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抗戰爆發后國際形勢的變化
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引起國際形勢的變化。由於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的大國，世界各主要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都享有重要利益。日本佔領中國東北，打破了它們在中國的勢力均衡。日本全面侵華，進一步排斥西方各主要國家的在華利益，並削弱其在中國及遠東的地位。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這些國家的密切關注和不安。
全國抗戰爆發后，中國政府不斷向國際社會發出呼吁，表明中國的和平立場，並力求西方各主要國家出面干涉。但英、法、美等國出於自身的利益，在一個較長的時期內，打著“中立”和“不干涉”的旗號，對日本和中國抗戰均採取兩面政策。它們一方面表示同情和支持中國的抗戰，並給予中國一些物資援助，以牽制日本﹔另一方面又希望在不損害自己根本利益的條件下，犧牲中國部分權益，同日本達成妥協，以維持其在遠東殖民統治的舊秩序。
英國在中國有著巨額的投資，但它的戰略重點在歐洲。由於德、意兩國的擴張，歐洲形勢動蕩不定，英國根本無力對遠東局勢進行干涉，因此，它對日本全面侵華戰爭持觀望態度，並把避免英國和日本在遠東的敵對行為作為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標。它既擔心日本利用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之機，侵吞自己的在華利益，又擔心介入中日戰爭對己不利，所以只是要求中日雙方“克制”，並進行所謂“調解”，而不敢聯合其他國家對日本的侵略行為進行制裁。1937年12月，日軍在長江上攻擊多艘英、美船艦，“帕奈號”被擊沉，傷亡達數十人。事件發生后，英國曾一度拉攏美國，希望對日本聯合採取強硬行動。由於美國不願卷入對日本的直接沖突，英國的計劃最終落空。此后，英國對日態度更趨消極。1938年5月，長期把持中國海關的英國與日本在東京非法簽訂關於中國海關的協定。協定規定：日本佔領區過去積存的和以后收取的稅款一律存入日本正金銀行，並同意支付中國政府已從1937年9月起停止向日本支付的庚子賠款。英國在遠東地區對日本作出的這一重大讓步，使中國政府喪失了大部分海關收入，因而引起中國政府的強烈抗議。
法國對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也持中立態度。對於中國政府一再提出的購買軍火的要求，法國政府總是力圖回避。在日本的壓力下，1937年10月18日，法國內閣會議決定禁止通過印度支那運送軍用物資到中國。中國政府對法國的這種態度極為不滿，並展開積極的斡旋活動。經過中國政府的不斷抗議和交涉，中法兩國達成並開始一些合作項目。法國還允許軍用物資經印度支那轉運中國，但數量有限，且限制很多。
美國長期奉行“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的對華政策。日本的全面侵華戰爭，自然與這種政策不能相容。美國政府多次發表聲明，對日本侵略表示不滿。1937年10月5日，美國總統羅斯福發表著名的“檢疫隔離”演說，認為熱愛和平的國家應該一致行動，像隔離傳染病一樣隔離戰爭。他強調：僅僅依靠孤立主義或中立主義是逃避不掉戰爭的。但是，美國政府在國內各大財團的壓力和強大的“孤立主義”思潮影響下，未能採取實際行動對日本進行約束。盡管中國政府及國際正義輿論要求美國對日本進行經濟制裁，制止日本的侵略，但美國的許多公司和企業仍然與日本保持原有的貿易關系，繼續向日本出售可用於戰爭的物資。當在中國長江上發生日本攻擊英、美船艦的事件后，美國的孤立主義勢力擔心美國卷入沖突，要求美國政府對中日戰爭實施中立法。隨著日本侵略的進一步擴大，美國在遠東的利益受到損害和威脅趨於嚴重﹔而中國軍民浴血奮戰，把日本拖入持久消耗戰的事實，也使美國政府逐步認識到中國抗日戰爭在世界上的戰略地位，增強了幫助中國抵抗日本的信心。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隨之發生某些積極的變化。1938年7月，美國政府宣布：由於日本對中國軍民野蠻轟炸，美國政府強烈反對向濫施轟炸的國家出售飛機和航空設備，美國國務院將極不樂意地簽發此類許可証。美國政府的這一舉動被稱為“道義禁運”。美國的絕大部分企業對此採取了合作態度。
