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接全國抗日高潮的到來

黨的全國代表會議和白區工作會議會場

在中國革命進程和國共關系即將發生重大變化的轉折關頭，為了使全黨明確認識當前的形勢、任務以及黨的政策、策略，做好迎接大轉變的思想准備，中共中央於1937年5月至6月，先后在延安召開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當時稱蘇區黨代表會議)和中國共產黨白區工作會議。

黨的全國代表會議是5月2日至14日舉行的。出席會議的有來自根據地、國民黨統治區和紅軍中的黨組織的正式代表218人，列席的有64人。會上，張聞天致開幕詞，毛澤東作《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的報告和《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斗爭》的結論，博古作《組織問題》的報告，劉少奇、朱德等作專題發言。

毛澤東在報告中分析中日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以及國民黨的政策由內戰、獨裁和對日不抵抗開始向和平、民主和抗日轉變的總形勢，提出了鞏固和平、爭取民主和早日實現抗戰的三位一體的任務。報告指出，爭取民主是新階段中“最本質的東西”，是“中心一環”。為了實現這一任務，必須立即實行兩方面的民主改革：一是將國民黨的一黨獨裁的政體，改變為各黨派各階級合作的民主政體﹔二是保証人民的言論、集會、結社自由。進行這兩方面的改革，是建立真正的堅實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必要條件。

報告總結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歷史經驗教訓，闡明了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堅持無產階級領導權的極端重要性。報告強調指出，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領導，這是革命成敗的關鍵。為了實現無產階級的領導，共產黨必須正確地提出基本的政治口號和動員口號﹔共產黨人在為實現這些口號所規定的具體目標時，應起到先鋒模范作用﹔必須正確建立和發展與同盟者的關系﹔必須發展共產黨的隊伍，保持思想的統一和嚴格的紀律等。

報告最后指出，在黨內，必須繼續反對關門主義、冒險主義，爭取更多的群眾，以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同時，也要警惕右傾錯誤在新的形勢下復活，以免使革命事業遭到失敗。在結論中，毛澤東批評了否認國民黨轉變的“左”的錯誤。

為了順利地貫徹執行黨的政治路線，毛澤東在結論中系統地論述了干部問題、黨內民主問題和全黨的團結問題。關於干部問題，他指出：指導偉大的革命，要有偉大的黨，要有許多最好的干部，要自覺地造就成萬數的干部，要有幾百個最好的群眾領袖。他提出要“懂得馬克思列寧主義，有政治遠見，有工作能力，富於犧牲精神，能獨立解決問題，在困難中不動搖，忠心耿耿地為民族、為階級、為黨而工作”的干部標准。他要求黨的干部“不要自私自利，不要個人英雄主義和風頭主義，不要懶惰和消極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義”，而應當“是大公無私的民族的階級的英雄”。並指出：“這就是共產黨員、黨的干部、黨的領袖應該有的性格和作風”。關於黨內民主和維護黨的團結問題，他提出要“依靠實行黨的民主集中制去發動全黨的積極性”，強調“在新時期，集中制應該密切聯系於民主制。用民主制的實行，發揮全黨的積極性。用發揮全黨的積極性，鍛煉出大批的干部，肅清宗派觀念的殘余，團結全黨像鋼鐵一樣”。

黨的全國代表會議通過了毛澤東的報告，批准了從遵義會議以來中央的政治路線。這次會議為迎接全國抗日戰爭的到來，在政治上、組織上做了重要的准備。

黨的全國代表會議結束后，緊接著於5月17日至6月10日召開中國共產黨白區工作會議。出席會議的有北方局及其所屬的北平、天津、河北、山西、河南、山東、綏遠等地黨組織的負責人。張聞天、劉少奇主持會議。

這次會議總結八七會議以來特別是瓦窯堡會議以來華北地區白區工作的經驗，比較系統地揭露和批評關門主義和冒險主義的錯誤，著力引導全黨沖破“左”傾思想的禁錮，思考和分析過去白區工作遭受挫折的教訓，徹底否定錯誤的工作指導方針。會議著重闡明在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的新形勢下，黨在整個白區工作中的基本方針、策略和任務，以及為實現這些方針、策略和任務必須做的黨的組織工作和群眾工作，為白區工作的徹底轉變發揮積極的推動作用。

5月17日，劉少奇在會上作《關於白區的黨和群眾工作》的報告，闡明了白區工作實行徹底轉變的必要性。他指出，這種轉變有兩重性質，一方面是因為環境的變動和新的任務，需要改變黨和群眾工作的工作方式、組織方式和斗爭方式﹔另一方面，因為黨內還存在著嚴重的關門主義、冒險主義的歷史傳統，需要肅清與改變。后一種改變是決定一切的東西。報告還闡述了黨與群眾的關系，公開工作與秘密工作的關系，領導群眾斗爭的策略以及黨的思想轉變等問題。

由於這時中共中央還沒有對過去工作中的嚴重”左“傾錯誤作出明確的系統的結論，一些同志在討論劉少奇的報告時，還不能擺脫以往”左“的思想的影響，以致在一些問題上出現分歧。這些分歧主要表現在對於白區工作的評價、工作轉變和策略方針等問題上，中心問題是黨對過去白區工作的指導是不是犯了“左”傾路線錯誤。

