗爭有了更加明確的目標。而“敵來我走，敵駐我擾，敵退我追”十二字訣也是毛澤東總結井岡山斗爭實踐經驗的結果。這十二字訣成了后來十六字訣的最初藍本，奠定了紅軍游擊戰的基本原則。毛澤東對井岡山斗爭經驗進行系統總結，從理論上闡述並回答了中國革命如何發展的問題，寫下了《井岡山的斗爭》《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光輝著作，成為指導中國革命的有力的理論武器。

從1927年10月率部來到井岡山，到1934年10月紅軍離開江西開始長征，毛澤東先后進行了寧岡調查、永新調查、尋烏調查、贛西南土地分配情況調查、興國調查、長岡鄉調查和才溪鄉調查等，撰寫了大量調查研究報告。正是這些調查研究，使毛澤東能夠從實際出發，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為中共了解中國國情，制定民主革命的戰略策略，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提供了基本的客觀依據和理論指導。

毛澤東思想是黨的寶貴精神財富，是我們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征程中，堅持中國道路、弘揚中國精神、凝聚中國力量的行動指南。（本文作者中國井岡山干部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