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梨園口到星星峽——記西路軍歷史的最后一頁

油畫《戰斗中的西路軍婦女團》

1936年10月下旬，紅軍第三十軍、第九軍、第五軍、騎兵師、特務團、教導團、婦女團加上總部機關共21000余人，先后在甘肅靖遠地區西渡黃河，於11月上旬組成西路軍，總指揮徐向前，政治委員陳昌浩。為便於統一領導，領導機關為軍政委員會，主席陳昌浩，副主席徐向前。

西路軍在甘肅境內河西走廊的進軍途中，與西北回族軍閥馬步芳、馬步青等數倍於我之敵軍進行了大小數百次浴血奮戰，用無數英烈的鮮血在我軍戰史上寫下了一頁可歌可泣的悲壯史篇。

1937年2月倪家營子戰斗以后，3月中旬的一天，徐向前總指揮把我（當時我任總指揮部情報科長）叫到他的指揮部，問：

“有無祁連山地圖？”

“有，是一個月前調查時繪制的草圖。”

“拿來我看。”

我回去迅即將草圖呈上，徐總指揮邊看邊問：

“有無祁連山向導？”

“有，是個少數民族，一個月以前物色的。”

“可靠不可靠？”

“以上賓待之，感情相處很好，並給了他一套少數民族服裝，一支槍，一匹馬。”

徐總指揮接著說：

“今晚行軍集合時，你帶向導到集合地點找我。”

當日未下達行軍命令，從行進的方向，知道要進祁連山了。徐總指揮邊走邊問山裡的情況。

入夜，紅三十軍歷經血戰保留下來的部隊從梨園口進山，宿梨園堡。這是個不大的鎮子，約有近百戶人家，依山筑有圍牆。部隊立足未定，敵軍即銜尾追來，包圍了梨園堡。經過激烈戰斗，我軍突圍再次被迫向深山轉移。在行進的路上，曾傳六、黃火青和我同行時，遇到三十軍政委李先念，他叫我們留下隨三十軍行動（當時總指揮部機關干部統統編入干部團）。不幾日，傳出消息說，中央同意徐（向前）陳（昌浩）離開部隊，並成立西路軍工作委員會，以李卓然為書記，李先念為副書記。

部隊沿祁連山脈西進的途中，敵情不明，路線不清楚，食糧發生極端困難。一天傍晚，李先念政委要曾傳六（當時任西路軍總部保衛局長）、黃火青（當時任西路軍九軍政治部主任）和我三人一起，先行一步，設法解決食糧、路線和向導三個迫在眉睫的問題。如何完成這個任務，我們心中無底。歷史上清朝的軍隊對這一帶回族的反抗進行了血腥的鎮壓，回漢兩民族之間存在深刻的矛盾，加之敵人對紅軍進行造謠誣蔑，使祁連山區的游牧民族皆聞訊逃避，給我們的行動帶來極大的困難。

我們三人行至一個山頂上，天將黎明時，議論奔向何方，一種意見主張待天亮后在山上觀察，哪裡有情況就奔向哪裡，另一種意見認為游牧民族熟悉當地情況，當發現他們時，我們下山，他們早已跑掉了。商定兵分兩路，曾、黃二人在山上觀察，由我帶一名警衛員下山去闖。

我和警衛員拉馬下山后，天已黎明，忽然發現路面上有模模糊糊的羊、馬腳印和未干的羊糞蛋，判斷畜群離此不遠，隨即沿著這些腳印痕跡摸索行進，猛然間，山口的山頂上有人向我們開槍，並大聲高喊。我們驅馬加鞭向山溝裡急駛，果然有百十隻羊和一些馬在山溝的盡處，當一個牧民抱著一個幼兒正要跨馬逃走，我們趕上去把他拉住，他拿利刀向我們刺來，我的警衛員上前把刀奪下，不得不將他捆綁起來。縱觀四周，臨近山頂上有數十人，如果這些人下來，我們隻有兩個人就不好對付了。我看守著人，令警衛員盡快把羊群往回路上趕，可是羊、馬不聽使喚，來回打轉，我生氣地說，你來看守人，我來趕羊。我趕也是趕不動，經過親身經歷，方知牽馬趕羊並非易事。正在為難之際，忽然三十軍的一個參謀（因他有點耳聾，大家都叫他聾子，名字忘記了）騎著一匹騾子順路而來，不禁喜出望外，要他立刻回去報告，火速派部隊來。就這樣，食糧問題暫時解決了，也是出山前解決食糧困難的唯一一次。