6月1日至4日，張聞天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黨對白區工作的路線、方針問題。毛澤東在6月3日會議的發言中指出：劉少奇的報告基本上是正確的，錯的隻在報告中的個別問題上。劉少奇對白區工作有豐富的經驗，他在實際工作中領導群眾斗爭和處理黨的關系方面，都是基本上正確的，他懂得實際工作的辯証法。在毛澤東發言后，張聞天在會議的結論報告中也指出：劉少奇在白區工作會議上的報告基本上是正確的，他在北方工作是有成績的。6月6日，張聞天在黨的白區工作會議上所作的《白區黨目前的中心任務》的報告中，按照中央的精神，從總的方面肯定劉少奇的報告，批判了關門主義，並要求黨在白區的實際工作中貫徹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6月10日，即白區工作會議結束的當天，張聞天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討論北方局的工作問題。會議通過了劉少奇的工作報告。會議決定仍給華北派一個中央代表，楊尚昆、彭真等負責北方局的工作。

黨的全國代表會議和白區工作會議以后，黨積極開展了以爭取民主為中心的鞏固和平、促進團結、實現抗戰的各項工作。

針對國民黨計劃於1937年11月召開一黨包辦的國民大會，中國共產黨公開向全國人民說明，國民黨政府關於國民大會的選舉、召集和任務的規定是不民主的，呼吁全國各界聯合要求國民黨政府對政治制度實行徹底的民主改革，取消限制人民民主權利的各項規定﹔主張民主選舉國民大會代表，廢除圈定和指定代表的辦法﹔提出大會的任務不應限於通過憲法，而應擴大到討論和制定抗日救亡的方針等。同時，要求國民黨政府立即釋放被無理起訴的沈鈞儒等七位救國會領袖。中國共產黨將以上主張直接向國民黨提出。

中國共產黨的這些主張，得到許多黨派和廣大進步青年的贊同。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影響不斷擴大。一些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和地方實力派表示願意同共產黨合作。一批又一批的進步青年從全國各地到陝甘寧邊區或延安參觀學習。1937年5月3日，馮玉祥發表實行中蘇聯盟、擴大愛國抗日運動、保障公民自由、組織並武裝民眾、立即停止“剿共”軍事等五項抗日救國綱領。6月，上海市民4000多人上書請願，要求國民黨政府釋放沈鈞儒等七位救國會領袖。山東、廣西、四川、山西等地的地方實力派也同共產黨進一步聯系，表示願意共同救亡。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的代表在6月6日到達延安，表示同意共產黨的抗日主張，並願合作抗日。

在這期間，中國共產黨同國民黨的談判也取得明顯進展。1937年5月下旬，國民黨派出由涂思宗、蕭致平率領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西安行營考察團(簡稱中央考察團)到達延安。他們考察了抗日軍事政治大學、中共中央黨校和各武裝部隊，受到中共中央和延安各界群眾的熱情歡迎。中央考察團表示願將延安各界對國共兩黨合作的願望和誠意轉達南京政府，以迅速促進對日抗戰的實現。6月上旬，蔣介石與周恩來在廬山談判。蔣介石對中共方面提出的民族統一綱領(草案)不予置理，而建議成立國民革命同盟會，主張兩黨一切對外行動及宣傳統由同盟會討論決定，由他擔任擁有最后決定權的該會主席的職務。他甚至還提出要毛澤東、朱德“出洋”的無理要求。但與此同時，他又對周恩來表示：共產黨可根據以前申明，發表與國民黨合作宣言﹔南京政府在這一宣言發表后，即發布紅軍改為國民革命軍的三個師的番號，委任師長，三個師的人數定為4.5萬人﹔陝甘寧邊區政府的正官長由共產黨推擇國民黨人擔任，副官長由邊區自己推舉，可由林伯渠擔任，邊區的事由邊區政府自己辦理﹔國民大會的240名指定代表名額中，可指定共產黨代表，對其他各黨派，由國民黨盡量選定﹔被關押在獄中的共產黨人，由國民黨分批釋放，等等。周恩來堅決拒絕要毛澤東、朱德”出洋“和國民黨人任邊區政府正官長等要求。對於組織國民革命同盟會的問題，他表示須請示中共中央。在這次談判中，蔣介石雖然仍表現出企圖削弱和控制共產黨的活動、限制人民的民主要求等傾向，但是，上述承認國共兩黨合作的表示，畢竟是有利於實現全國抗戰的。國共合作的形勢已漸趨明朗化。

為了做好進行抗日戰爭的准備，中共中央還特別重視加強人民軍隊和根據地的建設。各地黨組織都注意擴大和發展軍隊。到全國抗戰爆發前，正規紅軍、地方紅軍、游擊隊和東北抗日聯軍發展到10萬人左右。部隊的政治教育和軍事訓練都有所加強。陝甘寧邊區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人民生活等各方面，進行了整頓和建設。邊區以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為中心，包括陝西、甘肅、寧夏三省各一部地區，共20余縣，200萬人。這個地區雖然地廣人稀，經濟、文化比較落后，但在政治上民主團結，生氣勃勃，群眾抗日熱情高漲，各項抗日准備工作在邊區政府率領下切實地進行，成為全國最進步的地區。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上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