國民黨政府總是寄希望於英、美等國制裁日本，調停中日戰爭，因而積極推動以九國(中、美、英、法、日、意、荷、比、葡)公約簽字國為基礎的國際會議的召開。但1937年11月3日起在布魯塞爾舉行的九國公約會議(日本拒絕出席)上，中國代表多次發言，要求與會國對日本採取積極具體的制裁辦法，停止向它提供貸款和軍需物資，並向中國提供軍事援助。但英、美、法等國出於各自的戰略考慮和利害關系，態度暖昧，除了泛泛地發表譴責言詞、建議中日雙方停止武裝沖突外，根本不願率先制裁日本，暴露出十足的綏靖主義立場。參加布魯塞爾會議的中國首席代表顧維鈞事后評論說：“為應付遠東局勢而舉行的這次會議，一開始就表現出它主要不是一個向中國提供有效援助或解決中、日沖突的工具，而是一個為英、法提供擺脫困境的方法”，是“一次流產的國際會議”。
德國是日本的法西斯盟友。但是由於歷史的原因，從20世紀30年代初到中國全國抗戰初期，中德關系較為密切，兩國政府保持著比較多的經濟和軍事合作。在日本不斷加緊對華軍事侵略的嚴峻形勢下，中國政府曾把獲得全面軍事援助的希望寄托於德國。而德國政府也迫不及待地希望加強同中國的貿易，借以傾銷軍火，並進口軍備原料。中國抗戰全面爆發后，德國政府聲稱對中日沖突持中立態度，但是繼續維持著對中國的軍火供應，德國駐華軍事顧問也參與了對日作戰的指揮。1937年11月上旬和12月下旬，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充當日本的“說客”，兩次出面“調停”中日關系，要求中國政府接受日本提出的苛刻的“議和”條件。由於全國人民強烈反對妥協投降，蔣介石害怕“被輿論的浪潮沖倒”，拒絕了日本的要求。德國從其戰略利益考慮，為爭取與日本建立軍事同盟，於1937年11月同日本、意大利訂立反共公約。1938年以后，隨著法西斯分子全面控制德國政府，德國相繼宣布承認“滿洲國”、撤離在華軍事顧問、禁止軍事物資輸入中國。但是在中國政府的努力下，中德之間仍然存在相當數量的易貨貿易，大量的德國軍火通過蘇聯、印度支那和緬甸運入中國。
全國抗戰初期，蘇聯成為中國抗日戰爭的主要支持者。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也是對蘇聯的重大威脅，特別是日、德反共產國際協定的簽訂，矛頭直接指向蘇聯，客觀上促使了1929年以來中蘇對立關系的改善。1937年8月21日，中蘇兩國簽訂《中蘇互不侵犯條約》。中國通過該條約不僅從蘇聯得到政治上的支持，而且得到了大量的軍事和技術援助。1937年至1940年，蘇聯給予中國購買軍火的貸款共4.5億美元，居同期各國對中國援助的首位。蘇聯還先后派遣3000多名軍事顧問、軍事工程技術人員和2000多名志願飛行員來到中國，幫助中國制定作戰計劃、訓練飛行員。特別是蘇聯航空志願隊來華直接參加對日作戰，包括轟炸機大隊長庫裡申科和戰斗機大隊長拉赫曼諾夫在內的200多名飛行員，為中國人民的民族解放事業獻出了寶貴的生命。蘇聯的這種援助，對中國抗日戰爭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世界各國共產黨和愛好和平的人們，對中國的抗日戰爭也給予無私的支持和援助。蘇聯、美國、朝鮮、越南、老撾、柬埔寨、印度、緬甸、泰國、馬來亞、印度尼西亞、菲律賓、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奧地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國的友人和反戰的日本友人、德國友人，積極支持或參加中國人民的反侵略戰爭，不少人為此獻出了生命。加拿大、美國援華醫療隊的白求恩，印度援華醫療隊的柯棣華，美國著名進步作家、記者史沫特萊、斯特朗和斯諾，美國醫生馬海德，發起籌組中國工業合作促進會(簡稱工合)的新西蘭友人路易·艾黎等，他們全心全意支援中國人民民族解放斗爭的事跡和獻身精神，受到中國廣大民眾的永久懷念和高度敬仰。國際社會對中國抗日戰爭的援助，鼓舞著中國人民的斗志﹔中國人民首先在東方舉起反法西斯斗爭的旗幟，反過來又推動了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爭的發展。
中國共產黨反對民族壓迫，反對侵略戰爭，主張世界上一切愛好和平、反對法西斯侵略的民族和國家團結起來，結成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在抗日戰爭中，中國人民應集中力量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而不是同時反對一切帝國主義。中國抗戰首先是聯合蘇聯，同時還要爭取英、美及全世界所有反對法西斯侵略的民族和國家，結成廣泛的國際反法西斯統一陣線。當然，對英、美這樣的國家，既要警惕和反對他們危害中國人民的陰謀，也要看到他們同日本的矛盾，盡可能聯合他們共同反對日本侵略者。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下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版）