這個牧民被帶回來以后，不吃不喝，哭泣不止。因為語言不通，隻得用手勢等向他示意說，出於無奈，才把羊、馬殺掉吃了，並當即取出金錠給他作賠償，他堅不收受，看表情是對我們不信任。可是，當他觀察到我們與原來的那個少數民族向導親密無間時，態度稍有緩和，經過再做工作，主要是在生活交往中來感化他，他的疑慮解除了，金錠也收下了，流露出一種信任和喜悅。待他情緒穩定后，我們便同他促膝而談，用打手勢，就地擺石子的方法，來確定地名、位置、地形、河流等，繪制成草圖。他還答應作向導給我們帶路。食糧，路線和向導這三項任務是出乎意料地順利完成了。先念同志等都非常高興。

部隊仍繼續西行，在草圖的前進路上有懸崖峭壁，車馬難以通過。我向先念同志等提議：部隊在原地露營，我和警衛員、向導連夜搜索前進，沿途設路標識別，如果有敵情或犧牲了，他人立刻回報﹔如果無法通過，立即回轉﹔如果可以通過，就地等候。就這樣，我們三人騎馬先行，當到達有障礙地點時，雖然山勢奇陡，但尚可通過，這真是天無絕人之路。我們就地休息等候，中午時分，部隊到達了。

我們一直在高山氣候中行進。征途中困難一個接一個，在迷失了方向之后，我們艱難地爬上一座山頂。山上，狂飚呼號，卵石滾飛，寒光照單衣，氣短腹中飢，令人難以支撐﹔腳下，山嶺像巨大的銀蛇亙臥南北。原來，這就是地理上的分水嶺，乃祁連山最高峰，海拔5500多米，依此來判斷我們所在的位置，山外對面便是肅州（酒泉）。

部隊西行到石包城以北一個地方時，來了一個自稱是國民黨某縣黨部書記長的人，持有一封致徐向前、陳昌浩、李卓然、程世才、李先念等人的誘降信，並威脅說，如果不投降，則要如何如何。當我們詢問安西城內情況時，該人說，劉呈德騎兵團已到達城內。我們半信半疑，仍繼續向安西城行進。在到達城邊時，城牆上槍聲四起，敵軍出動，把我軍包圍於城邊的村庄裡。這是出山以后與敵遭遇的第一次戰斗。看來，繼續西進的道路已被封鎖了。這時，李卓然同志找我談，要設法找到一條西進的路。安西城西有一條疏勒河，河面不寬，但河底淤泥甚厚，人畜過河下陷，不能跋涉。我派出一個得力的偵察員，找來一個過去走私的人，他說，離此不遠的河底鋪有一條很窄的石子路，走私的人從這裡偷偷涉水而過。當晚，我們在這條走私路邊插上標記，部隊撤出戰斗，從這裡過了河。

過河后，進入一個三角地帶。因為這裡是一片荒涼的不毛之地，一些老財們因戰亂攜帶家屬和財物躲在這裡避難，卻萬萬沒有料到紅軍要從這裡過河。第三十軍首長立即下令：不准沒收和搶佔這些人的財物，違者嚴懲，部隊很快從這裡直插安西至星星峽之間的紅柳園子。

4月26日黃昏之前，我軍尚有800余人到達紅柳園子，與跟蹤而至的敵人騎兵展開最后一次激戰，大家分頭突圍，一些同志沿公路走向星星峽，敵軍未予追擊。事后到了新疆才了解到，甘肅的馬家軍曾同新疆的盛世才訂有密約，以紅柳園子為界，越界者必遭反擊。因此，馬家軍深恐中伏擊，未敢對我追擊。

當時沖出包圍圈，會合在公路邊上的一些高級干部中，有李卓然、李先念、程世才、李天煥、曾傳六、黃火青、蘇井觀、宋侃夫等及其隨行人員和我，當大家一起商量今后的走向時，我建議向山裡走，這樣敵人要想捉我們就不那麼容易，而如果沿公路走向星星峽，敵人騎兵一追，難免遇難。大家同意，決定由我帶路再進山區。這裡是一片茫茫的戈壁灘，一時擺脫了敵人的追擊，大家衣服裡長滿了虱子，休息時便抽空捉害虫。戈壁灘上烈日當空，氣候極為干燥，又三天滴水未進，渴得嗓子象要冒煙，有一點救命的干糧也難以下咽，既渴又餓。這是進戈壁灘前我沒有料到的。回想當年過雪山草地時，沒有干糧，還能以野草充飢，一時還不致餓死，現在幾天滴水未入，相比之下，更難以忍受。就在這時，忽然看到遠方有一片淡綠色的汪洋大海，大家高興地奔去，走到跟前什麼也沒有，回頭一看，又是一片汪洋，於是認為走錯了方向，又往回奔，仍然是一場空。兩次奔跑，大大消耗了體內的水分，疲憊已極。靜下來一想，莫非就是“海市蜃樓”！在無可奈何時，一位同志的馬不見了，他去找馬，發現這匹馬嗅到了水，於是馬上回來告訴大家，立刻奔向這個有水的地方。這是一個方圓約十幾平方米的積水潭，深處不足二米，水面上綠苔叢生，孑孓在水中游動。見到這救命的水，同志們的興奮之狀難以言表。大家喝足吃飽后，蘇井觀同志幽默地說，我這衛生部長也不講衛生了。

大家邊休息邊商定：奔向星星峽。當時由於對新疆的情況不了解，不准備在新疆久留，僅准備做匆匆過客。為預防萬一，便各自編造自己的身份，如醫生、文書、馬夫等。行進中隱約看到遠處兩山環抱，中間洞開，顧名思義，知道這裡就是甘新交界的星星峽。忽然看見對面開來一輛大卡車，莫非是敵人搜索來捉我們？！先念政委命令：立刻臥倒，准備戰斗。汽車上的人發現我們后，立即停止前進，並手搖紅旗向我們示意。這下子把我們弄糊涂了，紅旗是我們的紅旗，難道是敵人施計謀來捉我們？！車上的人仍在原地搖動紅旗。於是，先念向曾傳六、黃火青和我說，你們三人前去探個明白，我們在這裡准備戰斗。接觸后，車上的人自我介紹說：“我是副官，陳雲同志已到星星峽，知道你們在山裡，特地要我乘車來接你們。”為了弄清虛實，我們詳細詢問了陳雲同志的年齡、說話的口音、身材等情況，以及已到達星星峽的同志們的情況，經過對話和觀察，方知確是自己的人。於是我們三人回身告訴其他同志說：“你們來吧，是自己的人，來接我們的。”大家乘坐這輛卡車到了星星峽。看到陳雲同志時，每個人都不禁淚如雨下。陳雲同志說：“你們辛苦了，你們是黨的財富，到后方好好休息，恢復身體。”次日，到達星星峽的400多位生死與共的戰友們在一起慶祝了五一國際勞動節。隨后同乘汽車去迪化（今烏魯木齊）。

從1937年3月12日進梨園口到4月30日抵星星峽，其間，整整49天。這是在人煙稀少、冷熱無常、飛砂走石的高山和戈壁灘上風餐露宿、飢寒交迫、獨身支撐的49天。也是諸位堅貞不拔、忠於革命的戰友同生死、共患難，終於勝利地躲開敵人追擊的49天。就此，寫下了西路軍歷史的最后一頁。

（摘自：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資料》，中共黨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